原文：“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
译文：孔子说：“君子庄重而不与人争执，合群而不结党营私。”
儒家认为君子是光明磊落的，正气凛然，所以君子不应该结党，而作为为政者更应该以天下大公之心为万民谋福祉，行天下之正道，作万民之表率。从古至今，以今及古，凡正派人，公道率真，方正坦荡“君子不党”。所以儒家认为党必为私，党必为过，党而不仁。对于结党之祸，无论是从儒家的理论上，还是后来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应该避免之！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官就一定要特立独行，不与人来往，没有朋友，而是说为官要做到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只要一心为公，天下人都是他的“党”，都是他的朋友！
儒家反对个人结党，尤其是反对在位的官员结党，而提倡君子不党，主要是为了防止小人在一起拉帮结派，“群居不义”，寡廉鲜耻，无恶不作。如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就是说小人聚在一起难免要抱圈子，拜把子，拉关系，搞宗派。所以孔子认为，“人之过也，各于其党。”（显仁篇），说的就是这回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身上的毛病、过错，往往与他周围的人有关系，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民间谚语说，“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以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说明人们有为了私利而结党的倾向，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官场就会有以私害公、危机整个社会的危险，所以孔子对其深恶痛绝。孔子对于小人的许多经典见解，如《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等，直至今天，也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写的好，“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说的就是防小人结党营私，而君子同为天下而走在一起无可厚非，与“君子不党”表述相反，而意思相同！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说法是自古就有的，只希望吾君能辨识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是以理想目标相同结成朋党；小人与小人，以暂时利益一致结成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呵。然而臣又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小人所喜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货财。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而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伪的。等到他们见利而各自争先，或者到了无利可图而交情日益疏远的时候，却反而互相残害，即使对其兄弟亲戚也顾不得。所以臣认为小人无朋党，他们暂时为朋党，是虚伪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所依据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和节操。用它们来修养品德，则彼此目标相同又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用它们来效力国家，则能够和衷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王的，只应该废退小人虚伪的朋党，而任用君子真正的朋党，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大治。”
儒家还认为，党而不仁，仁而不党。党与仁是相背离的。党必为私，仁见为公。党见必然排斥仁见，仁见也必然遭到党见的打击，这是党必然为过的关键所在。这在后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历代的朋党之争就是明鉴。朋党勾结于上层进行政治活动，多以私人关系相联系，或表现为在朝者内部不同势力的权力斗争，或是在野者部分人士连结试图影响朝政。任何一个党派的利益相对于天下利益而言，都是私利。事实证明以党为公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各个朋党在相争之时，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的事情、所提出的观点或解决的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否定对方，肯定己方，不辨是非，不讲原则。这对一个国家而言，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历史上的党政太多了，下面只举一个例子作说明。
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不同派别的争权斗争，史称“朋党之争”。宪宗元和三年（808），制科考试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抨击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叙用。到唐穆宗时，牛僧孺曾一度为相，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等，指斥李宗闵主持科考舞弊，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更趋复杂。朝廷大臣分化组合，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四十余年。李党领袖李德裕和郑覃皆出身士族高第、宰相之子，皆以门荫人仕，主张“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其理由是自幼漂染，“不教而自成”。而牛党领袖牛僧孺、李宗闵等，多由进土登第，反对公卿子弟垄断仕途；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两派各执一词。李党世代公卿，支持唐廷抑制强藩，因为节度使强大，影响他们的利益；牛党大多来自地方州郡，与藩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利害相关，主张姑息处之，希望朝廷承认割据事实。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问题上，双方态度也相去甚远……两党争持日久，最后变为意气相攻。除去不同利害，已无明显的政见不同。如当时朝堂宦官擅权，两党争相攀附权阉，以为援助。两党交替执政，相互攻伐，使腐败的朝廷更加混乱。唐武宗时，李德裕高居相位，将李宗闵贬斥流放封州；宣宗时，牛党得势，李党皆被罢斥，李德裕被贬死崖州。宣宗时牛僧孺病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唐文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儒家对于政党的估计在近代思想家卢梭那里得到回应，他与孔子一样认为政党是不可取的。他说“如果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末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这时候我们可以说，投票者的数目已经不再与人数相等，而只与集团的数目相等了。分歧在数量上是减少了，而所得的结果却更缺乏公意。最后，当这些集团中有一个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便只不过是一个个别的意见。”所以，“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任何一个政党都是特定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的表现。政党利益相对于国家利益和全民来说都是私利。鉴于政党的本质如此，卢梭主张要么完全不要政党，要么就应当有无数的政党。这样就可以做到尽量避免以一党之私取代全民之公。
下面是一位学友对裴度、欧阳修和滕甫三人对“朋党”讨论的对比总结，都体现儒家气概，摘录如下：
“对君子孔子说人的毛病，各于其党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私利，相互勾结，结成各自的团伙，这就是党朋。而这些党朋就被一些小人用来作为整人的工具，攻击人的炮弹。并且出现了许多为自己狡辩的论点，即中国唐宋时期的裴度、欧阳修和滕甫。裴度的“朋党”论。裴度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辨其正邪耳。”欧阳修的“朋党”论。欧阳修认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朋”。滕甫的“朋党”论。滕甫认为“君子无党”的：“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三种朋党论从字面上看似乎完全不同，实际上却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三人由于当时所处环境不同，所提出的朋党观点的侧重点也就不一样。裴度耻于与小人为伍，故有“君子必与君子为伍，小人必与小人为伍”之说。欧阳修当时因为范仲淹鸣不平，被一些朝野小人诬陷为朋党，才会说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朋”之说。滕甫没有像裴度或欧阳修那样的经历，他就来得较为超脱，他所谓的“朋党”，才是本来意义上的“朋党”。但他们的论点中都强调一个共同之处，即君子同德，小人同利。君子之间的“朋党”是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符合大众利益的基础之上。而小人之间的“朋党”则是建立在一种狭隘利益之间，完全是为自己的私利，彼此相互勾结，靠损害大众利益，来谋求个人的私利或小团伙的利益。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这类的朋党更是遍地滋生。没有朋党，也就不可能出现目前的贪污腐化。没有朋党，就不会出现那些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特权阶层。朋党不能等同于朋友关系，朋友之间有善恶之分，朋党之间只有利益关系，没有善恶之理念。所以自古就有“君子朋而不党”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