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今天下午接到陕师大录取通知书，全家人高兴的呀！妈也不知是哭还是笑，不时地用手揉眼睛。通知书没到，她总担心我考不上。通知书到了，她又担心我路上咋走，那个愁呀！说，一个女孩儿家，第一次出远门，路上又乱，没个伴，家里人咋放心呢？
我说没事，一个人能走的。人家到外国留学，飘洋过海，几万里，也一个人走哩，新疆到西安，才几千里路算什么？没事的。
妈叫我别犟，说明天不叫他送，就叫他爸送，反正得陪个人一起去。十七八年，好容易把你养这么大，叫人家拐了去，妈上哪去找你！还有大包小包这么多行李，你一个人走，说什么，妈也不放心！
看妈只是流泪，没办法，最后我只好妥协，同意让他送。
自从我爸去世后，后爸爷儿俩，每年秋天，都从甘肃老家一起到新疆团场来帮助人家拾棉花。那一年，帮我家把地里棉花拾完了，他们就不回甘肃老家了，一老一小，就在我家住了下来。
我懂妈的意思。
但是，我没有办法。
他们一住下来，简直成了多余的人。我就觉得家里处处不自然，眼睛鼻子都碍事。我特别不想看到他们，更不想跟他们说话。每天天不亮，我就上学。天黑透了，才回家。一天三顿，我一个人端到自己房间里去吃，不跟他们坐一桌。我讨厌看到那两双可怜巴巴的眼睛。尤其讨厌他爸那粗黑的手，动不动就往我碗里夹菜，自己舍不得吃。他给我夹，我给他白眼，心里骂他讨厌，他都不知道。他每次夹给我的菜，我一点也不吃，偷偷地丢到桌下边，喂猫。
我知道，我这样做，妈心里是很难过的。她希望我能跟他们好，跟他们说话，叫声爸，叫声哥，把他们当自家人。
可是，我办不到，怎么努力，也办不到。一看到他们爷儿俩，总觉得像小数点后边除不尽的数字，多余。我只有一个决心，一定不考本地高校，一定要考内地大学，一定离开这个家！一定不跟这两个多余的人在一起。
这个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我终于要离开这个家了！终于要离开这两个多余的人了！
录取通知书在市招生办耽搁了，等送到下边团场连队，整整迟了三天。按通知书上的时间，我明天就得启程去西安。
于是，全家人连夜给我做准备，忙得整夜不得合眼，给我忙吃的，忙带的，大包小包，给我装行李。
忙完了，天都快亮了。
妈说我明天就要离开家了，今夜要跟我睡会儿。
可妈倒在我床上，老是睡不着。小声跟我说话：“秀，你明天就要离开妈了。”妈刚说话，就开始抹泪。“妈对不起你，秀。你爸死后，妈也是实在没法，才走这一步。妈又有病，这么多的地，浇水、上肥、用药、翻地……一年四季的活，家里没个男劳力，多困难哪！不用说供你上学了，就是每月的面粉也打不回来。你四年大学，少说，也要七八万！这钱哪来？还得靠他们爷儿俩包地不是？哎！妈也知道你看不起他们。女儿家，人大心大，妈也不怪你。天亮，你就要走了，妈也没什么别的话说，他送你走，你顺便叫他一声哥，好吗？他今年十九了，大你一岁。大一天也是哥哩是啵？哎！其实，这孩子也怪可怜的，从小没个妈！才十几岁，他爹就让他干大人的活。哎！没爹没妈的孩子都叫苦啊！”
妈说的话，我听在耳朵里，不吭声。我知道妈这一辈子不容易。爸死了，她那样困难，一个人累死累活地包地，也没让我辍学。这一点，我深深懂得，我知道妈心里很难受。但要我叫他爸，叫他哥，实在是难以办到。为了临行前能安慰妈一次，我把手轻轻地放到妈的手上。然后，慢慢地翻转身去，搂着妈的脖子，表示理解妈妈，愿意听妈的话。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爷儿俩早早就起来，又给我忙这忙那。忙完了，一个包一个包地告诉我，说哪个包里是吃的东西，哪个包里是用的东西，钱放在哪。一一点给我看。并以他们坐火车的经验提醒我，在车上要注意些什么。特别强调，出门在外，安全第一，不要把头手伸到窗外去，火车会车时是很危险的。上厕所要小心，进去后，先把里边的门插好。更不要在火车两接头的地方停留。叫我记住，在车上，不要吃别人给的东西，不与陌生人来往。
我没坐过火车，一点也不知道坐火车还有这么多规矩，只是点头，不作声。看到他们那样真诚，那样坦然，我很想最后对他们说句话。可好几次，要说的话都想好了，可到了嘴边，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叫爸叫哥的机会。
问心话，他爷儿俩，人并不坏，一老一小，两个老实疙瘩。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天生就是干活的命，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往地里下力气，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每天，天不亮下地，黑透了，也不见回家。平时，吃好吃坏，穿好穿坏，一声不吭。我家承包的一百多亩棉花地，路很远，离庄子有十几公里。别人家送肥、打药、收割，都有小四轮，我家什么也没有，只有两部架子车。从春到秋，他们父子俩就像两头牛似的，一人一部架子车，没白没黑地从家里往地里拉，又从地里往家里拉。就连到了团场拾棉花最忙的时候，他们也不让我缺一节课。说，念书的人，不能离开书，一离开，脑子就会瓷实的。
不管地里的活多么紧，每到下雨下雪，妈还叫他给我送雨伞，送雨鞋。
其实，我宁可淋着，也不愿意让他到我们学校去。每次，一见他走到学校大门时，老远地，我就偷偷地跑出教室，去接过他手里的东西，生怕班里的同学问我他是谁。后来，他很自觉，一次也不往学校大门里边走，就站在学校前面路边的林带里，淋着雨，等我放学出来。身上披块塑料布，头上脸上直往下流水，从不撑开我的小花伞。
如果我不带任何偏见和妒意的话，其实，他长得并不算难看，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乌黑的头发，亮亮的眼睛，眉宇间还带有几分帅气。新疆一天十五六个小时的日照率，将他晒得又黑又瘦。戈壁滩上火一样的漠风，将他吹得又干又枯。咋一看，就像是一个巴基斯坦过来的小男人。要是命运对他公平些，让他像幸福家庭的孩子一样上学，我敢说，他比我们班上许多男生都长得好看，他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
可是，他也很不幸，妈妈死得早，靠他爸把他拉扯大。甘肃老家，黄土沟沟里，穷！上完小学，上不起初中。来到我家那年，他才十五岁，我妈也想让他继续上学。可我家承包了连队一百多亩棉花地，他爸一个人起早贪黑干不完，就早早地拿他当成了整劳力使。整天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上烤烈日，那单单的肩背上，每年都要晒脱几层皮。
轧嘎轧嘎！轧嘎轧嘎。
经过大提速的火车，在全速行驶！不时地穿过村庄，穿过山洞，穿过戈壁，沿着无尽的轨道，一直向前！向前！将我与家的距离越拉越长！越拉越长！
我望着车外陌生的村庄，追看道旁每一个陌生的行人，第一次有了离家的感觉。这种感觉，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好想妈妈！我好想死去的爸！心里好想哭！我知道，这一去，不是永别，实如永别，肯定要很久很久或者过年才能回一次家的，那个团场连队的小房子还是我的家吗？哎！对我来说，家的全部概念，也只是妈妈而已！
我从车窗往外看，看农田里劳作的妇女，想从中看到妈妈。然而，每处的农田都一样，每处劳作的女人都一样。看她们那样辛苦，我心里觉得好欣慰，我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是妈妈让我成为大学生。
想累了，我就把头放在小茶桌上，假睡。反正不想朝对面看。我知道，他，正端坐在那儿，双手夹在两腿中间，也在朝窗外傻看。他在看什么呢？
我下意识地朝对面的他瞥了一下，他像根木头桩子似的，不说，也不动，眼睛永远那样老老实实地看着窗外。我下意识地瞥见他额头上那块暗疤，心里马上想起来了，那块疤，是他来到我家第二年留下的。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天气特别闷热！记得那天下午学校没课，我一个人在房间做题。忽听一声雷响，跑出来看看，西北天空，乌云翻滚。妈叫把电灯关了，说要下冰雹！说完就朝地里喊他：小军！你们快回来！要下冰雹了！他和他爹还没跑到家，狂风暴雨接踵而来！黑黑的狂风，卷起地上一切！风沙扑得人眼睁不开！只见房上盖的油毡，也被大风卷起一角。妈慌得到处找东西压！只见他眼疾手快！一个蹶子，飞身上了柴禾垛，又从柴禾跳上房顶，用身子死死压住飞起来的油毡，大声喊他爹递绳子给他。他用绳子从房前兜到房后，将油毡兜住。他刚从房上下来，一阵冰雹哔哔啪啪地砸下来，一个蛋大的冰雹正好砸在他的前额上，鲜血直流。
现在回忆起那场雹灾里的战斗，我还些心有余悸哩。可他一点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永远是那样老老实实看着窗外。身上那件白底碎紫花的白的确凉短袖，板板正正地穿得十分贴体。这件短袖并不是专门为他做的，是他爸去年买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嫌难看，土死了！就扔给妈。妈就给了他穿。平时他也舍不得穿，为了送我，昨晚才拿出来穿。我妈看看，觉得有些不合适，这么大的小伙，出远门，也没件新衣裳。就给了他五十块钱，叫他到西安大城市，买件合适的衬衫。他爸不应。说，在家里干活的人，不用花啥钱，钱留给出门念书的人花。硬从我妈手里将那五十块钱夺过去，塞到我的行李包里。
想想这些，我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也想跟他说句话，又不知道说什么，咽了咽，还是没开口。
他也知道，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跟他说话的，车上陌生人更不会跟他说话。所以，他也就死心踏地一个人看着车外不停地流动的景物线。
一天一夜过去了。
我才知道，坐火车原来是很累很无聊，又很无奈的。我和他在一个流动的，在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里，各人想着各人的心思，我恍恍惚惚地憧憬着我的大学生活，和大学毕业后美好的未来。没人能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而同坐在一个车厢里的旅客，根本不知道我和他是一起来的，更不知道我和他还是一家人。
我有时也觉得十分寂寞，着实想跟他说句话，打破这种无聊的沉闷。但是，几次努力，都没有成功。
听人家说，火车快到兰州了。再有一天，就到西安了。
也就是说，我们之间，已经是两天一夜，五十多个小时，没互相说过一句话。有时，他去给我打杯水来，啥也不吭，那么悄悄地放在我跟前的小茶桌上。
我看书。
他不看书。
我不吃车上的饭，吃干粮。
他饿了，就自己买一点饭吃。
轧嘎轧嘎！轧嘎轧嘎……
崭新的列车，就像一条巨大的彩鳗，缓缓地进了兰州站。
广播员说，停车10分钟。
火车一停，那些卖东西的人，一窝蜂地拥到车厢两边，一个个拍着车窗叫卖。
我看见一个卖五香花生的乡下妇女，问：“哎，花生多少钱一包？”
“一块。要不要？”那个乡下妇女拿起一包花生，举在手里，问。
我拿出一张五块钱。说：“买两包。”
那乡下妇女收了钱，先给了我两包花生。旋即，手在袋子里抓了抓，不找钱，掉头想走。
我吓得正要喊，只见他眼捷手快，立即从车窗中探出大半个身子，一把将那个乡下妇女的头发薅住，命令似地：“找钱！”
天！他那样子好凶也！我第一次看到他那样怒不可遏！那样有男子汉气魄！假如那个乡下妇女再不老老实实找三块钱给我，他一定会把她从车窗里提进来的。
我接过那妇女找来的三块钱，转身，要坐下，一个刚在兰州上车的中年男子，手里拽着两个大包，一头汗，走到我跟前，要把行李往我旁边放，准备在我一边坐下。我最讨厌陌生男人靠我坐，身子就往一边的空地方挪，无声地去强占那块本不属于我的领地，千方百计地想挤兑他。
当我正感到有些敌不过这个强大的对手，他马上主动站起来，毫不客气地说：“对不起！那个座位有人哩。”
那个中年男子一听，马上又抓起自己的包，自言自语说：“有人？人在哪？”
“下车买东西去了。”他虎着脸，一字一顿地告诉那人。
天晓得，关键时候，他竟能使出点小阴谋？并且那样大义凛然，脸不红，心不跳。
看他那种不容置辩的神情，如果那个中年男子再噜嗦一句，他会把他的包扔到过道里去的。
见这个黑小子态度如此强硬，又穿件男不男女不女的花衬衫，那中年男子肯定将他与时下小愤青们想一块去了。便不敢再缠，拽起包就走。走两步，不服地又回头对我看看，对他看看，似乎把又白又文静的书生女孩，跟又黑又瘦的巴基斯坦小巴郎，始终无法联系到一块。疑里疑惑地问：“她是你什么人？”
“是我妹妹。咋啦？查户口啊？火车上只查身份证，哪有查户口的？”他又抬起脸来，十分果断地将那个强大的对手彻底顶走。
那中年男子气得朝我瞪一眼，又信又不信，拽着包，艰难地继续向前找座。
等那中年男子走远了，他才恢复了先前的平静，安详地看着窗外。
我偷偷地对他看了一眼，危难之中，挺身而出保护着我，我心里好生感激也。很想趁此机会，跟他说话，或者叫他一声哥。但是，嘴张了几张，两片嘴唇重得跟两片大石磨似地，终究没磨出个字来。手，无措地放到口袋里光摸……一摸，正好摸到那支旧“派克”笔，心里更觉得有些对不住他。
前年春天吧。
那天，我放学回家，发现我书桌上的东西好像被人动过，那本新练习本，无端地被人撕去两张。先撕下的那张，明显是写废了，开头还留有几个字：叔叔你……“你”字下边，涂涂塌塌，大概是想在“你”下边加上“心”，以表示尊敬，可是没加好，又重新撕下一张纸。
我敢肯定，这准是他在我书房里给他甘肃老家的叔叔写信了。马上气不打一处来，哼！越来越放肆了，敢到我的书房来捣乱！打不着山中虎，就拿炕头猫出气，我大声责问妈，谁动了我书桌上的东西。
妈说没有啊。又说，要么是郝军在你房里写信了。下午，家里的凳子都排到外边晒萝卜干了，他没处坐。
我一听，就顶我妈：什么好军坏军的？到我房间来干什么？他是什么人？敢到我的书房来？我越说越火，添油加醋地对妈放声大赖起来：看把这笔用的！我不要了（其实，那是支很旧的笔，还是上初中那年，我爸给我买的，笔套已经开了缝，用透明胶裹着）！
我大声嚷嚷，实际是吊起骡子给马听。因为，我从窗户里看到他从地里回来，正走到门外边。他见我发这么大脾气，又将手里的笔狠狠地朝妈扔过去，吓得一声不吭，转身进他们住的西边的小棚屋。
打那天起，我发现他每天夜里起得非常早，大约四五点就起床。然后，扶出他爸（实际是我爸留下的）那辆破自行车，在后架边叮叮当当地挂只铁皮桶，悄不声儿，消失在黑夜中，去替几户邻居往镇上牛奶公司送鲜奶。
从我家到镇上，来去有八十多公里，天亮前，还得赶回来跟他爸一起下地干活。
我妈说，这样起早贪黑会累坏的，不让他干。他爸说，让他自己找几个零花钱吧。
干不到一个月，我妈收了他的车钥匙，坚决不让他干了。
那一次期中考试的前一天，放学回家，我意外地发现书桌上放着一个红褐色的钢笔盒。我欣喜地打开一看，里面躺着支崭新的美国“派克”笔！哎呀！这么好的笔，谁买的！？怕要上百块钱吧？再看看，笔盒下边的纸上，还有三个字：对不起！——我认识，是他写的字，跟蟹爬的一样。
我拿着那个漂亮的笔盒，心中就像破了个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哎！接不接受他的笔呢？到底接不接受呢……接受的话，觉得自己平时对他太过分了点。不接受的话，又觉得这确实是支难得的好笔，真真实实叫人爱不释手！于是，我只好来了个闷着葫芦不开瓢，心照不宣，将笔悄悄地放进书包里，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天不亮上学，天黑回家，一天三顿，照样端到自己房间吃。虽然我嘴上没对他提笔的事，打那以后，我确实少给了他许多白眼。
而这支笔呢？一直伴随着我从高一，一直写到高三。最后的高考，也是用的这支笔，或者说，是它帮我考上了大学。毫无疑问，几年的大学生活，还要继续用它。因为，我觉得这支笔太好用了！写在纸上，滑油油的，出水不急不慢，写字的感觉特别爽！让你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无论你斜着写，站着写，还是躺着写，咋写咋顺手。平时，不管是考试，还是做课堂笔记，没一次是因为笔的捣乱，而打断过思路。我真佩服他，小小年纪，咋这么会挑东西？前天，妈叫我再买支新笔上大学，到人家内地读书，还用旧笔（妈还以为我用的是我爸买的那支旧笔），同学的会瞧不起，会说我们西部人穷。我说不买，这笔用惯了。
我这样想着，突然，身子一震，列车又开动了。
我手摸着那支心爱的笔，抬起头，偷偷地朝对面的他又看一眼，很想对笔的主人说句什么。心里想说，嘴里还是说不出来。就顺手将小茶桌上那两包花生，分给他一包：“嗯，给。”——这是我上车后跟他的第一句话。
他一听，很激动的样子，马上笑着转过脸，跟我说话。先说他不饿，要我自己留着慢慢吃。又告诉我，到西安早着哩！天黑了，再没有卖东西的了。
由此，那包花生，就在小茶桌的那一边放着。一直到西安，我收拾东西准备下车时，才将那包花生装在兜里。
这趟火车虽然是直达特快车，由于兰新线西段仍单线让车，等的时间过多，还是晚点了一个多小时，夜里11点才到达西安。
西安火车站好大呀！
车站上，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看上去，使人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人头攒动”这个词。大城市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人太多！
下了火车，半夜凉风一激，觉得头晕晕的，腿跟得了小儿麻痹症似的，一瘸一拐地在攒动的人流中往前挪动，根本分不出东西南北，天上满天星，地上到处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走。行人匆匆，满眼也看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已经真正离开了家，真正离开了妈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心里真的好想哭！
大概是因为女孩生性胆小的缘故，我提着包，一步不离三寸，跟着他往前挤。原先那么优越、那么傲慢、那么不可一世的我，不知哪去了，竟乖巧得像只小羊羔，小心翼翼地跟放羊人。而他呢，就跟我亲哥一样，那么悉心，那么卖力，一边肩上背着两个大包，一边肩上扛着大被卷卷，膀弯里还套着两个小包，走得那么艰难，那么沉重，喘着粗气，还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生怕我被挤丢了。
我没钻过火车站地道，在团场长到十八岁，连火车也没看见过，哪钻过这深洞洞？心里害怕极了！一害怕，嘴也不那么硬了，就没头没脑地问：“哎！这走到哪了？哎！走得对不对？哎！我们还是问问人家再走吧！”
他果断地告诉我：“不问。对着呢。就打这儿出口。”
“你走过吗？”我第一次喊他“你”。
“走过。那年，跟大（爹）来新疆，也是这样钻的。没错。走！跟着我！别说话！”他毫不客气地命令我跟他走，还让我别说话。妈也！还挺凶！
这时的我，一点也不敢嘴硬，老老实实地听他的（这时，也只有听他的，可心说，离开他，我都不敢动半步）。他那样果敢和老练，让初涉人世的我，不得不服，不得不觉得自己藐小和脆弱，不得不觉得以前的那种傲慢是多么的强词夺理和不堪一击。甚至，心里暗自庆幸，好者听妈的话，让他来送我。否则，这大包小包的，拖不动，扛不动，又不识方向，这会，也许东西丢了，也许钱被人偷了，不知都哭成啥样了呢！
跟着他几个弯儿一拐，忽见前方一片柳暗花明！灯火辉煌！啊！车站出口处好不热闹呀！
我抬眼一看，看到人头上举起一溜大大小小的牌子，都是各高校来车站接新生的。
打老远地，我看见一块牌上写着“陕西师范大学”几个字，就高兴得大叫：“哎！陕师大！那儿！哎！你看，在那！哎！有人来接我们了！太好了！”我高兴得跳起来，嘴里一个劲地哎，哎的，从人空中挤过去，挤到“陕西师范大学”牌子跟前，拿出我的入学通知书。
那些大学生们便热情地接待了我。
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儿男生，从我手里接下包，乒乒乓乓，迅速地往他们车上送。叫我们动作快些，说他们夜里还要接三趟新生哩。
另一个男生走过去，从他肩上往下拿包。问我：“哎王金秀，他是你什么人？你哥吗？”
我慌乱地点点头。
那男生又说：“那好，一起上车吧。学校有招待所。家属全部免费。”
他放下包。说：“不了。秀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我在车站上坐会儿，夜里一点，搭上海45次特快回新疆。”
那个戴眼镜的高个男生说：“明天天不亮就回呀？哇！忙啥？到了西安，还不好好玩玩？新疆那么远，难得来一趟嘛，去看看半坡呀、兵马俑呀、去华清池洗个澡呀、逛逛古城墙呀。来来来，上车上车！”
“不了，俺家里还有事，地里棉花开始拾了，俺爹俺娘忙不过来。”他说着，硬从车上往下跨。
车开动了。
那个戴眼镜的高个男生看我好像傻了，赶快捅我，说：“咦！王金秀，跟你哥说再见呀？”
“哥……”我从车窗伸出手，觉得心里汪汪的泪，一下子都涌到了眼睛里，连忙用手捂着脸。
他一听，连忙转过身，笑着对我挥手。
我第一次看到他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