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前天第一次会见“诗孩”,谈话之间,说到我可以对于《文学周刊》投一点什么稿子。我暗想倘不是在文艺上有伟大的尊号如诗歌小说评论等,多少总得装一些门面,使与尊号相当,而是随随便便近于杂感一类的东西,那总该容易的罢,于是即刻答应了。此后玩了两天,食粟而已,到今晚才向书桌坐下来豫备写字,不料连题目也想不出,提笔四顾,右边一个书架,左边一口衣箱,前面是墙壁,后面也是墙壁,都没有给我少许灵感之意。我这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了。
幸而因“诗孩”而联想到诗,但不幸而我于诗又偏是外行,倘讲些什么“义法”之流,岂非“鲁般门前掉大斧”。记得先前见过一位留学生,听说是大有学问的。他对我们喜欢说洋话,使我不知所云,然而看见洋人却常说中国话。这记忆忽然给我一种启示,我就想在《文学周刊》上论打拳;至于诗呢?留待将来遇见拳师的时候再讲。但正在略略踌躇之际,却又联想到较为妥当的,曾在《学灯》——不是上海出版的《学灯》——上见过的一篇春日一郎的文章来了,于是就将他的题目直抄下来:《诗歌之敌》。
那篇文章的开首说,无论什么时候,总有“反诗歌党”的。编成这一党派的分子:一、是凡要感得专诉于想像力的或种艺术的魅力,最要紧的是精神的炽烈的扩大,而他们却已完全不能扩大了的固执的智力主义者;二、是他们自己曾以媚态奉献于艺术神女,但终于不成功,于是一变而攻击诗人,以图报复的着作者;三、是以为诗歌的热烈的感情的奔迸,足以危害社会的道德与平和的那些怀着宗教精神的人们。但这自然是专就西洋而论。
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最显着的例是洛克,他观作诗,就和踢球相同。在科学方面发扬了伟大的天才的巴士凯尔,于诗美也一点不懂,曾以几何学者的口吻断结说:“诗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凡是科学底的人们,这样的很不少,因为他们精细地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近来的科学者虽然对于文艺稍稍加以重视了,但如意大利的伦勃罗梭一流总想在大艺术中发见疯狂,奥国的佛罗特一流专一用解剖刀来分割文艺,冷静到入了迷,至于不觉得自己的过度的穿凿附会者,也还是属于这一类。中国的有些学者,我不能妄测他们于科学究竟到了怎样高深,但看他们或者至于诧异现在的青年何以要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或者至于用算盘来算定新诗的乐观或悲观,即以决定中国将来的运命,则颇使人疑是对于巴士凯尔的冷嘲。因为这时可以改篡他的话:“学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
但反诗歌党的大将总要算柏拉图。他是艺术否定论者,对于悲剧喜剧,都加攻击,以为足以灭亡我们灵魂中崇高的理性,鼓舞劣等的情绪,凡有艺术,都是模仿的模仿,和“实在”尚隔三层;又以同一理由,排斥荷马。在他的《理想国》中,因为诗歌有能鼓动民心的倾向,所以诗人是看作社会的危险人物的,所许可者,只有足供教育资料的作品,即对于神明及英雄的颂歌。这一端,和我们中国古今的道学先生的意见,相差似乎无几。然而柏拉图自己却是一个诗人,着作之中,以诗人的感情来叙述的就常有;即《理想国》,也还是一部诗人的梦书。他在青年时,又曾委身于艺圃的开拓,待到自己知道胜不过无敌的荷马,却一转而开始攻击,仇视诗歌了。但自私的偏见,仿佛也不容易支持长久似的,他的高足弟子亚里士多德做了一部《诗学》,就将为奴的文艺从先生的手里一把抢来,放在自由独立的世界里了。
第三种是中外古今触目皆是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罗马法皇宫中的禁书目录,或者知道旧俄国教会里所诅咒的人名,大概可以发见许多意料不到的事的罢,然而我现在所知道的却都是耳食之谈,所以竟没有写在纸上的勇气。总之,在普通的社会上,历来就骂杀了不少的诗人,则都有文艺史实来作证的了。中国的大惊小怪,也不下于过去的西洋,绰号似的造出许多恶名,都给文人负担,尤其是抒情诗人。而中国诗人也每未免感得太浅太偏,走过宫人斜就做一首“无题”,看见树丫叉就赋一篇“有感”。和这相应,道学先生也就神经过敏之极了:一见“无题”就心跳,遇“有感”则立刻满脸发烧,甚至于必以学者自居,生怕将来的国史将他附入文苑传。
说文学革命之后而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听说前辈老先生,还有后辈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来尤厌恶恋爱诗;可是说也奇怪,咏叹恋爱的诗歌果然少见了。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其惭惶。纵使稍稍带些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所以正是毫不足怪,而且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即更无所用其惭惶。因为意在爱人,便和前辈老先生尤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倘因他们一摇头而慌忙辍笔,使他高兴,那倒像撩拨老先生,反而失敬了。
倘我们赏识美的事物,而以伦理学的眼光来论动机,必求其“无所为”,则第一先得与生物离绝。柳阴下听黄鹂鸣,我们感得天地间春气横溢,见流萤明灭于丛草里,使人顿怀秋心。然而鹏歌萤照是“为”什么呢?毫不客气,那都是所谓“不道德”的,都正在大“出风头”,希图觅得配偶。至于一切花,则简直是植物的生殖机关了。虽然有许多披着美丽的外衣,而目的则专在受精,比人们的讲神圣恋爱尤其露骨。即使清高如梅菊,也逃不出例外——而可怜的陶潜林逋,却都不明白那些动机。
一不小心,话又说得不甚驯良了,倘不急行检点,怕难免真要拉到打拳。但离题一远,也就很不容易勒转,只好再举一种近似的事,就此收场罢。
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宋玉司马相如之流,就受着这样的待遇,和后来的权门的“清客”略同,都是位在声色狗马之间的玩物。查理九世的言动,更将这事十分透彻地证明了的。他是爱好诗歌的,常给诗人一点酬报,使他们肯做一些好诗,而且时常说:“诗人就像赛跑的马,所以应该给吃一点好东西。但不可使他们太肥;太肥,他们就不中用了。”这虽然对于胖子而想兼做诗人的,不算一个好消息,但也确有几分真实在内。匈牙利最大的抒情诗人彼彖飞(APetfi)有题BSz夫人照像的诗,大旨说“听说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也正是一样的意思。但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在提倡青年要做好诗,必须在幸福的家庭里和令夫人天天打架。事情也不尽如此的。相反的例并不少,最显着的是勃朗宁和他的夫人。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京报》附刊《文学周刊》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