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武致朱向前
收到你的《地牯的屋·树·河》的小样，重读一遍，感觉上好多了。一般的作品，很少能引起我读第二遍的兴趣，这大抵是因为不愿破坏初读时的审美印象。可是，“地牯”却很经“咂摸”。我觉得，你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包裹着一个同样说不大清楚的内核。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对“故事”很有点不屑一顾了，仿佛一写“故事”，作品就降低了两个档次。好像“故事”与性格与审美之间存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都去追求对故事的超越，或者淡化情节，或者打破时空，甚至离开了具象描写。但我总固执地认为，用洗扑克牌的方式把原有的故事洗乱打碎以求造成一种对时空或别的什么的超越怕是不行的。倘若把地牯的尿壶打碎了，即便重新拼凑组合起来，不过还是一只尿壶而已，决不会变成一只花瓶。
问题是写什么样的故事。
《红楼梦》是故事，《水浒》也是故事，比较起来前者更具有超越性；《老人与海》是故事，《基督山伯爵》也是故事，相形之下，前者的艺术容量更不是后者所能比的。所以，以我的拙见，仅仅以“反故事”、“反情节”来当做对故事的超越，还不能算真正的超越，只有超越了故事的故事才是高层次的超越，因为它有故事，又不止于故事。故事里还深藏着寓意。
惭愧的是，我自己至今没有写出这样的故事。要么写得太实，除了故事，再也寻不到别的什么；要么写得太飘，拨开云雾缭绕的外壳，只剩一个深思熟虑的空荡。《地牯》无疑是超前了一步。它是土著的，又渗透了当代意识；它是传奇的，又不失深沉的思想艺术容量；它是写实的，又给人一种整体的空灵感。你可以读故事，你更可以从故事底层原色板上发观点别的东西，仅从这一意义上说，怀中老师称赞它是一篇“探索性的而显然又是深思熟虑的奇文”也不过分。
这样的故事寻来难，写来亦难。它容不得半点露怯和败笔。需要一笔不苟地落到实处，又要笔笔飘逸起来，方能造成实而不死，实而不呆，飘而有根、飘而有势的艺术效果。犹如书法，功夫不到家的人决不敢试之以楷，但却可以狂之以草。在这里，我绝对没有重楷轻草的意思，我是说，楷书往往更需要真功夫，真本事，因为它更不容易藏拙。我读朱苏进的作品，就常常感觉到内里透出一种楷书的“劲道”和功夫。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你也可称之为评论家了，在评论家面前胡吹乱砍，怕是班门弄斧，好在我们之间很随便，砍错了也投甚大关系。
朱向前致宋学武
十分感谢你真诚的鼓励和批评。
屈指算来，《地牯》脱稿至今恰好一年。《地牯》曾经很“背时”，不止一次碰过壁，也许是他太土的缘故，那满篇土话就让人不忍卒读。可这正是我的追求，甚至是当时唯一明确的追求（那时真没大考虑“超越的故事”问题）。所以，你的称赞让我惭愧。不过，你的思考很有意义。你主张作品要超越，要有寓意，但最好同时还要有故事。这我同意，并认为不易做到（《地牯》是否属于此列我就没数）。你给我的启发是：今天如何看待故事本身的价值，——我突然明白，正是因为故事才救了《地牯》。记得《青年文学》的同志读了《地牯》后就说：有故事，有可读性，不怕没人看。
看来，有没有人看，还真是一个值得重新考虑的问题。近两年小说界“非故事化”的作家确非鲜见。然而，根据最一般的审美经验看，喜欢故事的人可能更在多数，同样“超越”的作品，有故事的比没故事的总要讨点便宜，至少在中国可能如此。当然，读者的多寡并不说明艺术的高下，但它却提醒我们不可不注意一点民族普遗的审美习惯和文学水准。换言之，在对待皮亚杰所谓的民族“审美图式”问题上，最好是既尊重“图式”又发展“图式”；既同化一读者，又“顺化”读者，在“图式”的边缘寻求出路。这样说，毫无贬低“非故事化”小说的意思，我也曾极力鼓吹过小说“写意”，我今天仍然喜欢不少“非故事化”的好小说。我不过是觉得在“故事化”小说不大景气之时，作点小倡导，或能投其所好也未一定。再说，小说发展也是螺旋式的，不准那天又回归到“故事化”呢。当然，那肯定是一种“超越的故事”。
话说回来，写作《地牯》之初我可没想这许多——当时，一为应付毕业作品；二是自从我到评论这个码头上混点事，渐渐发现这碗饭也不好吃，正咂摸着该重新捡起小说来试试，好有个退路。不料小说一做仍觉其难，或者说比前几年还更见其难。于是只得袭用“老谱”，不知不觉又编起了故事。
今天我算是向你交了老底，耳热心跳自己有数。至于我今后的小说怎么写，写还是不写，都只能是试着来，我当更加努力。
载《文学报》1987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