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人们兴味盎然地关注着中央电视台近日来隆重推出的大型特别节目《望长城》之际，它的文学脚本《东方老墙——万里长城写真》一书也由江苏文艺出版社适时出版。两相对照，我们不仅感到了后者作为前者的“提纲”和“框架”的高度与份量，而且更能读出它作为一本关于万里长城的“书”的独立价值。
万里长城——作为东西贯通了整个北中国浩浩两千年时空的古老的墙，作为阅尽几百位帝王匆匆来去的历史的墙，作为饱经忧患遗体粼伤的屈辱的墙，作为中华民族文明象征的伟大的墙，滔滔滚滚的岁月长河不倦地拍打着体，冲击着你，引发了多少无尽的咏叹和吟唱。
然而，“地球上有多少眼睛，即有多少种长城。”“‘东方老墙’——仅仅是我们眼里看到的长城……”
“我们”——陶泰忠、钱钢、李延国、周涛、刘亚洲五位作家从当代出发，从自己出发，从八达岭出发，一步步走向戈壁、大漠和崇山峻岭，也一步步走近了长城的天然真身，走进了历史的深处。他们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七七四十九天餐风露宿，驱车跋涉十万里程，走遍了历朝历代的每一段长城。这是一次实地的考察，也是一次历史的发掘，更是一次文化的收集。他们将遗失和散落在长城上下无数的历史和文化的“残片”视若奇珍，一一捡入思想的行囊，最终给我们精心堆垒起了这个丰厚而沉重的《东方老墙》。
面对《东方老墙》，我们怎样来把握和界定它呢？说它是一部有关历史学、地理学、军事学、经济学、种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等的“多学科边际研究”的著作吗？似乎是这样又似乎还不完全是这样。首先它确实是开阔的。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它围绕着长城进行全方位的立体的扫瞄和审视，以雄强而概括的笔力，将浑厚、繁复而博大的死去的和活着的“长城文化”，分成“兵要”、“山川”、“种族”、“民俗”、“商旅”、“庙堂”、“城廓”七大部分逐一予以“复活”和呈现。这种广度和大气都是令人新奇和惊讶的。其次，它又确实是深邃的，决不因为所涉“广大”丽蜻蜒点水或浅尝辄止。——譬如它关于长城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古战场，最长的坟墓，最有价值的军事文物……”的比喻（《兵要周》）；关于长城是“一张绷架在中国大地上的万里巨弓。它有时弹出去，有时弯进来，内外两面竟然都有奇异的张力和引力，”并将这种力量视为凝聚中华民族千年不散的“第二引力”的“发现”（《种族周》）；关手长城“左擎东征大纛，右挽西行商旅”，“长城能走到的地方，商人必定能走到，本来意义上的长城始终与商旅相伴而行”的论说（《商旅周》）；关于“赢政大帝在建造长城时，除了使用暴力之外，是否还利用了潜伏在我们这个民族脉管里的宗教精神”的“猜想”（《庙堂周》）等等，都显见是在对历史的“钩沉”和研究之后得出的一种不俗的见解，一种新人耳目发人深省的一家之言。表达了作者一种对历史的有深度感的洞察与穿透。而在《山川周》里，作者则通过对水的“喊叫”、对“金钱豹”的“寻找”、对漠风的体验、对地震的感应，从而对长城军事意义上的“对领土、对边防、对武功、对霸业”的“关切”中超拔出来，扩展到对环境保护、对生态平衡、对人类的生存景况的“终极关怀”，提出：“只有一个地球。这应是最高的关切”。无疑又是一种对古老长城的富于当代眼光与未来意识的观照和思虑。
当然，严格说来，《东方老墙》也许还算不上是一部纯粹学术研究意义上的著作（尽管很可能如本书出版者所预言，将由此发轫出一门“长城学”），恰如书的副标题所示，它不过是对万里长城的一次“写真”，对万里长城的历史和现实的一次真实的写照。但是，依我看来，“写真”也只是它的形式和表象，其实质却是对万里长城的一次“写神”。或者干脆说，它是五位当代作家在“东方老墙”上的一次精神的漫游，在历史隧道中的一次心灵的穿行。相比较严谨的历史考证，考古发掘和地理勘察等等而言，它可能更缺少精确的数据、慎密的推理和逻辑的演绎，但是，毫无疑问，它更充满激情，更充满灵性和想象，它是心灵追问历史的记录，是灵魂拥抱现实的留影。诚如开卷语所介绍的，五位作者都是在学龄前就开始接触长城，实际上也就开始了数十年前的这一场“精神漫游”；而直至“告别长城”时，他们都深深感叹：“长城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长城的存在，除了那有形的墙之外，那更多无形的部分已渗入我们的血脉和行为之中”。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五位兼具“史笔”和“诗笔”的作家才是无愧于“东方老墙”的——因为在他们眼中，长城不仅仅是客观的外部存在，而且也是他们自身；不仅仅是过去的和现在的，而且也是未来的和永恒的；不仅仅是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而且更是文化的、审美的和艺术的。
所以，《东方老墙》既是一部电视片的文学脚本，一部绽开了“长城学”萌芽的多学科边际研究著作，一部具有浓郁的文化意蕴的纪实文学；同时，又是一篇洋溢着大气磅礴的诗情画意的庞大散文——或者反过来说，是一首用散文形式写成的长诗。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五日
京西黑白斋载
《光明日报》1991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