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志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二届毕业的青年军旅小说家。
1987年秋，他考入文学系，我们才相识，那时他当学习委员，我们的接触就格外多一些。在颇富特色的著名的地道战一般的文学系宿舍中，他占居的是靠窗户的鄢一方“猫耳洞”。写字台面窗，椅背顶着床头，空间对他那庞大的身躯委实是太吝啬了。每回他都必须侧起身子才能挤过狭长的“地道”，到达写字台前，先是横着落座，然后做一番比较复杂的屈膝抱腿动作，才能把他那双水桶般的粗腿安置于写字台下，而这同时差不多也就像系上了安全带，剩下的只能是做头部俯仰和手腕操作了。长时间的单项运动于他那副虎背熊腰显然是不大适应，慢慢地就将腰椎搞出了毛病。这时候，他就不得不花费一些功夫，钻出“猫耳洞”来到院内的小树林子里蹂躞，并且双手握拳反背子身后，在腰眼处轮番起落，像擂着一面大鼓，亦如两只汽锤，推着他走。我见了总是劝他看看医生或者干脆病休一段。他却每每表情严肃地宽慰我：“没、没事，我块头大、能、能顶得住。”
（刘患有中度口吃，这与他的小说作风形成有相当的关系，我在后面再谈。）
我于是对刘恒志有了深一层的了解，觉得他是一个舍得为文学付出若干代价的人。我预感到他的腰椎不会白白吃苦。不久以后，军事文学结业考试，他交来了中篇小说《欲望号兵车》，我觉得挺棒，给他打了最高分。再以后选编第二届文学系作品集的中篇小说卷时，便用《欲望号兵车》作了书名。
我在送给刘恒志一本书的扉页上曾写道：持志以恒地把“欲望号兵车”默默地开上文学高地。——是对他的名字的一个“注脚”，更是对他的精神的一个注脚。
尽管刘恒志近年来的作品我大都读过手稿，甚至常常是第一个读者，并且当时都就某些看法作过交流与切磋，但我还是饶有兴味地重读了他的主要作品。我的总体感觉是刘恒志的小说创作中开始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属于自己的小说的作法、作派与风度，亦即刘恒意的小说作风。
刘恒志的小说作风是什么呢？
我曰：以丰富的想象来构巩开阔多彩的外部世界，以超验的感受去契入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然后，再以诗化的优美的流畅如歇的行板的语言，将这立体的艺术空间赋予光和影、色彩和旋律、气息乃至生命，使之鲜活灵动，可闻可见，可触可摸。
作出这样一种概括，仅仅是从刘恒志小说艺术把握与表达世界的方式出，而不旁涉其他。而且我想，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所要进行的举例与分析恐怕就已经足够多了。
我对刘恒志比较富有想象力的结论，主要不是来自对他那硕大头颅的容积的信任，而确确实实是从他比较广大的描写世界中读出来的。你看，在他的笔下，既有古旧远山里民间剪纸艺术在现代商品大潮中重放异彩的故事（《远山》），也有繁华都市中京剧团现代优伶面临艾滋病威胁的恐惧心态（《艾滋病即将来临》），还有山村大娘第一次走出深山徒步数百里去迎接军列看望儿子的心路历程的复杂表述（《军列从母亲胸前过》）等等。至于作为他当行本色的军旅生活，就更加给他提供了自由驰骋的表现舞台，他写负伤致残的英雄歌手自我价值的失落与寻找（《只有寂静在唱歌》），他写前线班长误伤战友后的爱与恨、痛与悔（《我与太阳与蚂蚁的追逐》），他写百万大裁军的大气象大矛盾（《共和国正在裁军》），他写“阅兵村”里女兵们的小风景小波澜（《日光里的月光》）……上述种种，不论军旅生活抑或非军旅生活，对于年方三十的刘恒志来说，显然还少有属于他本人的亲身经验。以间接的生活完成如此博杂的题材提炼与构造，我无法不把它们归功于刘恒志的杰出想象力。
（与刘恒志题材想象的丰富基本成正比的是表现套路的多样，比如《远山》的“寻根”笔法，《辉煌的杀伤》的推理意味，《艾滋病即将来临》的通俗魅力，《人比爱情年轻》的神秘色彩以及《共和国正在裁军》的粗旷和《日光里的月光》的细腻等等，囿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论列了。）
一般说来，凭想象编撰一些奇异的生活或故事（可以顺便指出，刘恒志的小说取材有某种“猎奇”倾向）并不算太困难，而且这条路往往容易引诱作家媚俗乃至陷入庸俗的泥淖。能否通过或借助各式各样的生活塑造刻画出多种多样的人物尤其是人物心理来，不仅是区分通俗小说家与严肃小说家的一个重要标识，而且还是对小说家才气的一个严峻考验。刘恒志的答卷差不多是合格的，他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人物，尤其是丰满、复杂、微妙、逼真的人物心理、情绪、感受与状态。不管是《我与太阳与蚂蚁的追逐》中的一班长误伤战友之后先被我军捆绑后又被越军俘虏最终被我一排长击倒的整个过程中心理与生理痛苦的淋漓尽致的宣泄，还是《欲望号兵车》中的连长李跃进带着满身硝烟从前线来到后方探亲时与都市文明格格不入的心理反差和急欲和妻子作爱而屡屡不成的生理压抑的迂迥曲折的传达，都可以说是写谁象谁，维妙维肖。再请看《只有寂静在歌唱》里对伤残歌手阳波临场演出前的一段感觉描写：
“阳波漂亮的假眼球渐渐闪耀情绪盎然的光。被每一支歌、每一个节目所激动，从一种亢奋进入另一种亢奋，看见三架电视摄像机呈三角阵容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恢宏空间，看见魔幻般每秒钟都变化不息的灯光如绚丽流芳的七色花的碎瓣，在自己乌亮的墨镜片、轮椅车镀铬上游来游去，并且渗透、并且溶化。……他时刻准备着，握紧拳头有力地等待着。时光又长了，时光又短了，气氛又热了，气氛又冷了，掌声又响了，掌声又弱了……他不由惊喜地张大嘴巴：啊——老套筒就要射击，就要发挥特有的魅力，浑身的肌肤都真切地感到电视摄影机的光波正超越掌声弥漫过来……”
应该承认，这些生活并非都是刘恒志的人生体验，那他又何以能如此自由地在各式人物的心灵中出神入化，游刃有余呢？我想仅仅凭想象力恐怕还是不够的，还势必要依籍于出色的感受力，这种感受力不是一种通常的经验感受力，而是一种草异的超验感受力，是一种以想象为先导迅即调动五官感觉潜入角色体内并随之游走、流动、发酵、转换的优秀能力。基于此，我欣赏有人对他这种超验感受力的夸张说法：“作者似乎能听到每一样感觉在每一根神经线里滑动所产生的磨擦声。”如果说，刘恒志有丰富的想象力也只不过是想象力比较丰富而已的话，那么这种超验感受力则足以表明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才华和资质。也正是这一点，使他幸免予过多地依赖题材的奇想而成为一个通俗小说家。
现在，我想来简单谈谈刘恒志的小说语言。
我在前面提到过刘恒志的口吃。我认为他的口吃与他的小说语言的基本特点之一——流畅，有着密不可分的潜在联系。可以肯定地说，生活中口头表达的这种生理造成的困难与麻烦给刘恒志带来了一种心理失衡，他潜意识里必须寻找补偿。对一个小说家来说，最好的补偿方式就是在经营小说语言时以三倍的流畅来向人们报复，以证明自己心智与大脑的优越。——这就是我所称之为的“口吃情结”带来的“流畅效应”。——我们不是因此看到刘恒志常常偏好长句式，甚至炫耀地喜爱绕口令般的语句吗？而且把这种绕口令般的句子也弄得像唱歌一样地流畅吗？譬如：“我的确很年轻有许多事想做，有许多事可做，有许多事没做完，有许多事菲做完不可，但一切都不可能了，我也就干脆一切都不想，一切都不打算做了。”“李中校的不是中校更不可能是大校的念头像一团纷乱的乌云，笼罩着他的情绪时隐时现，时隐时现的还有他的妻子何纱以及不是中校的李中校的妻子王兰”之类。
当然，仅仅把语言弄得很流畅哪怕是唱歌……般地流畅也还不能说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那都只是漂亮的外衣，刘恒志小说语言的内质是诗化（刘恒志常写诗偶发诗，发在1989年第5期《当代》上的一组小诗就颇富意趣。他的小说题目也因此多有诗意。他总能把小说素质——毛茸茸、水淋淋活蹦乱跳的具体的生活实感转换为诗的幻像的、抽象的、跳跃的联想、比喻、暗示、夸张与象征。譬如“李跃进看到她的四肢洋溢着与脸色一样的绯红，电灯光柔和地摇曳着她的魅力，一种曳光弹尾巴甩出的蓝荧荧的光晕反射在她的脸上，他像阅读一部关于战争与女人的教科书，像猜测一个关于死亡与死亡的新谜语，神情布满了严重。”刘恒志还讲求语言的弹性与张力，乃至诗化的排列，这种努力在《只有寂静在歌唱》中最为凸显。他在那里一反常态，多用短句，联想跳跃，节奏明快，因此又给人们以某种程度的诗歌“建筑美”。刘恒志小说语言的流畅与诗化并不排斥幽默和俏皮，甚至还爱和这二者联姻，所以，又派生出了机智、风趣、优雅和书卷气。……
（行文至此，我眼前浮现出一颗乱莲蓬的有些形似也仅仅是形似的巴尔扎克的硕大头颅——刘恒志正远远地向我投来一朵狡黠的微笑。我感到有必要再给他泼点凉水。）
刘恒志的创作当然远非尽善尽美。我之所以没有用刘恒志的小说风格而用作风，是因为我严肃地认为，风格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而他显然还是处在向这个高度的攀登之中，跋涉的步伐也不十分稳健。他还必须警惕选材的冒险和追求新奇剌激的诱惑；他也必须警惕“口吃情结”带来的语言的冗长与累赘以及一定程度的做作的负效应。他审慎地尽量暂时少动用真正容涵了他的人生体验与心灵历程的军旅生活累积，是他的聪明之处，也是我对他寄予厚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