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当然是反对那些不宜或不该“下海”的人——“下海”。这就要设立一个前提：哪些是不宜或不该“下海”的人？或者反过来说，在当前整个社会急速而踉踉跄跄地卷入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在一种以大众传媒为主导的工商文化大潮的挟持下，在物欲澎涨到赤裸裸地宣称、表现而可以不必遮掩或感到害羞的欲海滔滔之中，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或曰当代的作家——再宽泛一点说，今天整个的人文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干什么？
毫无疑问，我反对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下海”。我这里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自然就不包括那些原本就以“从文”作为寻找“敲门砖”或“终南捷径”的（为文人，一种本质意义上的商人。——对他们的所谓“下海”，可以换一个更为准确的说法，叫做“商人归队”。不足道哉亦不足惜也。而对于那些有质量、有品位、有操守的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今天的价值的失落不是从“赶海”、“下海”中去寻找，恰恰相反，而是应该与这个“商海”、“欲海”、“物海”拉开距离，保持一种批判的眼光和权力，作为社会的良知和民族的清醒的头脑，对整个民族的精神和情感负责，从而坚持发出理性的正义的呼喊，为市场经济提供维护良心与正义的道德前提条件，并给今天工商社会的全部生活提供终极意义的人文阐释。一这才是工商时代中人文知识分子独立尊严和自身价值的命脉所在。
历史使命和现实需要同样指明这一点。二十世纪末，随着时空环境的转换和拓展，我国传统的包括主导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价值系统，都在发生急遽的松溃和瓦解。重建一个新的架构的任务已经是迫在眉睫。以此观之，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正是任重道远或大有可为。但是且慢，从自身素质检讨的角度看，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代文人是否堪当此任？
仅以人文科学的学科建设或学术研究而言，自本世纪初叶以返，先后有章太炎、王国维、熊十力、胡适、陈寅恪、钱锺书等一批大师级人物，或立足于深厚的国学根据，或脱胎于中西学融会贯通之后，都在各自的领域中或继承传统文化或开创现代学科，独有其煌煌建树。但是，再往后随着内乱频仍和政治动荡不居，不仅侵蚀了一种正常的学术环境，而且从根本上釜底抽薪，使如今的中青年整整两代学入学无扎实根基与训练，虽然很多人亡羊补牢学有所成，但终难望前人之项背。认真检索一下当代荦荦大观的所谓学术成果，究竟有多少能真正对前人有所超越，或者说能经受得住较长时间考验的呢？大可质疑。
如此宏观视之，当代文人真可谓任重而力薄，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挑战，如果再不能专心致学而总是觊觎或有“鸿鹊”将至，或面对“商海”心旌飘摇，或干脆纵身一跳万事不管，那岂不是又要将一段精神建设的空白去留与后人评说？
1993年6月9日京西黑白斋
载《武汉晚报》1993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