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中田乘坐的吉普车直接开到生产队长朱遂平家门口。那次“挖粮”，朱遂平拳棒不怯，绳索不屈，留给蔡中田的印象相当深刻，事后他曾私下对人感叹，朱遂平这人是条汉子，完全可以发展为党员。
朱遂平对县委第一书记只身亲临家门感到意外，直到蔡中田紧紧握住他的手，才醒过神来，心想坏运气可能过去了，急忙吩咐家人“端茶”待客。
其实，“端茶”并非真正上茶水，只是白开水而已。把白开水说成茶水是大部分河南人的习惯，何以如此？因为贫穷，却从不放弃希望，希望终有一天能喝上茶水；因为好客，手里没有嘴里有，让客人听个高兴。无疑，这是长期贫困的历史留给河南的“地域文化”。当然，今天的河南人决不会白水待客，因为贫困已成为历史，茶水只是寻常物。
蔡中田手捧一碗“茶水”，感叹道：“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啥时才能喝上茶呵。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的确很重、很重。”
朱遂平乐呵呵道：“只要有共产党执掌江山，苦日子不会久，离喝茶那天也不远了，老百姓有信心。”
蔡中田说：“老百姓有信心，共产党有决心，心心相印梦成真。不说这个了，上次见面是折腾你，这次是专程登门谢罪。”
朱遂平说：“您也是按上面要求干事，谈不上啥罪，俺老百姓心里清楚。”
蔡中田说：“可是对群众乱批斗，甚至动粗，这不是共产党该干的事，干了就是罪过。今天我要给你鞠躬认错，不然去不掉心病。”蔡中田说罢躬身低头。
朱遂平见状急忙拉蔡中田坐下，说：“那都是您手下人干的，不能怪您。再说，俺也确实藏了几百斤粮食，早认账还能挨打？不过，那次挨打值呀，几百斤粮食管大用了，少饿死几十口人哩。”
蔡中田说：“当时我就判断你肯定藏粮了，也清楚你是为了乡亲们，你宁死不招，我暗暗高兴。与你比，我这个县委书记是软蛋，上面领导一瞪眼就低头，真他娘的丢人。”
蔡中田还坦诚地对朱遂平说，这几年自己两只耳朵往上翘，只听上面吆喝，结果干了许多危害群众利益的错事、蠢事。饿死人这件事，尽管普遍发生，尽管他无力改变，但他心中塞满了罪恶感，因为自己毕竟也犯过“狂热病”，也说了不少吹牛撒谎的话，也是形成这场灾难的推手之一。他总结说，一旦大政方针错了，下面的人越忠诚、越热情高涨，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利益危害就越大。
一个县委第一书记对一个生产队长讲出这些心里话并不容易，因为那是个缺少实话氛围的年代，那是个政治氛围极不宽松的年代。能够讲出这些话需要勇气。这种勇气诚然可贵，而比这种勇气更可贵的是“醒悟”。从狂热中醒悟过来，科学便少受几分冷落；从盲从中醒悟过来，讲究实际便得到重视；从脱离群众中醒悟过来，百姓利益便多了份保证。蔡中田的醒悟绝非“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是一茬人，甚至是一代人的醒悟。尽管这种醒悟背后的代价十分惨痛，但毕竟是醒悟了，总归算是好事。1960年全国性的各项政策大调整，使科学决策、注重实际、以民为本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便证明了这一点。
蔡中田告别朱遂平，要见大队支书高德。临出门，他交待朱遂平：“你写份入党申请书吧，共产党的队伍里，你这种人越多越好。”
在“反瞒产”运动中被几次吓病的大队支书高德对外声称“身体不中，再管不了事了”，以此为由，躲避所有的上级官员，回避所有的工作事务，连大规模的“民主革命补课”也被他闪过。而实际上，这位貌似软弱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仍是乡亲们的主心骨，大大小小的事情仍由他暗中做主，一句话，躲在幕后的高德仍在发挥胜桥大队舵手的作用。
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突然登门令高德躲闪不及，他判断不准蔡中田这次登门是福是祸，只好面带恐慌之状接待不速之客。
蔡中田进门第一句话彻底打消了高德的疑惑。蔡中田说：“高德同志，你两次被吓病，我这个县委书记有责任，这次是专门向你道歉的。”
继续交谈中，高德彻底明白了，县委第一书记说的不是假话，是真心诚意为过去的错误悔过。尤其让他感动的是，这位全县最大的书记面对自己这个最小的书记，毫无掩饰地把自身几年间所犯的错误抖搂无遗，这样赤裸裸的一条汉子站在眼前，和自己完全没有上下级之间的距离感，倒像兄弟一般。
感动之余，高德却没有完全消除疑惑，都说共产党的官越大越顾及面子，明知做错也不愿认错，能推卸的责任尽量推卸，能掩盖的问题尽量掩盖，蔡书记为什么不那样？于是高德询问蔡中田。
蔡中田说：“因为我想明白了，死要面子不利于改正错误，只会使面子越来越小；掩盖问题不利于解决，只会使问题越积越多；有没有错误，有没有责任，有没有问题，老百姓能看清楚，愚弄百姓最终要付出代价。”
继续交谈中，蔡中田也终于明白，高德两次被吓病原来都是假装的。第一次装病，高德躲过了高报瞒产数字，使胜桥大队原本不足的种子粮、口粮未像其他地方那样交个精光；第二次装病，转移了公社领导对自己的注意力，手中的粮食未被逼出。高德两次装病没有白费心机，胜桥大队乡亲们在这场大饥饿中的死亡人数全社最少。
蔡中田问高德，那阵子“反瞒产”风头正盛，连我这个当县委第一书记的都不敢马虎。而你手中有粮不报不交已经不是小事，又装疯卖傻等于拿领导当猴耍，真查出来，开除党籍都有可能，你想没想后果？
高德回答，那时候只想让乡亲们少挨饿，只要能保住粮食，自己受再大的打击也不在乎。
蔡中田对高德原本没有好感，认为他如此怕事，软蛋一个，完全没有共产党员应有的勇敢精神，让这种人当支书真是白瞎。现在他不得不另眼看待高德，认为高德是个既有勇气又有智慧的好支书。
“×你妈，我说呢，第二次装病时你们公社有个领导建议撤了你支书职务，你们公社书记就是不同意，还说‘高德德高’。你果然是个德高之人。”蔡中田又开骂了。高德自然明白，县委书记这句骂语出自内心的兴奋，也表达了对自己的敬佩和赞赏。
走趟嵖岈山，蔡中田心情见好，这自然与向生产队长朱遂平、大队支书高德当面“谢罪”排遣了心中的部分苦闷有关。当然，乱石填胸般的感觉远未消失，他还有许多“搬石头”的事情要做。
接着几天他又转了几个公社，一个新的问题让蔡中田无法释怀：“民主革命补课”抓走大批基层干部，连生产队长都基本抓光了，从中央、省委、地委机关下派的大批干部取而代之，却对农业生产指导不到点子上。生产受影响，倒霉的不还是百姓吗？
蔡中田打电话向主持地委工作的张树藩专员建议：尽快放出生产一线的基层干部，种地离不开这些行家里手。
张树藩何尝不想如此，因为他也清楚“民主革命补课”扩大化了，不该抓的人抓得太多了，影响生产是肯定的。但搞“民主革命补课”是中央的决定，这项工作由中央工作组负责，他一个地区行署专员对此无能为力。所以他对蔡中田说：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急不得。
蔡中田听得出张树藩似乎对自己的建议并不热衷，想多说几句又觉得电话里讲话不方便，于是干脆驱车直奔地委面见张树藩。
蔡中田当面对张树藩说，中央搞的这个“补课”也许有必要，但搞这么大的规模肯定脱离实际了。这几年因为脱离实际酿成这么大的祸害，为什么撞到墙上还不改？眼前最缺的仍然是粮食，而大批基层干部——大队支书、生产队长被抓去“补课”，生产不要了？如果继续歉收，老百姓继续挨饿，这种“补课”有啥用！
张树藩告诉蔡中田，在决定“民主革命补课”对象时，他就对“扩大化”提出了反对意见，结果遭到省委领导的严肃批评，差一点被戴上“抵触中央决定”的帽子。
蔡中田说：“你一向敢说实话，即便帽子漫天飞时期，你也没怕过，比我强，我服你。但现在我敢说实话了，你为什么胆子变小了？地委九个常委抓了八个，就留你一人主持工作，这时候你不站出来说话谁会说？”
张树藩说：“话是要说，但得等待时机。现在中央、省委都把‘补课’看成天大的事，这个节骨眼找他们讲这事不等于放屁吗？这可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呀。”
蔡中田觉得专员的话也有点道理，问题是，很快就到种麦的季节，你等“时机”，季节不等你，不抓紧反映情况要误事呀。他急切地说：“不管有多少困难，等种麦时生产骨干不能还忙着‘补课’，不然，我也学杨守绩，给毛主席发电报。”
送蔡中田出门时天已擦黑，张树藩望着蔡中田远去的背影，思绪万千。他想到，这位胶东汉子原本性格耿直，作风朴实，但前几年变了，和许多人一样，也学会了跟风，沾染了吹牛、浮夸、极“左”的毛病。当然，这是不正常的政治环境造成的。所幸，这场大灾难使他觉醒了，不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还懂得努力弥补自己的过失，这种变化难能可贵。
他还想到，信阳出现的悲剧是近几年各级组织和领导工作作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了这一点，遗憾的是眼下许多工作仍不切合实际，仍未兼顾群众利益。
他又想到，大难虽然过去，大灾仍在继续，目前最要紧的是恢复“信心”和“元气”。信心是什么？是让老百姓看到各级干部回到群众中来，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元气是什么？是搞好生产生活，让老百姓尽快有饭吃、吃得饱。
张树藩最终想到了自己的责任：为了党的利益，为了百姓利益，必须坚持真理，立刻向中央工作组反映实际情况，尽快放出多数基层干部回到生产第一线。
张树藩的建议引起中央工作组的高度重视，但对于是否采纳，争论激烈。一种意见是，“民主革命补课”是落实毛主席批示精神，这是场政治仗，涉及与反动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抓大事”不能“算小账”。另一种意见是，实事求是是毛主席一再倡导的优良作风，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是保护群众利益，发现偏差及时纠正理所当然。
两种意见都举起了毛泽东的旗帜，似乎都不失说服力。显然，前者观念仍充满“左”的色彩，说明当时的政治环境仍适合这种人的生存。后者的观念则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说明一场大灾难使不少人醒悟过来，敢于坚持真理，不再唯上是从。
终于，信阳地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调整了部署，大批基层干部分批提前结束“补课”，回到生产一线。这一结果的产生绝非轻而易举，据说争论最终反映到中央最高层，副总理李先念说了句“错在上层不在基层”，毛泽东同意此话，才得此结果。
遂平县大批基层干部走出“民主革命补课”班那天，他们的“大当家”蔡中田带着十几辆大卡车等候在大门口。玉山公社王悦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念汉第一个走出大门，被蔡中田拉到一边，问道：“这些天咋样，能吃饱吗？”
张念汉答道：“饱不饱不算啥，关键是怕呀。四周拉着铁丝网，还架着机关枪，喇叭里天天叫‘清算反革命罪行’，完全是‘反革命待遇’，都蒙了。奶奶个腿，没被饿死，差点被吓死。”
说话时，大家都围了上来，蔡中田见状，心情无比激动。的确，这样的场面值得他激动，因为走出这个大门的人都安然无恙了，他心里也踏实了。蔡中田挥挥手，发出了颤抖的声音：“都没事啦！快上车吧，回家吧，带着乡亲们好好干吧！”
蔡中田的愿望实现了，回到县委，他特意给张树藩打电话道谢，因为他认为张树藩此举功德无量。
而张树藩对蔡中田说：“若论功，当首推你蔡中田，不是你当面鼓动、将军，我兴许还要犹豫一段时间。但是，有过不言功，饿死那么多人，我们都是有过之人啊，现在做的任何一件好事都是补过。”
张树藩讲的是心里话，“有过不言功”是当时多数领导干部的心理。由此看出，面对信阳事件这场人间悲剧，许多领导干部的确愧疚深重。这也正使得他们在日后的工作中带着“将功折罪”的心理奋发为民。
无论怎么讲，大批基层干部提前结束“补课”，的确意义非同小可。其一，他们充分发挥了生产骨干的作用，确保了冬播顺利进行，为来年的粮食增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二，他们及其亲属都消除了恐惧和委屈的心理，这个巨大群体的安稳有利于社会稳定；其三，人们从中似乎看到了“纠左”的希望，对政治环境的改善有了信心。这一点尤为重要，由此带来的是，真话多起来，注重实际、关注民生的氛围浓起来。无疑，这些意义可归结为一点：为共产党争得了荣誉，对老百姓抚慰了心灵。
不要害群之马
因被视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有功之臣”，蔡中田免遭牢狱之苦，而这一“幸运”并未给他带来兴奋，反倒使他感到孤独。他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四处奔波“谢罪”；他奋力“捞人”、倾心惠民，以弥补自己的过失。蔡中田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掩饰自己的过错且懂得如何纠正错误，在于他重拾善民之心且全身心回到群众中去。
联想到今天的不少官员，身上实无蔡中田的可贵之处，他们明知犯错却心无愧意甚至强行为之；他们似乎全身心只在自己的“利益团体”，对民生之事并不上心，顶多做点表面文章应付了事。这样的官员是共产党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更是百姓眼中的灾星，不剔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