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随即把科室所有医护人员召集到科主任办公室，对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大饥饿最严重的时候，医院米粮殆尽，医护人员已饿得捏不牢针头。院长又急又愁，情急之下，骑车奔向县委，找书记要粮。县委看大门的老人对院长说，杨书记下乡好些天了，你就是找到他也白搭，他哪来的粮食？
院长听后也想，到处都有人饿死，到处都需要粮食，这时候找书记要粮的确是有点妄想啊。但又想，即便要不到粮食，也要见书记一面，至少让他知道医院的危急情形。院长连夜骑车赶了几十里路，终于在乡下找到了杨守绩。
杨守绩深更半夜听罢院长的汇报，立刻表态：我这个县委书记可以饿死，但医护人员不能倒下，没有你们病人咋办？还有学校的老师，也要保护好，他们的安危关系着孩子们的命运。
杨守绩带着院长星夜奔向水利工地，那里是全县唯一能够见到粮食的地方。国家下拨到水利工地的粮食其实很有限，每天的伙食标准充其量也不够民工们吃个半饱。但杨守绩对水利工程指挥部作硬性规定，必须挤出一些粮食支援医院和学校。第二天早上，粮食就到了，医院的食堂终于又冒起炊烟。
讲完这个故事，院长表情十分严肃地对大家说：“今天说这些，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有个小病人住在你们科，陪护的奶奶不是亲奶奶，陪护的妈妈也不是亲妈妈，他正是杨守绩的孩子。现在杨书记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夫妻俩都被关起来了，大家咋想？该想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家都还活着，病人也没饿死一个，都得感谢杨书记。我就是这样想的。我要求大家一定精心照料杨书记的孩子，什么也不要怕，有谁找麻烦我顶着！”
其实，不需要院长提要求，大家也知道该怎么做。不同的是，院长讲话前大家对“反革命子女”只能暗中用心，只做不说；院长讲话后大家消除了所有顾虑，又做又说，“地下活动”终于公开化。
杨守绩的孩子在医院住了一周时间，几乎惊动了全院所有医护人员，人们纷纷前去探望，尽管弄不来什么好吃的东西带给孩子，但带去了可贵的真情。无疑，这种真情令人难忘，因为它是在患难中产生的，而且其中蕴涵着人民群众对一个真正公仆的态度。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种真情。一个自称“阶级立场坚定”的人向县委领导揭发了出现在医院的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求坚决打击“反革命残余分子”。
县委主要负责人叫来李光海查问此事，李光海坦然相告：我们家照顾的只是一个孩子，孩子是无辜的，如果您的孩子流落街头，我家也会管。
医院院长也被传来，他的回答更干脆：做人讲良心，行医守医道，我们没有错，爱咋处理是你们的事。
众多医护人员闻听此事，群情激愤，直接联名上书中央工作组，声称：如果非把我们关爱病人说成“没有阶级立场”，咱就去找毛主席评理！
李光海和医院院长两人的态度显然不能让新任县委第一书记满意，众多医护人员隔过县委直接联名上书中央工作组的行为更让新任县委第一书记光火：“看不清形势，还嘴硬，看来不给点颜色不行啦！”他吩咐办公室主任进一步调查核实情况，做好审查李光海和医院院长的准备。
但中央工作组干涉了此事，作出了“不予处理”的决定，并特批杨守绩的妻子袁德绣回家照顾孩子。
袁德绣提前结束学习班生活回到家时，孩子已经出院一周。她从李光海妻子的口中得知了之前发生的一切，心中五味俱全。当然，更多的是骄傲与感激——她为自己的丈夫得到百姓如此高看而感到骄傲，也对众多人的热心相助感激万分。她决定尽快将这一切告诉丈夫，相信丈夫定能产生和她一样的感受。
已被关押的“反革命分子”杨守绩终于见到了久别的妻子。这天袁德绣获准来探望丈夫，当杨守绩问到“孩子们可好”时，袁德绣流着眼泪讲述起家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杨守绩听后也流泪了，他对妻子说，百姓心中有杆秤，这个“反革命分子”当得不丢人。
感动之余，杨守绩也面露愧意，他觉得自己欠老百姓太多，尤其是在“反瞒产”运动中只想着执行上级指示，未能给群众留下保命粮。尽管在大饥饿发生后他也想了一些变通的办法，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开仓放粮，而自己未能做到。
妻子离开时，杨守绩反复交待，一定要告诉李光海保持沉默，不要给人留下“为反革命分子鸣不平”的口实。他深知，眼前的政治气氛、政治环境依然不适宜多说实话，像李光海这样的好同志容易受到攻击和伤害。
袁德绣探视丈夫回来的第三天，突然接到通知，要她到距离县城十几公里的地方“下放劳动”。据说，这是新任县委第一书记的决定，新任县委第一书记有话：不能让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太舒服了。
这意味着，她不能再到县妇联上班了，每天必须起早贪黑来回奔波。尽管心中不快，袁德绣还是接受了这一安排，因为她深知自己的处境只能享受这种待遇。她想，毕竟比待在学习班强多了，每天能看到孩子们。
她天不亮就起床，先为孩子们做好饭，而后出门匆匆奔向下放劳动的地点；天擦黑才收工，又急急往家赶，顾不上多喘一口气，赶紧为孩子们做晚饭。早出不见日，晚归满天星，每天如是。
县委的一名小通信员曾跟随杨守绩多时，两人关系颇佳。他见袁德绣日日跑得辛苦，悄悄送来一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让袁德绣每日下乡使用。这辆自行车是杨守绩任县委第一书记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前后胎都已磨破，闲置多日，通信员找人费了两天工夫才补好轮胎。袁德绣骑上这辆自行车下乡途中心里暗笑：到处吱呀乱响，就是铃铛不响。破归破，骑着它毕竟比走路快，毕竟比步行省力。她每天不用太早起床，回家给孩子们做晚饭的时间也提前了不少。
然而这辆“满身乱响”的自行车袁德绣只用了五天，就被小通信员要回去了。小通信员哭丧着脸告诉她，县委领导说“公家的东西不允许给私人用，更何况是反革命分子家属”。
袁德绣不得不继续她的徒步运动，不得不继续起早贪黑往返于城乡之间。这段路不算远，但天天奔波，袁德绣便觉得两条腿越来越沉重。
更糟糕的是寒冷的天气，这让袁德绣吃尽了苦头。有道是“冬日两头寒，出门行路难”。的确，一早一晚是冬季最寒冷的两个时段，袁德绣却无法躲避寒冷的侵袭，她必须忍受冰霜之苦。遇到刮风天、雨雪天气时，遭罪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袁德绣的手脚很快被冻得红肿起来。
这天，风吹雨雪，路面光滑难行。袁德绣跌跌撞撞走进“下放劳动”联系户王大娘家时，裹在头上的围巾已被雨雪冻硬，几乎成了冰壳，王大娘拿双筷子敲一阵子，才帮她解下。王大娘赶紧煮碗姜汤端上，心疼地说：“这种天气，兔子饿死都不出窝，谁还下地里劳动？你可真是自己找罪受。”
袁德绣满腹的委屈顿时泄闸，抱着王大娘痛哭道：“这种罪我不受不中啊，谁叫我是反革命分子老婆……”
王大娘搂着袁德绣，也掉下了眼泪。她对袁德绣说：“全村人都议论，杨书记绝不是反革命，是那些龟孙们乱定罪，总有一天会翻过来。”
王大娘还告诉袁德绣，有天公社来个干部，要求村里人“严格监视反革命分子的老婆”，晚饭时谁家都不管他，讨个大没趣。
傍晚袁德绣要返回县城时，王大娘执意要跟袁德绣走，说：“你天天跑来跑去恁辛苦，不就是惦记孩子们吗？俺替你照看孩子们，往后你累了，或天气不好，就住俺家，隔几天回家一趟就中。”
袁德绣谢绝了王大娘的好意，这些天王大娘一家人帮她完成劳动任务、管她午饭，给予的照顾已经够多了，她不愿再给人添麻烦。
雨雪仍未停下，王大娘脱下女儿的棉鞋硬要袁德绣穿上，老人怕她返回途中冻坏双脚。袁德绣非常清楚这些仍处在贫苦中的乡亲们不可能有多余的棉鞋，她穿走了，大娘的女儿就得挨冻。但她拗不过老人，只得从命。
经受了一个多月风霜之苦的袁德绣终于迎来了转机，她“下放劳动”所在地的公社临时负责人解除了她的“下放劳动”任务，安排她留在公社做妇女工作。这位公社临时负责人是中央工作团的成员，他认为县委“折腾一个女人”的做法极其不妥，所以并未请示县委便“自作主张”了。他自然没有想到，此举竟然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新任县委第一书记对这位临时属下的举动极为不满，但碍于其“中央工作团成员”这一特殊身份，不好发作。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向省、地委反映个别中央工作组成员“居高临下不配合工作”。
信阳地委对此事保持沉默，因为此时主持大局的是省委和中央工作组，地委原本就没有多少发言权。而河南省委对此事极为关注，专门向中央工作组“请示处理意见”。
很明显，河南省委表明了对个别中央工作组成员“居高临下不配合工作”的否定态度，“请示处理意见”无疑带有“你错了你看着办”的意味。
中央工作组并未处理自己的属下，而是十分明确地给予河南省委三点答复：
一、所有接受审查者在未定性前，有关“反革命分子家属子女”的称谓没有根据，予以否定。
二、对正在接受审查的县以上干部的配偶，若无发现明显严重问题，暂解除“集训”或“劳动改造”。
三、重申处理信阳事件的组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
中央工作组的答复自然不是河南省委所期望的，尤其是第三点，无疑是在提醒河南省委要懂得“摆正位置”，在处理信阳事件中不要妄想独行其是。
信阳地委代理第一书记赵定远终于不再沉默，他以最快的速度连夜通知各县立刻落实中央工作组的决定。三十多个在押县以上干部的配偶终于结束了备受煎熬的日子，袁德绣也在其中。
袁德绣终于又回到县妇联上班，尽管再也找不到过去那般受重用的感觉，每日只是打杂、跑腿，但毕竟身心解放了许多，她也满足了。
善缘恶果各自食
杨守绩成为“罪犯”，妻子也被关押，四个身处逆境的年幼子女并未就此失去爱心呵护，从官员到百姓频送温暖。
另外一位和杨守绩同等官职同等处境的人，家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妻子上街乞讨时无人怜悯且骂语盈耳，两岁的孩子活活饿死……
同样的官职、同样的处境，为何结果大相径庭？原因在于，杨守绩被百姓视为“好官”，在他及家人落难之时百姓甘愿济助；而另一位被老百姓视为“恶官”，“恶官”不得善报正是百姓的愿望。
杨守绩也犯过错误，比如在“大跃进”中也曾头脑发热，在粮食产量“放卫星”那阵子也曾紧跟，也说过极“左”的话，干过极“左”的事。但他的心没有疏远百姓，他的政念没有脱离百姓利益，因此仍然被百姓视为“好官”而不弃。
“恶官”不亲民、不善民，甚至坑民，心中无民者百姓自然不齿。
“好官”与“恶官”皆系自身造定，善缘恶果各自食，为官者岂可忘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