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怨如山，省委领导对此不可能毫无感受，否则对张富的“处理意见”绝不会仅仅是“做好思想工作”和“严肃批评”，按过去的做法，扣个“反革命”的帽子也不稀奇。很显然，省委领导面对众怨有些心虚了，对打压张富有所顾忌，只有寄希望于民政厅领导做好工作了。
而民政厅领导并未做通张富的“思想工作”，因为省委扣压《告急书》的做法令张富更生反感，他对民政厅领导说：向党中央反映情况，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正当权利，谁敢阻拦就是违反党章；危难之中的灾区百姓急需解救，谁无动于衷就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命不负责任；我张富打铁的出身，不怕硬碰硬，为老百姓说话，天王老子也敢斗！
张富横下心要“战斗到底”，并不在乎日后自己将落得何种下场。他决定进京告状，并把自己的决定明确告诉了民政厅领导。
这天傍晚，张富迎着飞雪赶到郑州火车站，等候开往北京的列车。
几天来，张富始终被人暗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及时报告给省委办公厅值班秘书，因此他人到火车站，消息也到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那里。值班秘书原以为吴芝圃得此消息后会大发雷霆，极有可能对张富采取强制措施，还在为张富暗暗担心。没想到吴芝圃没有发作，值班秘书只看到他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片刻，吴芝圃吩咐值班秘书：马上查清张富爱人的电话。
张富的爱人秦希贤突然接到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电话，旋即带着满脸的惶恐跑出门，坐上已等候着她的小轿车急速奔向火车站。
秦希贤在候车室找到了丈夫，显得又气又急，一言不发拉起张富就往外走。妻子突然出现在面前，令张富大觉意外，他还未醒过神来，就被生拉硬拽到了退票窗口。
张富终于对妻子说：“我要去北京，有重要事情办，走得急，没来得及给你打声招呼，你再气，也不至于叫我退票呀。”
妻子气冲冲地说：“不就是去告状吗？天下大事数不清，哪轮到你来操这份心！”
张富说：“饿死这么多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省委啥态度你也清楚，再没人站出来，老百姓不是更倒霉吗？！”
夫妻多年，妻子自然了解自己丈夫的性情，也理解丈夫此时的心情。她叹口气，态度平缓起来，劝道：“老张，算了，咱有这份济世心，却没有济世能力。人家吴书记这么大的领导，电话中态度那样诚恳，一再表示问题一两天就会解决，咱得给人留点面子，不能‘一根筋’。”
张富这才明白，妻子是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之托赶来劝说自己的。一两天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张富希望吴芝圃这次的承诺能够兑现，他决定再观察两天。
第二天一大早，张富接到要他返回灾区的通知，早饭刚过，一辆小轿车已等候在家门口。他感到奇怪：哪来这样高的待遇？他自然不知，这是省委办公厅的安排，让他享受专车的待遇无非是为了尽快把他送到灾区，以免他待在省会再起事端。
但张富没有上车，他坚定地声明：“甭想支开我，等不到省委下拨粮食，我决不离开，并随时准备进京向党中央反映情况！”
张富这颗“定时炸弹”随时有可能爆炸，无疑成了省委主要领导的一块心病。下午，民政厅领导根据省委办公厅的指示精神，叫来张富的妻子秦希贤，宣布一项“组织决定”：从现在起，你不要上班了，主要任务是在家看好张富，缠住他，绝不能让他进京告状。
秦希贤心中一百个不情愿，但也得接受这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这是“组织决定”，她必须对组织负责。秦希贤一连几天死缠死贴着自己的丈夫，不让丈夫离开家门半步。
张富每天坐在家里发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言不发，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那副快要被憋疯的样子让秦希贤万般心疼。那几天，秦希贤也想了许多，总觉得自己的丈夫“为民请命”并无错误，不该受此折磨。一边心疼丈夫，一边还要看管好丈夫，秦希贤的内心尽管充满矛盾，但还是把“组织决定”放在首位。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秦希贤的决心。
这天，家乡的两个复员军人摇摇晃晃摸到秦希贤家里，进门后两腿已经站不直了。秦希贤一看就知道是饿的、累的。细问方知，两个复员军人风餐露宿半个月，徒步来省城，是想通过张富找省委领导反映情况。他们以为，不拨粮是因为县里领导隐瞒饿死人的情况不报，只有找到省委反映真实情况才能解决问题。当他们知道了张富经历的事情后，才明白问题完全出在省委，顿时茫然。但业已养成的军人的坚毅性格使他们不弃使命，随即决定卖掉脚上的皮鞋换盘缠，去北京找党中央反映情况。
秦希贤劝他们说：“两双旧皮鞋能换几个钱？连买火车票都差得远，路上还要吃，还是回家吧。”
但两个复员军人表示：坐不起火车就步行，走不动路就爬，就是死也要死在去北京的路上！
两个复员军人出门后，秦希贤追出去，塞给他们20元钱，好让两人进京途中能宽裕些。钱不多，因为秦希贤家中没有积蓄，拿出这20元后，剩下的钱应付一家人当月的生活就吃力了。
两个复员军人走后，秦希贤牵肠挂肚，总担心两人到不了北京就有可能饿死或累死在途中，毕竟路途太遥远了。担心之余，秦希贤也被两个复员军人舍命赴京的精神所感染，同时更理解了丈夫不屈不挠向上反映灾区真实情况的行为。想来想去，她决定解除自己“看管丈夫”的任务，帮助丈夫完成进京向党中央反映情况的心愿，并陪同前往。
秦希贤知道，购买进京火车票须出示盖有公章的介绍信，显示购票人的真实身份，这是省委严防有人向中央反映灾区真实情况的“非常措施”之一。丈夫已成为省委严防的“重点人物”，火车站售票处早已接到“对张富不售进京车票”的指令，要想购到进京车票，只有她去。
家里的钱已不够购买两张进京车票，秦希贤只好忍痛去银行卖掉自己的首饰，换来120元。
夫妻俩终于来到北京，原计划先找董老（董必武）反映情况，因为张富曾是董必武的部下，反映情况比较方便，但他们打听不到董必武的住处，未能如愿。夫妻俩四处打听，总算找到了中央监委（中纪委前身）办公地，把信阳灾区的真实情况反映给值班的同志。
从中央监委的同志口中，张富得知饿死人的情况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并非信阳地区独有。张富对此更加迷惑不解，问中央监委的同志：“既然是全国性的大难，中央为啥还不赶快下手解决问题？”
中央监委的同志说：“有关饿死人的情况，各地政府都未正式上报，有的还在封锁消息，中央目前得到的消息几乎都是来自民间渠道。请相信，目前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多久，中央会很快全盘解决问题。”
张富离开中央监委，心情轻松了许多，他对妻子说：“来趟北京不容易，你去故宫、长城转转玩玩。”
妻子说：“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我正盘算着找哪个熟人借钱，哪还有心思玩。”
夫妻俩未能在京久留，借了50元路费匆忙返回河南。
此次北京之行，张富如释重负，因为他终于完成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使命，并且坚信中央很快会有英明决策。
可妻子却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步入家门的，她总有一种不祥之感，尽管猜不准“不祥”是什么，却能预感到它正在步步逼近。所以她对丈夫说：“咱家以后的日子可能不好过，你得有思想准备。”
张富明白妻子的意思，毫不在乎，说：“向党中央反映情况是对党忠诚，为民说话是爱护百姓。干革命是为啥？是为人民，不是为自己，所以我不怕受打击。”
妻子的担心很快应验，张富回家的第二天，就被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
时隔三日，妻子秦希贤也被下放到商城县农村“劳动改造”，她的问题自然是非但未能完成组织交给的“看管丈夫”的任务，还随同丈夫进京告状，“辜负了组织信任，违反了组织纪律”。
所幸，中央调查组及时到来，张富夫妻摆脱了厄运。
“相信组织”莫成笑谈
张富只是个“小人物”，“以卵击石”难逃“组织处理”，这是下级对抗上级的普遍结果。这一“普遍结果”未必属于真理，只能说明权势比真理更强硬，因为权势可以堂而皇之“代表组织”，而组织往往不可战胜。“小人物”倒在“大人物”脚下或许算不上什么，而当“代表组织”倒在人们的讥笑中时，难道也算不上什么吗？
有些没有资格“代表组织”的人并不缺少“相信组织”的忠诚，而那些有资格“代表组织”的人却并不珍惜组织的荣誉，如此反差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假如“相信组织”成为笑谈，定是组织的悲哀，这一悲哀的代价又是什么？我们不能轻视这个问题，因为“相信组织”蕴涵着人们的希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