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藩停职反省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区，有人认为这是路宪文打击“反对派”的开始。几天前曾在驻马店碰头会上围攻路宪文的几个县委书记率先抱打不平，放风说，如果地委不改变错误决定，他们将联名上书中央。
张树藩闻之一惊，连忙给遂平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打电话，劝说道：“你代我给大家递个话，不要误解路书记，要体谅他的苦衷。大难当头一定要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路宪文也听到了风声，急忙吩咐副书记王达夫分别找几个县委第一书记私下解释。王达夫说，不必了，张专员已经劝住了他们。大家的确觉得张专员受了委屈，心中不平啊。
路宪文说：“树藩是个好同志，好同志也难免会受些委屈。为树藩同志鸣不平的人也是好同志，他们是非分明，不趋炎附势，难能可贵。”
王达夫说：“只是地委机关的风气有点问题，好多人见到专员就躲，生怕受到牵连，弄得专员那里冷冷清清。”
路宪文说：“树藩同志停职反省，我背了个大黑锅，有人说我在打击‘反对派’。大家不明真相，谁敢惹祸上身？自保嘛，也可以理解。”
张树藩自被停职后，地委、行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再参加，连文件也看不到了，每天坐在办公室除了看报纸没其他事情可干。周围的人不敢接近他，秘书余德鸿因说了几句打抱不平的话被调开，连聊天的人也没有。
这天，张树藩看到秘书余德鸿从办公室门口闪过，急忙叫他进来。余德鸿进门就说：“专员，我也被撤职了，他们限制我不准和您见面。”
张树藩说：“小余啊，对不起，让你跟着受牵连了。这几天也不好过吧？”
余德鸿说：“我还没顾得上接受他们的批评教育，因为连回老家淮滨县两趟，第一次回去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去是埋父母。专员啊，老人明明都是……饿死的，可不让说，非说是瘟疫。”
余德鸿抱首呜咽起来。张树藩心头一紧，预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他知道余德鸿的家境还是不错的，他家尚且如此，足以说明事态恶化的程度。看着秘书悲痛欲绝的样子，张树藩也伤心落泪。他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
余德鸿答道：“我没多出家门，光知道村西头就死了一半多，至少百十来口子啊，好多都顾不上埋……”
张树藩闻之心碎，拉起余德鸿，拔腿直奔路宪文办公室。路宪文不在，张树藩便找到了地委副书记王达夫，介绍完余德鸿提供的严重情况，张树藩大叫：“我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尚且坐立不安，你们这些共产党的‘好干部’难道就心安理得吗？！请地委赶快采取紧急措施吧，别听省委个别领导放屁了！”
张树藩有所不知，就在他停职反省这段日子，各县饿死人的数字急剧上升，恐慌气氛笼罩全区，地委、行署的领导除副书记王达夫在家留守外，全都下去了。
王达夫望着怒气冲冲的张树藩，满脸无奈。他说：“专员啊，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农家子弟，谁不急？可是上面连句屁话也没有，咱不当家，说了不算，干急，有啥法？”
张树藩心急火燎，问道：“难道省委其他领导都不知道饿死人的事？为什么不给他们讲呀？”
王达夫解释说：“几天前，我陪省委宋副书记去潢川县，好几个人就饿死在路边，都看到了。省监委刘书记回老家新县，也亲眼看到被饿死的乡亲没人埋。省委其他领导咋会不知道实情？或许没人敢说，或许说了也没用。路书记自从挨了一次批后，也不敢再对省委说饿死人的事了。”
张树藩青筋暴突，说：“河南也是共产党的天下，为什么搞得跟‘白色恐怖’似的，达夫啊，你说这到底为什么？！”
王达夫脱口而出：“当家的想吹出更大的气球，结果吹破了，想掩盖。这些人只想自己的政绩，竟不顾百姓死活，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政治品质问题！”
张树藩再问：“形势危急，地委近期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王达夫苦笑说：“执行省委的指示——战疫情。哪来的疫情？人明明是饿死的，非说是疫情，省委领导还特意强调说这是一场政治仗，真够高明！咱们路书记的作风您也明白，够听话的，假戏真做，出动十几支防疫队。唉，河南的不幸，河南百姓的不幸啊。”
张树藩越听越气愤，说：“这哪是共产党的作风！不行，不能容忍他们继续胡来，要站出来为老百姓说话，要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要和他们斗！”
王达夫说：“专员啊，不是没人为百姓说话，就在几天前，省委会上四个地委第一书记联合谏言，结果差点被停职。通往北京的邮路也被掐断，凡是有告状嫌疑的信件都出不了省。胳膊扭不过大腿，权力决定一切，我们靠什么跟他们斗？”
张树藩说：“这正说明他们心虚，说明他们在垂死挣扎，说明他们害怕真理。我们就靠真理跟他们斗！”
王达夫摇摇头，眼里闪动着泪花，却不再说话。张树藩心里明白，目前政治气氛极不正常，人人自危，许多同志已经不敢多讲话了，王达夫能把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实属不易。
张树藩出门前对王达夫说：“达夫啊，你猜，我最后悔的事是什么？是停职反省前没多开几座粮仓，现在无职无权，想干也干不成了。”
张树藩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心中烦躁不安。他决定跟省长通电话反映情况，可拿起电话后接线员告诉他他已被“限权”，这时张树藩才发现自己办公室上至省里下至各县的电话线路都被掐断了。张树藩想，难怪自己停职反省后各县领导没有一个打来问候电话，原来路书记早已把栅栏围好了。这就是“保护”？这就是“爱护”？如果这种“保护”和“爱护”是真心实意，你路书记为何不把它用在老百姓身上？难道我一个人的官职比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命还重要吗？！正是从这一刻起，张树藩重新审视起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以往的尊敬几乎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张树藩自然不知，他目前的“待遇”是省委主要领导定下的，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只是严格执行而已。
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张树藩判断有客光临，起身去开门，却见一封信件从门缝塞入，待弯腰捡起，再开门看时，送信者已不见踪影。张树藩打开信件，原来是首诗——
《忠孝吟》
吾身出工农，工农本父母；
父母盼孝子，孝子藏何处？
吾党出工农，工农本吾主；
吾主盼忠仆，忠仆何远疏？
华夏尚忠孝，忠孝流千古；
千古多佳话，佳话今谁属？
张树藩默读数遍，引出万千感慨，自语道：是啊，大难临头之际，老百姓最需要“孝子”、“忠仆”，眼下却无援无助，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这到底是为什么？
张树藩满腹惆怅，在办公室内不停地走动，越走越焦躁，似有爆炸之感。他日后回忆说，在省委扩大会上受到点名批评时，自己不曾有过那种感觉；在被停职时也没有那种感觉。当时的那种感觉如血涌天门覆冰难降，如狂潮奔涌破堤碎岸，实在难以自控啊。
那种感觉蕴涵着什么？蕴涵着对百姓遭受苦难的万般忧虑，蕴涵着对漠视百姓者的愤慨，蕴涵着一个领导干部的责任感，也蕴涵着对党的事业永不褪色的忠诚。当忧虑、愤慨、责任感、忠诚群起涌动，怎不令张树藩发出惊涛裂岸般的呼喊！
地区机关干部们听到了一声大似一声的朗诵，那是他们已被停职的专员张树藩放声朗读《忠孝吟》。那声音时而亮若霹雳，时而沉若暮鼓，时而烈若嘶鸣，时而哀若哭诉。一遍、两遍、三遍……张树藩的声音渐渐嘶哑了，仍当门立而不坐。人们闻声而至，一时间门外被围得水泄不通。
门外人群中，还有地委副书记王达夫。王达夫是被人叫来的，有人对他说，专员发疯似的大喊大叫。张树藩适才出口的每一句、每一字王达夫都听得清清楚楚。身边一位机关干部对王达夫说，专员的声音是从心底发出来的，给人以惊涛裂岸般的震撼。王达夫也有同感，他已经被自己的专员感染得浑身燥热，恨不能走上前与专员并肩齐呼。可是他不能，因为目前的政治环境容不得他这样做。况且直觉告诉他，眼下人多嘴杂，专员此举传出去不知又要惹出何等祸端，自己必须想办法保护专员，必须为专员消除不利因素！
王达夫背对张树藩办公室，环视人群，大声问：“大家听清楚了吗，专员说的是什么？”
人们面面相觑，片刻之后，有人大声回答：“专员说的是忠孝，忠于人民，孝敬父母！”
王达夫再次大声问道：“是这样吗？再说一遍。”
人群立刻齐声回答：“是这样，忠于人民！孝敬父母！”
王达夫激动不已，举起紧握的拳头说：“同志们，大家的声音证明了一点——众志成城，无所畏惧！都回吧，各干各的事去。”
王达夫转身拉起张树藩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拿起《忠孝吟》，深情地对张树藩说：“专员，您听到了吗？大家的心是相通的。您的声音惊涛裂岸一般震撼着大家，大家的声音也一样呵。‘惊涛’是什么？是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代表民心众愿，它一定能战胜任何艰难险阻！但我还得提醒您，一定要稳定情绪。这东西我拿走了，不会再有人看到它。”
以后的日子里，张树藩沉默寡言，他在煎熬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忠于人民”莫空唱
一首《忠孝吟》，道出一个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忠诚，这种忠诚淡忘了个人利益，笑对着官场风险，显示了无私无畏的为官风范。行署专员张树藩为保护百姓终遭丢官之难，但他最终没有放弃人民利益，人们为之赞叹。
相比之下，那些以“乌纱”为重者无法不让人蔑视。须问官：入仕唯升迁，何来亲民感？唯恐升迁慢，何有为民胆？忠诚“乌纱帽”，何能重民愿？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首歌曾让中国百姓饱含深情唱响若干年。的确，共产党对百姓有使其“翻身做主”之恩，百姓引吭高歌不失真情实感。自然，被称颂的共产党也不会忘记百姓的养育之情，因此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喊出“忠于人民”的口号。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人需要把响亮的声音变为持之以恒的行动，而不能使其沦为空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