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中田听了这话，有火发不出了。他心里明白，坏毛病、坏作风的确都是上边带出来的，自己不也跟着上边多次吹牛撒谎吗？他对张念汉说，共产党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天下，决不会靠吹牛撒谎来守护。这几年出现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做法，很快会得到纠正。他请张念汉原谅自己刚才的态度，鼓励张念汉从现在起“只认真理不认官”，带领群众渡过难关。
他们又到王悦庄，天已擦黑。村支书张念汉生拉死拽要蔡中田和陈良聚到自己家喝碗稀饭暖暖身子。两人实在不愿去，因为“两碗稀饭”对一个家庭绝非是一般的负担。但张念汉的一句话使他们不得不去，张念汉说：“权当是尝尝百姓家掺草的稀饭，两位书记记住百姓受过的苦，知道以后如何为百姓干事。”
张念汉的妻子把煮好的稀饭端上桌，蔡中田拿筷子搅几下，问道：“为什么偏稠？咋没有草料？”
张念汉的妻子说：“领导来家，咋能喝和俺一样的稀饭。”
蔡中田说：“这可不行。这样稠的一碗稀饭，弄不好是你们全家人的一顿饭，陈书记我俩哪敢喝呀。如果不变样，我们真得马上走人。”
张念汉急忙对妻子说：“快端走，加水，再加些碎麦秸末子，就和咱喝的一样，多煮会儿。”
这碗稀饭喝得蔡中田极不是滋味，碎麦秸末子拉疼嗓子倒在其次，疼痛难忍的是一颗心。在常庄公社尝过大雁屎，今晚再喝次草料稀饭，蔡中田体验到了眼下百姓的苦难。他对自己说，这如果算是“补课”，还远远没有补全——树皮、观音土等等根本无法入口的东西老百姓都用来充饥，自己还没尝过滋味。此时他又想到，远在山东家乡的老人过的也是同样的日子，更心如刀割。
“陈良聚，他们吃的这些东西你吃过吗？”蔡中田问。
陈良聚说：没吃过，好赖是个共产党的干部，吃的是国库粮，眼下虽然也吃不饱，横竖还是比老百姓强。
蔡中田又问：“你爹娘吃这些东西吗？”
陈良聚顿时泪下，说：爹娘也是老百姓，不吃这些东西靠啥保命？
蔡中田感慨道：“我们刚闹革命时，多少次紧握拳头高喊‘为人民打天下，为人民谋幸福’；解放了，我们的口号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是，我们当官了，日子过得却比老百姓好，过去高喊的那些口号不是变成废话了吗？我们当官了，就不用吃树皮，爹娘却在吃，连和爹娘的距离也拉远了。你说，这个天下到底是人民的，还是当官的？我们共产党如果没有‘百姓吃肉自己喝汤’的觉悟，总过得比老百姓优越，只能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到头不又成了‘蒋家王朝’？”
还未等陈良聚回答蔡中田的话，村支书张念汉说道：“蔡书记呀，说句良心话，依俺老百姓看，当官的过得优越点儿也在情理之中，管理国家、料理百姓，操心多大呀，只要不出格就中。啥叫出格？就像蒋介石手下的官，只想着自己升官发财，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有好事不让老百姓沾边，这就叫出格。咱老百姓要求不高，别人吃肉咱有根骨头，别人吃馍咱有碗稀饭，这就中。”
陈良聚说：“念汉呀，毛主席可不是这个意思，他要求共产党的干部不能当官做老爷，而要做人民的公仆，公仆就要敬主人，老百姓就是主人。咋敬主人？得像孝子敬爹娘，有肉先让百姓吃，有福先让百姓享，否则就不叫共产党。”
这就是在共产党执政后的最困难时期，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公社书记、一个村支书——共产党的三级“党代表”共同议论的话题：主仆关系。那个时期，这样的话题实属平常，而今天的人们听后又有何感想？
蔡中田放下碗筷，告诉张念汉把大队干部都叫来见下面，和大家一起商量下眼前如何带领群众战胜困难，还想请大家给县委的工作出出主意。
大队干部陆陆续续到了张念汉家，只缺妇女主任。原来，张念汉通知大家开会时，对村长讲了两位书记在自己家喝草料稀饭的事，村长专门拐到妇女主任家，吩咐道：听说蔡书记冒着风险把种子粮分下来，这可是救命大恩。你晚去会儿，到大队干部家每家抓把面，好歹也得管两位书记吃块饼，不然心里过意不去。
蔡中田正在认真听取几个大队干部的建议，妇女主任匆匆到场，从怀里掏出两张还冒着热气的烙饼，笑着说：“蔡书记、陈书记，快趁热吃吧，面粗些，好歹扛饥。”
这一幕让蔡中田和陈良聚感到意外。当问清原委，蔡中田感动得许久说不出话来。他明白，这不是寻常日子的两张烙饼，这是在生活最困难时期千金难求的“保命食”；他更清楚，这不是寻常意义的“关心领导”，这是人民群众送给共产党的真挚感情。
“这份情，我和陈书记领了，不领还算共产党人吗？这两张烙饼不能吃，吃了就真不配做共产党人了。”蔡中田说。
两碗草料稀饭两张烙饼，促使蔡中田连夜返城，决定再次召开公社书记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他有话要说，不吐不快。
在第二天下午的会议上，蔡中田向与会者讲述了头天晚上的那两碗草料稀饭和那两张烙饼。他无比激动地说：“我也是百姓出身，知道百姓生活有多苦，知道百姓要求有多低。自从当了共产党的官，接触的百姓更多了，更知道了百姓有多宽厚。我敢说，中国的老百姓最能吃苦、最能忍耐、最好领导。而眼下百姓却在挨饿，饿得命悬一线还不忘共产党的好，还真心对待共产党，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有愧啊。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一级书记，代表共产党的形象和利益，这几年净顾着吹牛撒谎了，不顾形象和利益，不顾百姓生活，愧大了！不提过去了，从现在起，百姓就是我们的爹娘，知道怎样敬爹娘就知道该怎样敬百姓，后面的工作怎样干，大家好好想想。今天会议我就讲这点内容，希望大家能领会！”
当天夜里，蔡中田给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写了一封长信，详尽讲述近几天的所见所闻所思，建议地委对党员干部加强教育，增进其对群众的感情，在“服务群众、保护群众”方面多做工作。
蔡中田自然没有想到，就在他热血沸腾的这几天，遂平县分发种子粮的事已经在地委这头搞得沸沸扬扬。
为了查清遂平县分发种子粮的情况，地委办公室一日三问，而遂平县没有任何回复。地委副秘书长请示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是否成立一个调查组专门调查处理此事？路宪文不耐烦地说，不要动不动就成立这个组哪个组的，没必要兴师动众，去个人了解清楚就行。
派人赴遂平县调查的结果证明，遂平县的种子粮的确全部分给群众了。此事非同小可，按当时的政治环境，责任人背个“破坏生产”的罪名毫无疑问。当地委办公室建议立刻将“种子粮事件”报告省委时，路宪文却挡住了，而且训斥道：“上报省委管屁用，吃到肚里的种子粮还能吐出来吗？”
建议成立调查组挨训，建议上报省委又遭批，地委办公室人员被搞蒙了，一时不知所措。在大家的印象中，遇到大事“调查组”开路，“报告省委”请示处理意见，是路宪文常用的两招，而在遂平县分发种子粮事件上，路宪文一反常态，的确出人意料。
路宪文找来专员张树藩，商量如何处理“种子粮事件”。张树藩的意见是，遂平县领导救人心切，可以理解，此事暂不处理。重点防止此类事情在其他县再度发生，要给各县打招呼管好种子粮。
路宪文同意“暂不处理”，却不同意“打招呼”。他担心，一打招呼等于提醒各县还有种子粮可以吃，这样的话全区的种子粮恐怕一粒也保不住，人饿急了什么都敢吃。
张树藩看路宪文一筹莫展的样子，忍不住说道：“要我说，咱们根本用不着为这事煞费苦心，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保人命而不是保种子粮，人最重要啊。”
路宪文若有所思，问道：“种子粮发给群众，能扛几天？”
张树藩答道：“三五天不成问题。”
路宪文似乎顿开茅塞，说：“三五天后，省里的粮食或许就拨下来了。这三五天最难熬，熬过去就没啥大问题了；换句话说，咱们要想办法保证这三五天不饿死人，后面的事情就好办。这个蔡中田，夜里打电话，冒出两句话，一句是‘冰泪化春水’，另一句是‘粮种换人种’，大老粗做事有韵味了，看来也有功劳啊。”
张树藩立刻明白了书记的意思，书记似乎也动了拿种子粮救人的念头。张树藩一阵心喜，喜的是一向唯上不唯下的书记终于向群众跨近一大步，开始为群众着想了。但他又觉得书记未必有敢冒风险的气概，毕竟这不是一般的事情，毕竟书记与蔡中田性格不同。他决定促使书记下此决心，决心连着人命啊。
张树藩的大脑高速运转，他必须尽快拿出能够让书记接受的理由和办法，非如此不可。
张树藩终于想好了，说道：“书记啊，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关键时候还是您头脑清醒，有大主意。我看这样，咱把种子粮‘变性’分给群众，既救了人又好对上交代，您只需点个头，下面的事情我有办法。”
张树藩当即草拟一个电话通知递给路宪文，内容是：如有备用粮，全部分给群众，以解生命之危。
路宪文会意。通知的玄妙之处就在于“如有”和“备用”，言简意赅且无明显破绽。尽管通知内容绝对没提“种子粮”，但各县都知道“备用粮”的含义，决不会错过这个良机。
路宪文在通知的前面加了一段话——各县要继续巩固“反瞒产”的成果，要继续批判“右倾思想”，要把安排好群众生活上升到“高举三面红旗”的高度来抓。张树藩看后笑起来，说书记办事艺术高，这叫屁话、好话混着讲，大家不难辨出香臭。
行署的电话通知当天发向各县，这意味着信阳地委向全区的百姓抛出了一根救命稻草。实际上，遂平县分发种子粮的事只隔了一夜就传到全区其他县，所有的县都在暗中效仿，接到行署关于动用“备用粮”的电话通知时，各县的种子粮基本发放完毕。在那段非常的艰难困苦时期，各县领导都使出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只要有一个县在救人方面有所动作，其他县都会群起而效之。
张树藩很快发现行署的电话通知已晚了半拍，心里却异常高兴。他觉得，各县领导都知道“自救”，说明已经从完全听命于“上级指示精神”的桎梏中摆脱出来，确实把群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了。他欣赏这种敢为百姓冒风险的作风。
张树藩紧接着又做了一件事。行署关于动用“备用粮”的电话通知下达仅两个小时，又下达一个“补充通知”：严禁动用种子粮。
既然通知各县动用“备用粮”，而各县的“备用粮”只有种子粮，且又明知各县的种子粮都已发放完毕，“补充通知”不是多余吗？并非如此，这是张树藩玩的一个技巧。他判断，全区发放种子粮的事省委很快就会知道，因为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中有好几位信阳籍领导，瞒不住。如果省委追查下来，势必给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造成过大的压力，影响这位正在偏向群众一方的地委书记转舵，后面的情况就会更加复杂。为了让一把手继续保持“群众观念”，必须为他减轻压力，而减轻压力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路书记有话应对省委的追查。的确，地委已经明文通知“严禁动用种子粮”，各县的行为并非地委的意思呀。如果路书记此次能够应付过去，必会继续为民办事，此后百姓的利益会得到更多的保护。“补充通知”的作用正在于此。
果然，两天后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就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要求信阳地委向省委说明“种子粮事件”。一不小心弄成了“事件”，无法不使路宪文心中惊慌。他急忙叫来张树藩商量对策，并流露些许后悔之意。
张树藩拿出了“补充通知”交给路宪文，说：“这事是我私自决定，事后也没顾上向您报告。把这东西报给省委，他们还能怎样？”
路宪文看罢笑容顿现，说：“是嘛，咱们提前就对各县提了要求，没啥大的责任。树藩呀，这事你干得明白。我就说嘛，干事得有章法，若没章法，再菩萨心肠，好事也未必能办好。”
信阳地委传来的“补充通知”的确让省委一时难定追究责任对象，信阳地委顶多是“监管不力”，而各县属于“法不责众”。
多年后，张树藩在回忆“种子粮事件”这段历史时说，这件事的意义非同一般，这标志着信阳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从狂热中清醒过来，向人民群众跨近了一大步，敢于为群众利益负责了，不惜为群众利益冒风险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转变，在以后的日子里，“群众观念”占了上风，“保护群众”成为原则，减少了群众的生命损失；正因为有了这种转变，饥饿中的百姓仍不断呼喊着“共产党万岁”，“春水”仍涓涓流动。
恭请“主人”上前台
遂平县共产党的三级书记关于“主仆关系”的一番对话，的确引人深思。诚然，直到今天，“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理论并未改变，但理论不等于实际，两者的距离有多大，无须明言。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被称为“主人”的人民永远听命于“仆人”，“主人”的地位永远在“仆人”之下，“主人”的生活质量永远大大低于“仆人”……
“主仆关系”似乎倒置了，由此带来的不仅仅是理论与实际的距离，更有感情的距离，信任的距离，信心的距离。而任何距离都代表着一定的代价，我们没有理由任其发展。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国家是人民的，理当“人民当家作主”。无须怀疑人民的智慧，大智藏于民，大慧潜于民，激发人民的智慧就是激发民族振兴的巨大能量。因此，我们需要恭请“主人”上前台，让人民有更多的话语权、更广泛的参与度、更高的责任感，这理当常抓不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