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情况都是我后来知道的，不过，我当时确实能想象到这种情形。我上中学时，哥哥到新疆和静参军，三年没有回家，慰藉母亲思念的是哥哥的家信，而我是唯一的读信人。那时，母亲最快乐的节日就是收到哥哥的信，常常要我反复读好多次。如果哥哥的信没有如期回来，母亲总要把以前的信拿出来摩挲、回味。等待的时间再久一些，她就要掉眼泪。新疆的一切消息牵动着她的心，虽然明知儿子只是新疆的一分子，但她宁愿把新疆等同于儿子。比如：新疆某地地震，部队调动救灾、军演，都让她悬心而惶恐，甚至夜里不能安睡，急忙吩咐我写信问候哥哥。母亲不知道，新疆很大，其实电视新闻里的事情完全与儿子无涉，我告诉她，军演或地震的地方离哥哥的部队还有1000多公里，她不信，总以为我在宽慰她。那时到新疆的信要在路上走7天，甚至更久，母亲就常常要焦虑很久，直至哥哥回复了报平安的家书。常常会有信错肩而过的情形，因而我们收到的信总是在回复很久以前的问候，母亲悠悠慨叹：“要是能立即收到信该多好。”
正因为我知道这些情况，所以刚入大学时我的信准时而频繁。但是，慢慢地，学习忙了、朋友多了、生活丰富了，人也变懒了，加之提笔总觉无话可说，信就迟滞缓慢，可是父母的来信却一如既往。当然，父母的信总是我的姐姐或哥哥代笔的。一次，我收到了家书，惭愧异常。虽然信依然平和亲切，但里面却夹着10张邮票，只有我能懂，这是母亲对我含蓄的批评和无声的乞求——她不忍我难堪，但更受不了思念的煎熬。我赶紧复信，对于自己的疏懒与无情十分抱歉。母亲常爱说一句古话：“要报父母恩，除非怀里抱子孙。”是的，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对孩子的牵挂与痴爱，才会理解父母。可是，人年轻的时候总会犯一些不可饶恕的错误。
慢慢地，电话普及。而我和父母的通信也更少了。因为姐姐和哥哥都迫于生计，在离家较远的地方打工，不能写信与读信了。
一天我正在家里看书，电话响了，我接起来，惊喜异常：是母亲！母亲开心地告诉我，家里装了电话。我也十分高兴，母亲说：“你以后就不要写信了，电话真好，就像你在我身边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与儿子联系越来越不便，母亲很失落、伤感，思念常常折磨得她寝食不安，电视上关于西安的任何不好的报道都让她恐惧担心，虽然她知道我在西安只占据着一个几十平方米的空间，可是她没有办法不牵挂。
他们将我平时给的看病的钱节约了下来，又卖了一些粮食，就装起了电话。
现在，每周周末我都要按时打电话问候母亲。父亲寡言，与我在电话里只说一两句话，就将听筒交给母亲。母亲嘘寒问暖后总要给我讲村上的事情，那对我已经很遥远很陌生，可我乐意倾听。每次我们要通半个小时的话，听着母亲开心，我就轻松，心头对亲情的歉疚就会淡许多。
我知道，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站在一边，听着我们母子对话，表面上他不屑于这种缠绵，可他内心里有着无尽的思念，只是他不善、不想表达而已。有时母亲还要说：“你父亲正在忙着收拾屋子。”可假期回到家后母亲才告诉我：“你父亲看着在收拾屋子，其实在注意听我们说话哩，他比我更关心你和晓红（我爱人）的情况。”这话让我更心酸——电话是我和母亲的桥梁，母亲却是我和父亲的桥梁。
我很感谢电话，它让亲情不再忍受时间的煎熬。
我最大的愿望是，当亲情的电话拨动时，另外一端千万不要占线、无人接听或者关机。
母亲的名字
有一个弱智的女孩离家出走，天黑下来后认不出了回家的路，正在大街上徘徊，被两名巡警发现，带回了派出所。
两人详细地询问女孩的情况。
“你叫什么名字？”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你出来干什么？”
“你爸爸妈妈的工作单位在什么地方？有联系电话吗？”
对于这些问题，女孩子一概不知，她只是、只是茫然地摇头。
警察很无奈，其中一人不抱希望地问道：“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王晓英。”女孩子不假思索地回答。
警察大喜，立即到户籍室查询，结果该区叫王晓英的13位中年女性在半个小时内全部接到派出所的通知，当然，女孩的母亲在内。其时，这位妈妈正心急如焚，痛哭流涕。
10分钟后，妈妈赶到了派出所见到离开她12个小时的女儿。
女儿扑在妈妈怀里，娇声细语地说：“妈妈，我知道你的名字！”说这话时，全然不像个弱智的孩子。
妈妈搂紧女儿，扑簌簌泪落了一脸。
天下所有的游子啊，请牢记母亲的名字，因为记住了母亲的名字就记住了回家的路。
那件散发着淡淡油烟味的蓝衣服
有一件衣服让我终生难忘。
记得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在忙忙碌碌地安顿家务时，我会独自一人在旁边玩耍，玩累了往床上一躺，很快就会睡过去。而醒来时，总会发现身上盖着父亲的那件蓝色的上衣，那衣服也正好将我小小的身体全部盖住，所以不会着凉。父亲是一位厨师，经常与锅灶油烟打交道，因此他的衣服上总有一种特殊的气味，那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每次我醒来总会先闻到那淡淡的油烟味道，并永远地留存在了我的记忆里面，现在想来，那该是人类至爱的气味，温馨了我的童年和生命。
就在父亲蓝衣的温暖下，我渐渐长大，离开了家乡告别了父母，独自一人生活在了古城的天空下。这时我才明白幼年养成的习惯不易改变，至今我常常会在读了很久的书后迷迷糊糊地睡去，忘记给身上盖件衣服，醒来后常常会感冒，这让我更加眷恋家乡与父亲。一次，我又没有盖衣就睡过去了，结果父亲就像我儿时那样给我盖上了他的那件散发着淡淡油烟味道的蓝衣服，我倍觉温暖，睡得也更加香甜，但是，很快我醒来——我是被冻醒的，我看看身上，根本没有什么蓝衣服；我翕动鼻子，也没有那暖心的油烟味道，可是我明明看见了它——想到这里，我的泪水慢慢地爬满了脸颊。说来真是奇怪，那次我居然没有感冒，我心底道：也许是梦中的蓝衣给了我温暖吧。
几天后，父亲到古城看我。吃完饭，我有事出去了，让父亲在家看看电视，城市的闭路线能收很多频道，而故乡的电视只有一个频道，所以我很希望父亲能见识一下城市生活。可我回来时电视里的男女武士打得正酣，而父亲蜷在客厅的沙发上已经睡着了，打着很响的呼噜。让我十分心疼的是父亲身上竟然没有盖任何御寒的物件：我能理解，他在儿子的家里太拘束，他不敢乱动我们的衣物被褥。我赶紧脱下皮衣，轻轻地盖在父亲身上，这时我才吃惊地发现父亲老了，蜷着的身躯是那么瘦小，我的衣服正好将父亲的身躯盖住——他，多像25年前的我呀！难道人生真的是一场轮回吗？
在我盖衣的当儿父亲的鼾声停顿了一下，旋即又酣畅地继续了，而我呆坐在一边的椅子上，长久地注视着父亲布满皱纹的黑瘦的脸颊，内心波澜汹涌，暗想现在父亲的衣服是无论如何也盖不住我的身躯的，这时泪水也肆意地流了下来……
黑馒头白馒头
小时候，家贫，粮食也缺，平日里只能吃到粗粮，精粮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
那时，奶奶70多岁，身体不好，需要精心照顾。妈妈对奶奶特别孝顺，平日里蒸馒头时，特意给奶奶蒸几个白面馍馍，那是不准我们姐弟几个吃的，我们只能吃黑馒头。有时奶奶吃不了或者舍不得吃就留给年龄最小的我，但我还是不敢吃，除非妈妈点头同意。上小学以后，由于早上去学校太早，没法吃早饭，所以只能带一个馒头课间充饥。
一天早上，我去厨房，冬日里，屋子很黑，我又胆小，便匆匆忙忙从笼子里抓了个馒头塞进书包去了学校。
上了两堂课，看着同学们都取出馒头吃，我也连忙拿出馒头，但我却一下子怔住了：那是一块白馒头。我不敢吃，尽管我很饿，我还是将馒头塞回了书包。看着其他同学吃得津津有味，我不停地咽唾沫。接下来上课时，我一点也听不进去，头脑被白馒头占满。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一次一次想把馒头拿出来吃掉，但终于忍住了。
放学回到家中，我将馒头拿给妈妈说：“妈妈，我今天早上错拿了馒头，妈，我没有吃奶奶的馒头。”
妈妈一把把我搂进怀里，泪水扑簌簌流了下来。
吃黑馒头长大的我不但珍惜粮食更珍爱亲情。
打面包
那天父亲到古城看我，带来了8岁的小侄女。侄女在家乡时有许多要好的小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玩游戏。到了我这里，没有了朋友，她显得很落寞，加上环境的生疏，竟然手足无措。过了一会儿，看见我的茶几上有很多漂亮的硬纸，她拿起来随手折叠，很快就折出一个四方封闭的纸块，还说：“叔叔，我们两个来打面包吧。”我的记忆突然被激活。
在家乡，代代相传的一项两人运动就是“打面包”。我至今不懂为什么要将这个用纸折叠的方块叫“面包”。游戏的规则是双方各自从家里找所能找到的各种废纸张，然后根据纸张大小折成各种尺寸的四方块，这些方块就是“面包”，谁拥有的纸块越多，谁的纸块越大，谁就越富有。然后，每人拿出一个“面包”，可大可小，先有一方将自己的纸块撂在地上，另一方拿着自己的“面包”使劲朝放在地上的那块面包摔去，在瞬间风的作用下如果能使对方的“面包”翻个个儿，那它就属于你了；如果没有翻身，就由对方再用那块没有翻身的“面包”打你的“面包”，规则一样，直至“面包”翻身，输家再取一块“面包”重来。如果能用小“面包”赢来对方的大“面包”，那将被认为是无上光荣的事情。我之所以叫它为游戏是因为那是小孩子经常爱玩的把戏，我又叫它运动是因为摔下“面包”时不光需要力气，还需要智慧与耐力，只有看清楚躺在地上的“面包”什么地方有罅隙，在那个地方附近摔“面包”才能增加获胜的几率，而且双腿用力摔动臂膀也是同样费力的事情，身体弱玩不久，输了“面包”就赢不回来，而赢了就走对方是绝不会罢休的，你坚决不玩就会失去信誉，以后就再不会有小朋友同你玩了。这个小小的游戏里竟然藏裹着中华民族古老的处世原则。
打面包还有许多趣事。那时农村人生活贫困，纸张尤其缺乏，就连上茅房都没有纸，擦屁股就随手拣一块土坷拉，自然家里是不会有闲纸给我们玩打面包的。可是小孩子毕竟有自己的办法。有一个叫黑娃的小伙伴将父亲视为生命的皇历偷出来撕了几张纸叠了小“面包”，结果被我很快给赢光了，他本来打算用黄历纸做底，赢了“面包”以后再将那几张纸缝进黄历偷偷送回去。不料越输越多，最后黄历纸居然被我赢光了。他这下害怕了，因为他父亲脾气暴躁，动不动就会用鞭子抽他，他想一定得赢回来，坚决不让我走，赶紧又跑回家，不一会他又拿出一个小本本，撕下纸接着打。刚撕一半，那父亲就找来了，抓住儿子就是一顿猛打，我被吓跑了。几分钟后，那父亲又怒气冲冲地找到我家，要回了我赢他儿子的所有面包。虽然十分不情愿，但在母亲的威逼下我还是乖乖地交了出来。后来才知道，黑娃第二次拿出来的是他家的工分手册，上面记录着年终分钱分粮必须的依据：全家人的工分。还有一个叫臭娃的小伙伴，他偷出姐姐在部队的男朋友写给她的情书叠面包，我赢了他后赶紧拆开来看，但刚刚上学的我只认得几个字，其中一个是“爱”字，“爱”字是我上学第一周学的，我还记得那句话是：我们都爱毛主席。那信上这个字很多，也不清楚为什么，看不懂便觉着没劲，我又嫌那纸太软不好玩就将它撕掉扔了。结果晚上那姐姐就来找我，她唇红齿白个子高挑很是漂亮，我们小孩子都喜欢她，可她平时最讨厌我，因为我太淘气。没想到她笑眯眯地对我说：“你把赢我弟的那几个‘面包’给我，我给你吃枣。”说着就拿出一个。那年月，枣是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奢侈品，尽管我很想吃枣，可是已经将它撕碎了，她看没有指望了就说不给我枣了，淘气的我冲上去就抓那个枣，结果抓住了那姐姐的指头，原来她将中指的前段用其他指头压住，后段鼓起来并用红墨水涂成枣色，看着像极了枣。没有拿到那几张纸，那姐姐哭着走了，可把我吓坏了，心里想那纸真的那么重要吗？现在我当然清楚那纸对于一个青春少女也许胜于生命，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愚妄的动作是否撕毁了一个少女的梦与爱，但愿没有！我也曾偷过家里的东西，我偷的是妈妈剪的鞋样，小鞋样偷了不好用，所以我偷的是大鞋样，结果把爸爸的鞋样全偷走了，不过我老赢，没有输掉鞋样，妈妈找时我拿了出来，看着已经被折得皱巴巴的鞋样，妈妈只笑骂我几句就了事了，还夸我诚实。
现在想来，之所以叫这项运动为“打面包”大概有着让人心酸的原因。在十几岁以前我都没有吃过面包，那时在我的意识里：面包是人类最好的食品，什么时候能吃到它那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面包是饿肚子者的奢侈品，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我出生在1971年，在我玩打面包最凶的那一年，家乡开始实施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人的命运从此转了弯，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翻天覆地。所以我奇怪，为什么吃喝不愁的小侄女现在还玩打面包。
我不和侄女玩，侄女不甘心，撒娇又要和她爷爷玩，我父亲总是很迁就孩子们，就笑呵呵地陪着孙女玩耍了，我并不制止，因为我知道，现在的城市孩子有太多太多的玩具，有太多太多的食品，他们不爱吃面包更不玩“打面包”，他们不屑。而我的侄女没有玩具，就玩那种不花一分钱又能锻炼身体与智慧的游戏，何乐而不为呢？况且，我看见父亲陪侄女打面包还能锻炼身体，就觉得更加欣慰了。
有些传统与钱无关，与富裕无关，它们只和生命本身有关。只要有生命延续，它就会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