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份答卷”。1973年6月30日，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在参加高等学校文化考试时，不答卷，却在物理、化学试卷背面写了一份不赞成文化考核的信。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于7月19日加了题为《一封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按语发表，在按语中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此后《人民日报》和各地报刊均予转载，把文化考试说成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江青、张春桥等人把张铁生捧为“反潮流英雄”，在全国树立了一个交白卷样板，刮起了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从此，河西地区各中小学都取消了文化课考试，老师不敢布置作业，学生也可随便不交作业，教学秩序混乱，纪律松弛。
2．一个“谈话记录”。谈话记录是1973年6月，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员写的，说“智育第一”的压力，使她“发闷”。“四人帮”就利用这个“谈话记录”，宣扬“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作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不仅对师大适应，对上海其他大学也适用；不仅对上海的大学适用，对中小学也适用”，在教育战线上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弄得学生学习无理，教师上课有罪；学校教学没计划，学生毕业不考试；教师布置作业是“智育第一”抬头，课堂讲授就是“满堂灌”，还把学校领导和教师说成“复辟回潮”势力的代表进行批判。
3．“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1973年11月，《北京日报》收到一个小学生的两封来信，报社便到学校了解情况，并收集整理这个小学生的日记，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在报社内部刊物上登了出来。这个小学生的信和日记，主要反映了她和班主任老师之间的一些矛盾和不同看法，纯属师生之间正常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根本谈不上什么“师道尊严”和“反潮流”。“四人帮”却利用这个小学生的信和日记摘抄大做文章，声称“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责令《教育革命通讯》连夜赶写“编者按”，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也先后加“编者按”发表了这个材料。顿时，全国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反对所谓的“师道尊严”的浪潮，给教育战线，特别是中小学教育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河西地区的一些中小学从此无政府主义泛滥，一些学生以不读书为荣，以为破坏纪律、反对老师就是反潮流，学校门窗玻璃被破坏，少数学生搞恶作剧，欺负老师，师生关系对立加剧，教师遭到严重冲击。
4．“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河南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有一个叫张玉琴的同学，由于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许多功课考试都不及格。1973年7月10日下午，学校进行英语期末考试，张玉琴答不上来，在考卷背面写了六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会ABCD，还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还埋帝修反。”班主任杨老师即找该生谈话，讲了学外语的重要，并让她在班上作检查，学校负责人在全校不点名批评她。就在这天吃早饭时，张玉琴称病让同学代请假离开学校，投水自尽。1974年1月江青从《人民日报》一个内部情况中看到这个材料，大做文章。不久，中共中央发了文件，批转了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并提出“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将处理情况迅速上报。各地区也应注意，检查有无此类似情况”。1974年2月2日，河南省委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逼死革命小将”的罪名，将马振抚公社中学校长和班主任杨老师逮捕法办。文件传达后，河西各地纷纷组织师生检查，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复辟”。一大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复辟”的典型进行批判。为此，很多学校的领导不敢抓文化课教学，不敢进行文化考试，教师也不敢管学生。因此，学生纪律松弛，学校秩序混乱，一些学生随便不上课，在街上抽烟、打架、斗殴，学习风气每况愈下。
5．推广所谓的“朝农经验”。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个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了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调查报告，主要是肯定当时社来社去，教学从农村需要出发，以科研促教学的办学经验。1974年12月“四人帮”在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上将朝农经验加以提炼，树为学校进行教育改革的方向。从此，各级各类学校都学朝农经验，不分青红皂白，都搞社来社去，把课堂搬到农村、搬到农场进行教学。由于学生劳动时间多、学习时间少，大搞实用主义，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学生最多只有中专水平，高中生只有初中水平。
三、批判所谓的“右倾”翻案风
1975年1月，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这一年中，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他提出，“各个方面都要整顿”，从而促成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小气候。邓小平非常关心教育问题，他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还进一步指出：“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一点外语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并强调要解决教师的地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等问题。这无疑给极“左”思潮笼罩下的教育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注入了复苏的活力。同时新任教育部长周荣鑫贯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在部内外会议上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教育的事实，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抨击了“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倾向，提出教育“不改变现在的情况很可能拖后腿”的问题，强调文化知识和基础理论教学，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但是到了11月，形势急转直下，张春桥、迟群等人在北京大学点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鬼火，一股扼杀教育生机的阴风再次吹向全国。《甘肃日报》根据省委部署，连续发表了一些学校大批判组的文章，鼓吹“文革以来教育质量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教育革命取得了丰硕成果”，有些文章还将1975年加强基础理论教学的做法，诬蔑为“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有些文章甚至还提出“打土围子”，“还乡团”的口号，从而又造成了新的混乱。河西地区有些学校搞人人过关，“上挂下联”，查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表现，“打土围子”，制造了新的冤案。
“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所谓的“打土围子”、“还乡团”的结果，再次搅乱曾一度有望复兴的教学秩序，使教学工作受到挫折，领导干部不敢抓管理、抓教学，而且由于批“马振抚事件”、批“师道尊严”的恶劣影响，教师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河西中小学的教育再次遭到挫折。
四、“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历史教训
林彪、“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建设十七年的各项成果，使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遭到空前浩劫，广大干部、教师吃了苦头，蒙受了屈辱，使经济建设走向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文化大革命”是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人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在工作、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教训。
十年“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教训，归结起来主要有：
（一）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既然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酿成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足以说明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性。党的正确领导首先取决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方针、政策正确，各项事业就会健康发展；方针、政策出现偏差或失误，各项事业就会遭到挫折和损失。林彪、“四人帮”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夺党委的权，把各级党的领导人统统打成‘走资派’、‘反革命’”，结果使机关、学校完全陷入瘫痪，使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要真正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否则将一事无成，以至走人歧途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教师诬蔑为“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统统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动辄强制下放、遣送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重则打砸抢抓抄，甚至受尽皮肉之苦，投进监狱。在“教育革命”过程中，在“两个估计”大棒挥舞和反“回潮”、“批林批孔”、学“朝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下，又有不少教师蒙受不白之冤。人性被扭曲，人格受侮辱，知识遭贬值，教师失去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在那阴森的时代，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哪有权力教学，哪有心思教好学生。所以，教学质量不下降才是怪事。马克思主义认为世间一切最可宝贵的因素是人。只有尊重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才有可能创造出人间奇迹，才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三）一定按教育规律办事。事物运动是有规律的，教育自然也有它的规律可循，“四人帮”无视教育规律的特殊性，肆意践踏教育规律的普遍性。他们一概排斥外来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也全盘否定本民族传统的教育经验，甚至否定十七年的教育成绩。他们无视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等各种关系的联系及区别，更不顾教育内部诸如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方法等因素的相互依赖和制约。“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教育革命”，使普通中学畸形发展，中等教育结构严重失调，高等教育随心所欲，想撤就撤，想建就建，完全脱离社会实际。十年内乱使文盲增加、民族素质下降、社会风气败坏、人才匮乏、教师和科技梯队断层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违背教育规律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巨大损失。教训是十分沉痛的。我们必须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教育革命”的教训，进一步认识教育发展的规律，为进一步开创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提供理论基础。
（四）依法治校，依法执教。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我们没有制定出一部对教育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文。因而，个人权力意志至上，唯心主义、教条主义盛行。一所学校，想撤就撤，想并就并，教育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教材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教学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教育成了任人摆布和装扮的小姑娘。无法可依、无法可循，是酿成灾难的重要根源。但有法而不去遵循，权力大于法，无视法律，也会出偏差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必须立法，有法必依，依法治校，依法施教，严格按照有关教育法规办事，违法必究，违法必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