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陷入空前的浩劫之中，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创伤。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领域首当其冲是重灾区，教育事业所遭受到的破坏，在教育史上是罕见的。认真总结这个时期教育事业倒退的惨痛教训，引以为戒，以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节“停课闹革命”
一、开展“四大”，冲击教学秩序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极其错误地估计了当时国内形势，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都是“黑线统治”，断言我国当时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错误地确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对象及方针，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其任务是“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这就把党的大批干部和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错误地当作“革命对象”。
“五·一六通知”的传达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揭发宋硕（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佩云（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所谓“反对党中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叫喊“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张大字报开了利用“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进行政治陷害的先例。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污蔑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京大学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公然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新市委关于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
在这些舆论煽动下各地的学生纷纷起来“造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国运动哄然而起，很快地席卷全国。波及河西地区。河西地区各中等学校的学生纷纷起来“造反”，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上街游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幅标语和揭露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的公共场所，掀起了批斗学校主要领导和部分教师的浪潮。6月4日，张掖地委召开千人大会批斗了张掖中学的党支部书记，6月12日，张掖师范学校召开全校大会批斗校长。河西其他各地批斗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致使学校领导陷入瘫痪状态，部分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遭到迫害。在“四大”冲击下，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相继被迫停课。
6月下旬，河西各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精神先后向直属学校和部分中等学校派出了“文化革命工作组”，支持和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工作组把所谓有“右倾”思想、“对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的领导干部以及有历史问题的教职员作为运动的对象，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民党残渣余孽”、“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等罪名进行批斗和迫害。工作组根据中央精神，提出“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使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一度稳定了学校的混乱局面。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在全会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公布了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称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同时还指出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迅速镇压下去”，并指出“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此后，河西各地学校，纷纷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路线”，驱赶工作组。8月上旬，工作组陆续撤出学校。各校又在“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持下，批评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工作组的进出为校内“山头”的出现和群众斗群众埋下了隐患。
“四大”是对社会安定的反动，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反映。它既不具备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也不能解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政治问题。因此新宪法规定“四大”不受法律保护是理所当然的。
二、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破“四旧”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初发动“造反”，冲击“四旧”的产物。1966年5月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部分出身好的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群众组织，在校内开展“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7月，清华大学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寄去他们所写的大字报。毛泽东于8月1日写信支持他们的“革命行为”，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组织由此兴起。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红卫兵，并戴了红卫兵袖章，从此红卫兵组织开始向全国发展，形成了红卫兵运动。河西各地陆续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和各种战斗队。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始了全国大串联。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300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河西各中等学校的师生绝大部分先后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参观学习，进行串联活动。11月初，各地红卫兵组织和部分师生又组成“长征队”，分赴北京、延安、井冈山等地串联。直到1966年底，在中央两次向全国发出停止串联的要求下，才有所收敛，外出的师生陆续返校，“复课闹革命”。
大串联不仅给交通运输、饮食服务业造成压力，给生产带来损失，而且造成全社会的混乱状态。各“据点”上高音喇叭，街道上形形色色的宣传车、演讲会、辩论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
1966年8月中旬，北京、天津、兰州等地的红卫兵陆续涌入河西各地，鼓动“造反”，传播林彪和“四人帮”制造诬陷老一辈革命家的种种谣言，大搞打、砸、抢、抓、抄的非法活动。这些单纯、无知、好奇、冲动的青年学生和本地学生一起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张贴标语大字报，集会演说，发出通告、倡议书，要求将地名、校名、路名改为“反修”、“红卫”、“东方红”之类的新名称。其影响所及不仅干预群众的衣着、发型，而且冲击寺院、古迹，发生了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勒令解散民主党派，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以及无视法纪的打砸抢抓抄活动。莫高窟、马蹄寺等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破“四旧”给民族历史文化造成的损失极为惨重，对社会风气的破坏和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心灵上造成的创伤，难以估量。
到1966年底，河西地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党团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停课闹革命”的结果是教育事业大倒退、大破坏。
三、夺权和派性斗争
1967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接着《红旗》第三期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两篇社论都号召全国学习上海“一月革命”的经验，并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革命派”，夺取被资产阶级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于是“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
1967年2月5日，兰州地区34个群众组织联合宣布夺了甘肃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权。2月6日《甘肃日报》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高歌猛进》的社论，鼓吹“全面夺权”。自此，河西地区各教育行政机关和各级各类学校相继被“造反派”夺了权，办事机构瘫痪，教育教学工作基本停顿，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
夺权后，在林彪、江青的挑动下，在全国各地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互相攻击、互相对骂，形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河西地区教育系统和学校形成了两派或三派对立的局面。各派都争取得到解放军的支持，而当时“支左”又是支一派，压一派，所以各派组织之间对立情绪更加严重。又在江青所谓“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派性猖獗，武斗升级，各派组织纷纷建立武斗据点和武斗班子，组织群众手持棍棒、长矛，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上街游行。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混乱。到1967年冬，武斗再次升级，双方使用了枪支等热武器，致伤致死多人。直到1968年各级革委会成立，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武斗才逐渐被制止。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武斗，实际上是派性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发动的“内战”，是“四大”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对社会的安全、学校教育和青少年的成长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四、军宣队进驻学校和革委会成立
1967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当地驻军相继向河西各中等学校和部分小学派出了军宣队，实施军训和支“左”任务。军宣队进驻学校后，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缓和各派之间的冲突，稳定局势，起了一定作用，但在机构设置、思想教育、生活管理等方面的军事化的过高要求，与学校及学生、教师都是不适宜的。特别是开展“革命大批判”、“清除阶级队伍”、“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三忠于、四无限”等活动中贯彻执行极“左”思想路线，一派压一派，造成了不良影响。1973年后军宣队陆续撤离学校。
1968年上半年，河西各中小学根据中央和省革委会的决定，陆续成立了“军代表”、“革命干部”、“师生代表”参加的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实行党政、财、文统一的一元化领导，废除了教务处、教研组，取消了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度，师生按班、排、连、营编队，推行“早请示、晚汇报”、“讲用会”等形式主义的做法。学习“老五篇”，开展“大批斗”成了学校革委会“复课”的主要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学校革委会，是极“左”路线的产物，也是真正的“外行领导内行”，当然不可能推动教育事业的前进和发展，只能是时间愈久，倒退愈远，损失也就愈大。
§§§第二节“斗、批、改"
一、工宣队进驻学校
1968年，各地武斗日趋激烈，在一些学校竟然筑起武斗工事，动用枪支弹药，两派互不相让，正常教学、生活无法进行，师生的生命安全也无保障。为了制止武斗，促进群众的联合，1968年8月25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以优秀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学校”。河西各地县革委会，遵照中央和省革委会的通知精神，于1968年秋陆续派工宣队进驻学校。
工宣队主要由老工人和部分中年工人组成。其代表进入学校革委会领导班子，掌握党政财大权，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其主要任务是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要在学校“长期留下去”，“永远领导学校”。
工宣队进驻学校后，组织师生学习毛泽东“大联合”的指示，说服学生“复课闹革命”，对削平“山头”、制止武斗起了一定作用。积极组织师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除了学校办，还有班级办、小组办、宿舍办、家庭办，不断组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交流会，使学校一直处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中。广泛地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并规定为师生的行为准则，坚持“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制度，把个人崇拜、现代迷信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
同时，农村中小学下放到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办，并由社队组成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通称贫管会）全面管理中小学的工作，企图通过所谓“掺沙子”来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结果学校失去了独立性，成为生产队开展大批判的场所和劳动力的来源地。
工宣队、贫管会进驻学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理论上是荒谬的，实践上带来的危害是极为严重的。第一，它把工宣队的领导等同于工人阶级的领导，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来实现的。第二，工宣队、贫管会进驻学校，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是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使轻视教育的“左”倾思想变本加厉地发展，使知识分子完全成了被改造的对象，地位更加低下，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压抑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二、颠倒是非的大批判
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河西地区从1969年到1970年主要抓了“革命大批判”，把“文化大革命”前新中国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统统说成是“封资修”的大杂烩，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把学校抓教学质量说成是搞“智育第一”；把学生认真读书说成是走“白专道路”；把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说成是培养“精神贵族”，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把实行校长负责制，发挥专家作用，说成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搞“教授治校”，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两种教育制度”说成是资产阶级“双轨制”。完全颠倒了事实，混淆了是非。
当时的“大批判”主要是乱扣政治帽子，乱打棍子，简单、粗暴和武断，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学术批判，毫无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而是搅乱了教育思想，把教育工作推向歧路。
三、清理阶级队伍。教师受到残酷迫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全国范围内就掀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很多人横遭人身凌辱和伤害，学校中不少干部和教师被隔离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