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实施以后，经过反复深人宣传民族政策，农牧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特别是随着农牧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各族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进而各族人民学习文化的要求日趋强烈，参加识字班组的人数日益增加。天祝自治县1953年开办冬学识字班173处，学员465人，到1957年增加到6820人，天堂寺还设有常年喇嘛业余学校。肃北自治县1953年有识字班9处，学员174人，读报组30处，参加学习的群众680人，到1956年增加为识字班50个，学员75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1．33％。肃南自治县也由1954年的375个学员增加到1956年的1563个学员。阿克塞自治县的牧民业余教育开展较晚，1956年在读报组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起扫盲识字班。
农牧民群众学习文化的积极性很高。他们白天一边放牧，一边拿着书本学习，夜晚有些青年牧民甚至到5里以外的识字班去参加学习。天祝那述乡的群众提出要把“书本带进草地，文化带上高山”的口号，因此，不仅入学人数增加，学习效果也普遍良好。据肃北自治县1956年的统计，全县共扫除蒙文文盲284人，一般都能看懂通俗读物，写简单便条信件。
（三）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文化教育
1954年，天祝、肃南、肃北、阿克塞各自治县设立了干部业余文化学校，吸收本县机关干部参加业余文化学习。1956年天祝县委作出“全县干部3年内学说藏语，5年内学写藏文”的计划，从此在县级干部业余文化学校中，设初中班3个，学员79人；高小班2个，学员106人；初小班1个，学员60人。还附设藏文、藏语班5个，其中臧文班1个，学员32人，藏语班4个，学员165人。此外，天祝自治县于1956年设立干部文化班，吸收县区干部中文盲、半文盲者离职学习。历年来，各自治县还选送了一批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到中央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及省级各类学校进修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建设人才。
七、教师的思想改造和反右派斗争
（一）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建国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经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有程度不同的革命性，但是他们大多数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政策和方针、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还很不了解，很不熟悉，在他们的头脑里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东西比较多。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需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逐步改造旧的世界观。因此，党中央提出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积极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学习，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农业合作社运动，启发他们互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进入1956年，我国的知识分子的状况发生根本的变化，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我们党曾用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这样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在国家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最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已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明确指出：“应该改善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国家有益的专长；应该对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积极工作；应该给知识分子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由于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热情最高、干劲最大，纷纷表示要为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战斗在河西地区教育战线上的中小学教师，积极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克服各种困难，抢抓机遇，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实现国家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宏伟蓝图。许多教师开始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过去沉默的也开始积极起来写文章，不少教师还制定自己的研究规划。尽管有些不切实际，但是鼓舞了大家上进的情绪。总之在教育界掀起了学术争论，积极工作的热潮，推动了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二）教育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地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此后甘肃省委遵照中央指示，由有关部门召开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党的领导和各项工作的意见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张掖专署派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中等学校教师代表参加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在会上发表了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的看法和批评意见。座谈会组织者将与会者意见加以整理，登报发表，在社会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大中专学校师生反响最大。从6月初开始，各大中专学校连续开始自发的和有组织的“鸣放”活动，在校园里出现“大字报”和“鸣放大会”，师生们通过批评、辩论揭批“三个主义”，帮助党整风。河西各县有关部门也主持召开了座谈会，组织“鸣放”活动。有些中等学校的校园里也出现了大字报、辩论会。在群众性的批评辩论中，也出现了偏激的片面言论，如否定党的领导，夸大缺点错误等。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由此开始。1957年暑假，河西各县集中组织中小学教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在假期学习会上先继续组织鸣放，后转入反右斗争。在鸣放辩论中，教育界的不少人士和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弊端，对教育工作和学校管理，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等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有的意见虽然偏激有片面性，但总体而论，应采取欢迎的态度，引导的方法。但当时却把一些有益的批评意见和思想认识上的不同观点，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说成是“向党进攻”，给以打击和严厉处置，造成了一场历史性的错误，使刚刚开始贯彻的“双百”方针遭到破坏。一些正确的教育主张被否定，不少敢于直言的教师、干部带上“右派”的帽子，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反右派斗争中，武威县有73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还有一些人被错划为“中右”作为内部控制对象。张掖县有113名教师错划为右派分子，酒泉县有149人错划为右派分子。在错划的右派中，90％受到各种严厉处置，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劳教，有的留校查看。此后的实践证明，1957年划定的“右派”分子，基本上属于错划，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陆续得到平反改正，而他们在政治上、事业上、生活上所受到的损失，已难以完全弥补，教训极为深刻。
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的原因，主要是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党长期已经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而不能随客观形势的变化运用新的工作方法处理问题，不适当地采用了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法，甚至采用了“引蛇出洞”的不正当手段。在划定右派分子时，又采取了“一刀切”和“热处理”的方法。总之，这次反右派运动，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深刻而沉痛的教训。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河西地区的教育事业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发展迅速，成就突出，工农教育体系建立和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尤为显著。1956年积极贯彻中央确定的团结并依靠知识分子和向科学进军的方针，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河西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河西教育长期落后的面貌开始改观。人民教育“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性质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教育改革总体比较顺利，虽然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某些做法过于偏激，但教育事业发展中两度（1953年、1956年）发生急躁冒进问题都得到了及时纠正。
§§§第三节“大跃进"时期的河西教育
1958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时期。1958年5月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人民在各个领域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对经济文化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认识不足，更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人面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成绩和胜利，增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不顾实际的可能和条件，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于全国。教育战线同样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盲目冒进，使浮夸风到处盛行。教育发展出现了新的曲折，教育质量急剧下降，以至到了1961年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一、教育大跃进
（一）幼儿园遍地开花
随着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特别是全区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幼儿教育事业得到蓬勃的发展。其规模相当大，它突破了城市、工厂固有的圈子，向着广大农村，以至偏僻的深山、草原迅速推进。
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幼儿园的发展。地委、县委以及公社党委在布置生产任务时，经常把幼儿教育作为一项任务进行安排，除了检查生产工作，还要检查幼儿教育工作，并且把办好幼儿园作为一项评比条件。在物质方面，不论街道或农村，都尽可能地抽出宽敞的房屋作园舍。各公社从公益金中拨出经费，添置被褥、用具。社员和市民自觉捐献桌、凳、家具等物。学校师生也制作大批玩具赠送给幼儿园。河西地区的幼儿园像雨后春笋般的一批一批地成长起来，星罗棋布地遍及城乡各地。1958年底，仅在全区实现人民公社后两三个月内，幼儿园就发展到4823所，人园幼儿达到169036人，占全区3—6岁幼儿227684人的79．89％，较1957年增长217倍。其中公办幼儿园10所，在园幼儿655人，民办（包括其他部门办和人民公社办）幼儿园4723所，在园幼儿达168371人。民办幼儿园幼儿占入园幼儿总数99．18％。
解决好师资是办好幼儿园的关键。公办幼儿园师资从两个方面解决，一方面从原有教师中选拔，一方面由幼儿师范班毕业生充任。农村社办幼儿园师资从社员中选拔，经过短期培训就上班。选拔幼儿教师的条件一般规定政治觉悟较高，有一定文化并适合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妇女担任。街道幼儿园教师由居民中选拔青壮年妇女充任。总之解决幼儿师资问题，从实际出发，本着先建队伍，后提高水平的精神，既强调政治条件又注意文化程度，以政治思想为主要条件，保证孩子们身心在集体生活环境中得到健康地成长。
民办幼儿园刚成立时一般只有小班和中班或不分班，中小班混合。以后逐渐增设大班，其课程也逐渐趋于完善。起初大部分幼儿园只设唱歌和散步。以后逐渐将各门课程分立进行，其主要课程是唱歌、游戏、舞蹈、语言、画画，大班另设算术。孩子们喜欢唱歌和舞蹈。幼儿园教唱的歌曲很多，据山丹县城北公社南湖大队和城关大队幼儿园调查，一般幼儿都会7—24首歌曲，大班幼儿还会跳十几个舞蹈。
城乡幼儿园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乡妇女劳动力的解放，从而保证了妇女广泛地参加生产劳动、政治活动、文化学习，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大解放。
（二）小学教育大普及
1958年1月，甘肃省教育厅提出“初中出城，小学上山”的口号，要求到1962年全省达到乡乡有中学，社社有小学，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全省学龄儿童人学率达到80％，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同年4月，甘肃省委提出提前2年普及小学教育，1958年未办小学的农业社都要办起1所小学，已经办起的要扩大并开办新学校，使本社90％以上的学龄儿童入学。还要求各地通过抓方针、抓计划、抓规划、抓思想、抓质量、挖潜力五个环节，达到三年内普及小学教育。
河西地区在地委的领导下，坚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发挥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办学校，使小学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了，出现了村村队队有学校，家家户户有学生，处处歌声读书声的满园皆春的景象。到1958年底，全区小学由1957年的1953所，学生255141人，一跃发展到2857所，学生达到385422人，较1957年学校数增长46％，学生增长58％，学生实际增加124653人，学龄儿童入学率91％，基本实现了小学普及化。其中公办小学1351所，学生228342人，民办小学1506所，学生151310人，民办小学学生占小学生总数的39．2％，较1957年的民办小学校数增长近3倍，学生增长321％，充分显示了群众办学的巨大威力。
小学教育的发展，各县进度都很快，其中民勤县显得更为突出。该县1957年183所小学，1958年发展到343所，学生由29519人增加到38140人，其中民办小学由23所学生6144人增加到183所学生16644人，学校增长近7倍。高台县新坝人民公社1958年适龄入学率达98．7％，这都是河西教育史的空前高峰。
随着民办小学的建立，民办小学的经费也得到解决，教师的工资实行两种制度，工资制和工分制。记工分者标准高于中等劳力，付工资者，其工资水平为25—30元。学校的工杂费和教师工资由人民公社支付，其他开支从收一些学费以及勤工俭学费中解决。小学学生人数大幅度的增长，引起小学课本紧张，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除新华书店清理库存供应部分学生外，各校采取积极措施，借高年级学生读过的旧书，或油印或印刷厂翻印，以及动员学生手抄，保证了新生开校课本的需要。
（三）中等教育突飞猛进
中等教育在初等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推动下，发展非常迅速。1958年，全区中等学校由1957年28所，猛增到85所，增长203．6％，学生由14815人发展到21833人，增长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