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居里夫人在逐渐康复的时候，一个来自波兰出乎意料之外的建议在她心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使她心潮澎湃，不能自已。那是1912年5月，一个波兰教授代表团来到巴黎，他们给居里夫人带来了波兰伟大作家显克维奇的一封信。显克维奇是波兰人民的骄傲，他于1905年因为“他在历史小说写作上的卓越成就”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等著名长篇小说，已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显克维奇在受奖那天做的诺贝尔演讲，是每一个波兰人都无法忘怀的。显克维奇痛心地陈述了每一个波兰人的心声：
诺贝尔奖这一荣誉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极其值得珍视的，而对波兰人尤其如此。有人传言波兰已经消亡，国力荡尽，以致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但如今证明波兰依然存在，而且获得了光荣的胜利。现在瑞典文学院在举世注视之下把这项荣誉给予波兰，表示对波兰的成就及对波兰的天才的崇敬，使我不禁想起伽利略所说的一句话：“但是，地球仍在转动啊！”
这项荣誉不是给我的——因为波兰的土地是肥沃的，不乏比我更优秀的作家——它是对波兰的成就和波兰的天才的奖励。为此，我非常愿意以一个波兰人的身份向瑞典文学院的各位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最后，我要用贺拉斯的诗句结束我的这段讲话：“原则不是期望的最高赞扬。”
现在，显克维奇又以饱满的热情写信给从未谋过面的居里夫人：
最尊敬的夫人：敬请您把您灿烂的科学活动移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首都来。您知道近年来使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科学濒于没落的种种原因。我们对于我们的智力丧失了信心，在我们的敌人看来，我们是在退步，而我们自己也在放弃对于前途的希望。
……我们的人民都敬仰您，更希望您到这里来工作，到您的祖国来工作。这是全国人民的热烈希望。有您在华沙，我们就会觉得力量大了许多，我们因种种不幸而低下去的头，就可以抬起来。深愿我们的请求能够得到满足。请您不要拒绝我们向您伸出的手。
居里夫人满可以负气地离开法国，让那些忘恩负义的法国人看看，也好出出心头的恶气；而且，青少年时代的爱国热情、自由流动大学的秘密和激动人心的暗地活动，向俄国人立的纪念碑吐痰，还有西科尔斯卡校长……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居里夫人心猿意马，想到离意。
但是，她这时已经45岁，而且身体非常糟糕，如果现在真的回波兰去，她的身体能承受得了那儿工作启动时种种困难带来的压力吗？还有，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她和皮埃曾经期盼多年的实验室现在终于达成协议，很快就会破土动工，如果这时离去，10多年的努力又将毁于一旦……而且，她也明白，她自己不仅仅属于波兰，她应该属于全世界。
思虑再三，她非常难过地写了一封回信给显克维奇，请他原谅她不能回波兰工作。但她同意以她最大的努力，指导波兰科学家在华沙建立一个放射性研究室，并派两个得力的人去管理这个研究室。
巴斯德研究院早就希望能够和居里夫人合作，但索尔本大学岂肯轻易放走居里夫人？最后两个机构同意双方共同投资建立一所“镭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包括两个部门：一个部门由居里夫人领导，致力于物理和化学的研究；另一个部门由雷戈博士领导，致力于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
这个研究所后来在1914年7月落成。1912年8月，居里夫人的病还没有痊愈，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回到实验室工作。
离开了工作，她的生命似乎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尤其在朗之万事件之后，她几乎决意要将自己锁进实验室。这一年，她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放射性的测量和镭的计量单位》。
1913年夏天，居里夫人身体逐渐好转，她决定带上两个女儿到瑞士东部地区安卡丁去做徒步旅行，顺便去会会不久前调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任教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与居里夫人对谈时惊讶地发现，居里夫人的理论物理水平非常高，她几乎总能领悟他最近关于广义相对论的研究。1913年，正是爱因斯坦在紧张思考广义相对论中的“等效原理”的时期。爱因斯坦曾经生动回忆过他的思考过程：“1907年的某一天，我正在泊尔尼专利局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想法突然袭上心头：如果一个人自由落下，他将不会感到自己的重量。我不禁大吃一惊，这个极简单的想法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并把我引向了引力理论。”
的确如此，再过两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是建立在与这个“坠落”有关的等效原理和另一个叫“相对性原理”两个原理基础之上。
这一年，华沙建立的放射性研究所竣工，波兰的科学家要求居里夫人出席开幕仪式。居里夫人决心回波兰一次，她不能让祖国的同胞们太失望。
庆祝仪式在工农业博物馆举行，22年前玛丽娅正是在这儿走上了通向科学殿堂之路。俄国统治当局不敢对举世闻名的居里夫人说三道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佯装不知。当居里夫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整个大厅的欢呼声、掌声久久不息，人们为波兰出现了如此伟大的人物而热泪盈眶。居里夫人在台上，用波兰语做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她感到振奋，她终于能在公众场合用波兰语发言，同胞们为此高呼“居里夫人万岁”！
接下来她又参加了许多团体的活动，华沙人为能够见到“波兰人的骄傲和镭之母——居里夫人”而激动万分。有一次在妇女团体的招待会上，居里夫人突然看见一位满头白发的妇女坐在前排。她愣住了：
“我认得她，她是……”
居里夫人的大脑飞速地检索着自己的记忆库……定格了：
“啊，是西科尔斯卡校长！”
她立即站起来向满头白发的西科尔斯卡校长走去。到了她的面前，居里夫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西科尔斯卡校长，您好！”
“你还记得我，玛丽娅？”
“我怎么会忘记我敬爱的老师呢？您是我的恩师呀。”
玛丽拥抱着老师，热情地吻了吻这位满脸皱纹的恩师的脸。西科尔斯卡已是满脸泪水、泣不成声了。作为一个教师，最大的报偿大概也就莫过于此了。玛丽感激的泪水与恩师喜极的泪水在一起流淌，流淌……会场上的人们无不为这感人的一幕所激动，人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向这对师生致敬！为人类最美好的情操致敬！
从波兰回到巴黎后，她又应邀去英国的伯明翰，接受伯明翰大学名誉博士证书。一位参加仪式的科学家简略地记述了他的所见：
居里夫人羞怯，寡言少语，文雅而自信。人人都想看到她，但只有少数人能够如愿以偿。记者们伺机提出种种问题，但她都能巧妙地应对过去，而且一个劲地赞扬卢瑟福。这当然不能让记者们满意，但他们只能得到这些……居里夫人在伯明翰提醒英国和世界科学界：
“我请英国把目光集中到卢瑟福先生身上。他关于放射性现象的研究使我大为震惊。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取得巨大的进展，对这些进展来说，镭的发现只不过是一个序幕而已！”
啊？比起卢瑟福先生的研究，“镭的发现”仅仅是一个“序幕”！那该是多么了不起的研究呀！原来居里夫人指的是卢瑟福不久之前用放射性物质轰击物质，结果发现原子有原子核的构造。这一发现为人类进入原子时代拉开了帷幕，但是，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认真对待卢瑟福的有核原子结构理论，这从该年举行的第二届索尔维会议上就可以看出。在这次会议上，卢瑟福首次正式公开提出他的原子有核的理论。居里夫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她还做了《放射性衰变的规律》的发言。
玻尔曾对这次会议的情形写道：
1913年的第二届索尔维会议的题目是“物质结构”，卢瑟福关于原子核的发现为上述探索提供了基础，而这种基础的惟一性则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惟一提到这一发现的是卢瑟福自己。他坚决支持有核原子模型的实验资料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你看，在卢瑟福的理论“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时，居里夫人就能对卢瑟福的新近发现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而且事后证明她的预言惊人地正确，人们为她的科学敏感性感叹不已！
1913年她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液氢的温度下的镭的辐射》，这是她与荷兰著名科学家卡末林—昂内斯合写的，分别用英文和法文发表。
1914年她又写了一篇《放射性元素及其分类》。此后，直到1920年才继续发表文章，这其中有5年时间她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这是因为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