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是一个秋末冬初的傍晚，黄如论先生突然乘车来到香山供他消闲的三层别墅，派人请我前去品茗聊天。像往常那样，我们相互问候过后，谈话重心又很自然地转到他问、我说的格局。自然，我讲的内容依然还是关于毛泽东的故事。那天，我感到他的情绪很好，我的谈兴也不错，二人于不知不觉中说起了毛泽东的军事生涯。当我扼要地从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一口气讲到毛泽东亲自指挥底定天下的三大战役之后，遂把话锋一转，说道：
“黄先生，您是知道的，毛泽东当过小学教师，没有念过一天军事学校，一生却指挥过数不清的大小战役，而且多数取得了胜利，他不仅成了我军当之无愧的伟大统帅，同时还写下了充满辩证法的军事著作，被时人、后人尊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黄如论先生听后沉吟片时，遂狡黯一笑，反问道：
“柱子哥，你说呢？”
方才，我从黄如论先生那狡黯的笑颜中已经知道，他不仅有了属于自己的结论，而且还有意想通过反问进而探测我的看法。我先是淡然一笑，遂又好为人师地答说：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就像孙子、曹操、诸葛亮等古代军事大家那样，一是有着过人的军事天赋，再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仗打多了，就自然会产生军事思想。”
“我赞成你的看法！”接着，黄如论先生又以考问的口气问道，“根据我的猜想，毛泽东能系统地总结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并能形成所谓的兵书，应该是自学过或向他人学过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
“您的判断是正确的。”
“请问是在什么时候？”
“在延安。”接着，我讲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定期请人给他讲解和讨论哲学、军事理论之后又说，“那时，毛泽东曾经请专人翻译、讲解和讨论过他所感兴趣的军事著作。据我所知，在延安时期对他影响较大的是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说。”
黄如论先生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从他的表情可知，他似乎有些得意地在暗自说：“这就对了！”也就是在这种氛围之中，我意识到是我向他询问有关答案的时候了！所以我不失时机地笑着问道：
“黄先生，您在菲律宾经商十年，专门学过有关建筑的理论吗？”
“没有！”
“那你当年靠什么设计国泰大厦的呢？”
“一是边工作边学习，二是专程拜师学艺。虽然我没有专门学过建筑理论，但在设计国泰大厦时，我经常与所请的专业设计人员探讨交流，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同时又将所学的知识举一反三地运用到设计中，最终设计出了国泰大厦。”
或许是由于我的夫人在大学教书的原因，这些年来对某些达官显贵、所谓知名的企业家进名牌大学镀金、拿文凭的事情知之甚多，且又非常反感，故直言问道：
“黄先生，您是进正规大学念书的吗？”
“不！有时去课堂旁听，有时自己看书摸索，有时去老师家请教，有时还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来开小灶。目的只有一个，尽快搞懂现代建筑这门学问。”
“看来，你的学习态度还不错啊？”
“那是自然！一是虚心，执弟子之礼，二是诚心，像我的先祖黄戟拜朱熹为师那样，志坚思苦，要真正做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让老师心甘情愿地把学问传给我。”
“可以给我讲些学习中的生动细节吗？”
黄如论先生深情地点了点头，接着对我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当年学习，为了能获得老师的赏识，我真心实意，克服种种困难，挤时间做作业。同时，我还在生活上帮助这些清贫的高师，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举例说，教我预算的老师，想翻盖房子，没有木料，我就在全国物资紧缺的情况下，给他联系到了木料。我还有一位老师，是福建省的高级工程师，技术非常好，但是由于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所以他的儿女在工作安排上受到很大影响。我知道以后，四处求告，终于帮助他的儿女找到了接收单位。他的一个儿子在结婚的时候，我还托关系送了一台当时十分紧俏的电视机。那时，我的这位老师已经60岁，他对此十分感动，就把多年的预算经验和工程技术全部传授给我。另外，我懂得仅仅有了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遂又在今后的工作中反复实践，不断充实和发挥。我不仅参与设计了国泰大厦，而且还成就了自己在建筑上的真本领，使我在后来才有了亲自设计的各地世纪城和饭店。”
这就是学而不厌的黄如论先生！
自古以来，遵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莘莘学子是很多的，但是有成就者则是极少数。细细点査原因，绝大多数的学子没有处理好学以致用——或曰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与之相反，黄如论先生的成功恰好是不当空头理论家，事事处处都和他的建筑事业相联系，进而在建筑实践中再验证和发展向老师学到的以及自学来的理论。说到学习，或许我是在不惑之年弃乐从文改行当作家的，因而深知黄如论先生年逾四十才专攻建筑技术的不易；十多年之后，他能登上京城名牌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堂，成为教授房地产专业的兼职教授，则更是难于上青天。根据一般从艺就学的规律，最初完成的作品被称为习作，这是因为这些作品大都离不开书法界称之为的“描红”和“拓帖”的痕迹。想到此，我又直言问道：
“黄先生，由你设计的国泰大厦和后来设计的饭店、大型购物中心，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有！主要体现在我敢为天下先的创意。换句话说，一定要把国泰大厦设计成福州标志性的建筑。”
“在建筑风格上有什么想法吗？譬如说，作为写字楼，它体现着哪些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特点？”
黄如论先生听后苦笑了一下，遂又滔滔不绝地告诉我，那时他刚刚进入现代化的建筑行业，一切都要从头学习，无论是学识还是经验，他都难以考虑建筑风格这些事情。说到国泰大厦，他当时仅仅凭着老师教给的那些本事，再加上过去在国外、香港等地见过或住过的写字楼所必备的特点和功能设计而成的。他说罢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补充道：
“给你说句老实话吧，按照我的想法，国泰大厦应该多盖几层，可是我那时囊中羞涩，从菲律宾带回来的资金只能盖15层的写字楼呵！”黄如论先生讲的这番话恰好说明：他并非是一个生而知之的天才，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的实干家。同时，还说明他是一个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的老实人。事后追论，他亲自设计的这座现代化的国泰大厦，只能算是初试身手。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更多的是体现着向外国同类写字楼的学习和借鉴。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叫拿来主义。
如果说作品是作家的孩子，那么由黄论先生亲自设计、即将独资兴建的这座国泰大厦，就是他在步入现代化建筑事业的初期阶段所精心孕育的第一个孩子。因此，他不仅像所有将为人父的青年人、或艰苦创业刚刚起步的企业家那样，分外呵护、企盼这第一个孩子的诞生。更为重要的是，还十分清楚这第一个孩子对他未来在中国拓展现代化建筑事业的影响。直言之，如果黄如论先生按计划、高质量地建成这座国泰大厦，并真的成为当时福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他一手创建的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就会声名鹊起，并在福州建筑行业站有一席之地。接下来，他也会在销售写字楼国泰大厦中淘到第一桶金。
为此，黄如论先生投入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几乎是没有白天和黑夜地生活在工地上，他除去身体力行之外，还非常严格地要求进行最为严密的施工。对此，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记述的：“黄如论先生就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奔向工程现场，亲自蹲工地，帮砌砖石，挑灯看图纸，定方案，半夜起床查看工作质量，督促施工进度，通宵达旦坐镇搅拌混凝土，不管寒冬酷暑，刮风下雨，总能在第一线看到黄如论先生的身影。”据有关的当事人告诉我：那时的黄如论先生日夜坚守在工地之上，他的嗓子喊哑了，他的皮肤也晒得更黑了。在他的带动下，数以百计的建筑大军上下齐心，群策群力，有序的工地变成了火热的战场。究其原因，盖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确保这座国泰大厦初战必胜。
当年，黄如论先生在创建北京世纪城的时候，我曾经随他去过工地，亲眼目睹过他是如何在现场指挥施工的，后来，为了撰写《我心目中的黄如论》一书，又随他去过长沙、贵州等处的工地，我还亲自看到了他在现场指挥施工的另外一面个名符其实的建筑行业中的里手，让不同工种的工人一包括工程设计人员都信服地听从他的命令。所以，我坚信国泰大厦的建设是绝不会有意外之事发生的，取得预期的初战必胜也是料中之事。
俗语说得好，人算不如天算。正当黄如论先生夜以继日地指挥国泰大厦施工的时候，我们国家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炒楼歪风。过来人都清楚，那时一些握有实权的官员或子弟去深圳、下海南，利用手中的职权买地皮，炒楼花，他们就像是变戏法似的把大把的金钱放进了腰包中。
更有甚者，各省市自治区有些主管金融的干部或某些国有银行的主管、职员也公然违规操作，把各地掌控的资金投放到海南岛、北海以及沿海城市，真可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各地的地皮、楼花越炒越热，其价钱也就越热越高。那时。我刚好在海南深人生活，有一句口号至今难以忘怀：广西北海是中国最后的一块地皮了！不久，我认识的一位在中央财政部任职的官员来到了海南，出席一个带有咨询性质的所谓金融会议，我当面向他谈了我的担心：这样盲目无序地搞下去，我们国家会出现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他笑着对我说：
“请放心吧！中央已经觉察到了，很快就会下达有关的文件。”我清楚地记得，是年7月中央就下达了防止通货膨胀、严控金融危机的有关文件，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生成的炒楼风潮很快就平息下来。那些疯狂抢地皮、炒楼盘的贪官和衙内除极少数遭到法律的惩处，多数把大笔金钱转移到了国外。据我所知，还有极少数的一些罪犯携款潜逃，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购买了一座又一座豪华别墅，在异国他乡悠哉闲哉地当起了逍遥法外的所谓寓公。然而在海南、在北海、在沿海所有城市都留下了数不清的烂尾楼。
与此同时，各省市为了保持和中央政策的一致性——或曰为了掩盖自己主政的地方政府在炒楼问题中的错误，很快又出台了更为左倾的一些政策。对此，黄如论先生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样的话：
“正当国泰大厦动工兴建的时候，福建省政府下发了八个部委的通令，不支持外商开发房地产。”
可以想见，那时的黄如论先生犹如迎头被浇了一大盆冰水，真是心寒到了极点！为此，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提问：还不到三年啊，党的政策为什么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呢？再者，各级职能部门下达一纸通令是容易的，可对黄如论先生——以及像他一样回国投资房地产业的爱国侨商又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们在国外靠打拼积蓄下来的血汗钱就这样泡汤了吗？为了弄清黄如论先生当年面对这突变风云时的真实情况，我曾发出这样的提问：
黄先生，那时你的朋友以及合作者是怎么看的？你自己又是怎样想的？”
黄如论先生听后无比酸楚地叹了口气，遂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那时，听说房子不能盖了，很多朋友劝我尽快将楼盘转手给国内的开发商，尽早脱身，收回多少算多少。但我历经痛苦的深思，认为这八部委的通令不符合改革开放的整体精神，迟早会收回。因此，我决定硬着头皮坚持盖房，并在这样的困境中将国泰大厦封了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如论先生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坚信不疑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知道黄如论先生有着超乎常人的政治头脑和前瞻性。事后猜想，黄如论先生敢于如此大胆地冒险开顶风船，在他的内心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比如说他为国泰大厦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不愿意看到自己回国投资所孕育的第一个孩子就这样胎死腹中。对此，他没有讲过，我也没有问过。
从一般规律讲开去，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中，黄如论先生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一定要坚持把国泰大厦建成，他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请看如下事实：
世人皆知，大小房地产商买地皮，盖房子，无一例外地都要向国营银行贷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贷多贷少，那就要看开发商和官家或银行的关系。我记得那时在房地产界有一句流行语，叫“借鸡下蛋”。把话说白了，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商们都在想方设法借到国家的这只老母鸡，让它为自己生下一个又一个金蛋或银蛋。另外，时人和后人都晓得这门“借鸡下蛋”学问的核心，是如何才能借到国家的这只老母鸡。可以想见，这又必然会因此而衍生出一批又一批大小不等的贪污犯。也或许是这只能生金蛋、银蛋的老母鸡是国家的，一旦接到政府发出的命令，它就会立即回巢、归位。与此同时，那些靠着这只老母鸡发财致富的贪官污吏，也会摇身变成执法如山的判官，恬不知耻地大讲特讲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必须立即收紧银根！也正是因为这只奉命归位的老母鸡暂时不生金蛋和银蛋了，那些靠着“借鸡生蛋”、买空卖空的大小房地产开发商们也只好不是下令停工，就是携余款逃之夭夭了！最为可it的是那些南下的打工仔，他们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一觉醒来，手中的饭碗丢掉了。怎么办？他们只有流落在昨天还十分繁华的街头，茫然地看着这一座又一座烂尾楼摇头叹息！
笔者权且不论这次因“借鸡生蛋”而导致通货膨胀的起因和后果，只想对读者讲一下这突变的政治风云对兴建国泰大厦的影响。我记得在和黄如论先生交谈这次金融风暴的时候，曾经向他发出这样的提问：
“如果您认为可以讲的话，请告诉我您从菲律宾带回多少资金来？”
“3000万元！”黄如论先生说罢沉吟片时又补充说，“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了。”
“是的！那时我的工资还不到500元，现在我拿的退休金已经超过10倍了。”
“说句老实说，在那个‘借鸡生蛋’的年代里，拿3000万资金建这样一座国泰大厦的开发商是不多的。”
“够用吗？”
“当然不够！在动工兴建之后，还需要向银行借少许的短期贷款。”
“银行冻结了资金以后您怎么办？”
“硬撑着！”黄如论先生说罢苦笑了一下。
“能撑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