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地区聚集了苗、夷、瑶等多个少数民族，由于相对闭塞的地形，与外界的联系并不紧密。所有元朝和朱元璋在贵州并没有设置朝廷的统治机构，而是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也就是历史上常说的“土司制度”。 朱棣上台之初，贵州地区的通知仍然采用“土司制度”。但是从名义上来讲，贵州地区归属于大明帝国。朱棣登基之时，贵州地区的土司们还都比较安分守己，为了表示对朱棣这个新皇帝的认可，还专门来朝入贡。 为了表示自己对贵州官员的体恤，朱棣还专门赏赐贵州宣慰使安卜葩等前来入贡的人员，而且赏赐十分的丰厚。朱棣虽然刚刚上台，但是对于西南世袭的土司管理制度并不是十分满意。 他觉着这个土司制度怎样都不牢靠，世袭的土司制度使得朝廷对于西南地区的控制能力大大减弱，在这种制度之下，西南贵州俨然成为一个自由王国，极其容易形成称霸一方的政治局面。所以，朱棣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开始积极的谋划西南地区，并准备加强对西南贵州地区的通知。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民族风俗五花八门，而且崇山峻岭，气候特殊。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常常用“地无三寸平，天无三日晴”来形容贵州。在明朝那个交通相对落后的年代，朱棣当然明白加强对贵州通知的难度。但是既然想做一个开疆扩土的英雄，就是要知难而进。 对西南地区的管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否则极易引起地方土司的反抗，虽然大明朝要想镇压贵州一方是小菜一碟，但是毕竟荼毒百姓，不是上上之策。所以，朱棣便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管理方法。 朱棣上台后，并没有大幅度的改动土司制度，仍旧任用当地的土官来管理当地事物。但是在官员的管理上，朱棣提出了相对严格的要求。诸司不仅要入京朝贡，而且承袭官位时必须亲自到京师接受朝廷的任命，否则不予生效。此外，朱棣还特别强调，诸司必须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新规定，如果违抗，就视为犯罪严加惩处。
为了保险起见，朱棣还专门派出了老将镇远侯镇守贵州，以防贵州土司制造事端。此外朱棣还做出了一个重要调整，那就是将原本归属云南管辖的普安安抚司改归四川管辖。 西南贵州地区的思州、思南两个行政司在该地势力强大，思州的宣慰使田仁厚以及思南宣政使田仁智是当初最早归降大明朝的大土司。朱棣上台后，两个老土司相继过世，他们的官位分别由其子田琛和田大雅承袭。 到了永乐八年，田大雅去世，由其子田宗鼎承袭思南宣慰使之职。据明史记载田宗鼎“凶暴，与其副使黄禧构怨。”最初，朱棣考虑到土司世袭制度，便也没有责难田宗鼎，而只是将他的副使黄禧调任为辰州知府。 田宗鼎一看朱棣的处理结果，十分的开心，他将自己斗争的胜利归结为朝廷对自己的惧怕，于是更加的张扬跋扈，气焰也是越加的嚣张。在整个思南地区，谁都对这个田宗鼎惧怕三份，可是就偏偏有不服气之人。思州宣慰使田琛也不是省油的灯，为了扩展自己的地盘，他直接跟田宗鼎兵戎相向。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朱棣耳朵里，于是他便派出蒋廷瓒前去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思州宣慰使田琛见到朝廷的使者后，心中灵机一动，想着借助朝廷的力量将那块相争的地盘划到自己的统辖范围，所以便跟随蒋廷瓒来到京城朝见朱棣。 一见朱棣，田琛就大吐苦水，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田琛一边罗列田宗鼎的种种罪行，一边细数自己理应获得所争土地归属权的合理性。朱棣心里跟明镜似的，根本没有被田琛这种雕虫小技所迷惑，到后来实在是听烦了，便没好气的反问道：“元末大乱之时，明玉珍占据思南之地，既然是你家的地，当时怎么不去抢夺？田宗鼎犯的罪，朝廷清楚的很，我也自有处置方法，你赶紧回去，好好守好自己的地盘，如若再敢兴兵祸乱边境，定斩不饶。” 田琛本以为可以借助朝廷的力量扩展地盘，谁知不仅希望落空，还在朱棣那受了一肚子气。所以，回到思州后，田琛根本就没把朱棣的威胁当回事，继续与田宗鼎进行夺地的争斗，而且斗争的激烈程度不断升级。朱棣得知后，先后下了多次诏谕，要求两方停止战争，然而田琛和田宗鼎把朱棣的圣旨当成耳旁风，继续自顾自打得不亦乐乎。 朱棣对此怒不可斥，自己身为皇帝，你们是我们的臣子，岂有不听我的号令之理。多次对圣旨置若罔梦，摆明了就是要挑战皇权的威严。朱棣可容不得这两个自不量力的家伙破坏自己大明帝国的边境安宁，更容不得他们如此藐视皇权，破坏自己加强中央集权的大计。 于是，发了狠的朱棣，立即密令负责镇守西南的镇远侯顾成将田琛和田宗鼎抓来。镇远侯按照朱棣的指示带领几名校士，偷偷的趁着战争混乱之际，将田琛和田宗鼎秘密逮捕，紧接着大发皇榜。 皇榜的大致内容为：田琛、田宗鼎违抗朝廷命令，私自兵戎相向祸害百姓，朝廷劝谕多次，仍然不知悔改。所以皇帝特地派使臣前来捉拿元凶，现在田琛、田宗鼎已经被抓，其他人与此事无关，概不问罪。如果有人趁机捣乱，一概灭族以示严惩。 于是群龙无首的当地土司全部被镇住了，自然谁也没有敢以身试法出来阻止。于是，田琛和田宗鼎被顺利的押送京城，朱棣毫不犹豫的将两人处决。这时候，朱棣觉得到时候废除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了。 朱棣主意一定，便叫来了朝中重臣户部尚书夏元吉，然后动情的说道：“西南百姓深受田氏之苦，如今不能再让这些世袭的土司为霸一方祸害百姓了。不如在思南和思州设立地方行政体系，朝廷直接派出流官治理，由此一来便不会再重蹈覆辙了。”夏元吉透过朱棣的言语，不难断定朱棣主意已定，况且这也是开疆扩土，安定边疆的好事，所以自然是连连称好。
永乐十一年，朱棣“以思州二十二长官司分设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西南十七长官司分设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其镇远州，务川县，亦各随地会隶，而于贵州设贵州等处承宣布司以总八府，仍与贵州都司同管贵州宣慰使司，其布政使司官属俱用流官，府以下参用土官。” 至此，贵州布政司正式设立，西南地区的土司割据也得以消除，中央对于西南边陲的控制得到了加强。毫无疑问，朱棣确实是开疆扩土的英雄，贵州布政司的确立实际上是想全世界宣告了贵州地区的政治归属，虽然当时这一功绩并不为人所重视，因为贵州地区毕竟是荒蛮之地，但是改土归流的政策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朱棣不是安于固守的君王，也许是经历的相似，他总是以唐太宗李世民为榜样，并不断在大明原有的基业基础上开拓进取，扩展疆土，并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宽猛适中的为政之道，做出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业。 对西南地区的谋划，十分鲜明的体现出朱棣执政的大眼光。虽然当时的西南地区地处蛮荒，但是毕竟为边疆之地，一个国家要想繁荣昌盛，边疆安宁是首要条件。朱棣改土归流的政策为边疆安宁提供了制度和政治保证，对于后来的郑和下西洋也提供了便利。
““谋国”术”大眼光，成就大作为 坐在大明帝国的最高权力宝座之上，朱棣的眼光也随之宽广起来。正是在这种大而高的眼光的指引下，朱棣才有了谋划西南的想法和举动。倘若朱棣只是一个鼠目寸光的皇帝，即使他有心治国，也难以看到西南地区对帝国版图的重要性，大作为也就无从谈起。 眼光成就事业，做出一番大事业，必须有相应大的眼光。眼光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所以，不要再紧紧执着于自己眼前的小恩小利，抬起头，努力占到高出，然后向前展望，看得更远才能走的更长。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陷于平日里的忙忙碌碌，到最后却忘记了行动的目标。不要被日常的繁琐埋进平庸的人群，保持一颗富于开拓的心，保持敏锐的长远眼光，这样才能大有所为。
古往今来，名垂千古是历代君王们追逐不休的目标，朱棣也是如此。为了建立自己的声望，谋取后世的无限荣耀，朱棣气势恢宏的兴建了一系列大工程。 开创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编撰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这些恢弘工程的背后，是朱棣强烈的建功立业的心。一个有作为的君主才能赢得后人的崇敬，朱棣穷其一生都在努力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事实上他也确实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