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和亲情对于帝王来说是两个极端，选择了权力便要远离亲情，身为大明朝的皇帝，朱棣要想保住自己的至高权力，注定要远离自己的兄弟和儿子们。 俗话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个君主的使命由不得朱棣选择和自己的亲人共享天伦之乐。没有一个领导者对于功劳过高者不抱猜忌之心，朱棣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朱棣在用人方面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原则，那就是远离有功之臣。 大部分人建立功劳之后，都会仗着自己功劳大而日渐娇纵，倘若继续宠信，便会更加的飞扬跋扈。无论关系远近，只要是有功之臣就一定要适当的远离，以消减其嚣张气焰，以免有一天功高盖主，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在这一点上，朱棣很善于把握尺度，有功自然少不了赏赐，朱棣绝不会在赏赐上打折扣。但是赏赐归赏赐，如果依仗赏赐就忘了本分，那么，朱棣就会迅速将其视为危险人物，然后予以适当的打压。
当初谷王朱橞开金门有功，所以朱棣即位之初，对其大加赏赐，以表其功。
虽然表面上看来朱棣是一副兄弟情深的样子，但是他内心深知，自从自己坐上皇位的那一刻起，无论是对于这些兄弟还是对于自己的儿子，都已经没有丝毫的亲情可言了，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权力的制衡。 在恢复诸王爵位的同时，朱棣本着远离有功之臣的原则，对谷王朱橞进行了该封，并将其封地确定为长沙。谷王的封地原本在今河北宣化一带，朱棣为什么要将其改封到长沙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谷王在原封地时间已经颇为长久，所以必然培植了不少官僚幕族，甚至连百姓基础都打造的十分坚实，如果自己念及兄弟情谊，置之不理，那么用不了多久，谷王就会羽翼丰满从而对江山社稷不利，到时候朱棣这个皇位还能做的稳固吗？ 越是有功之臣越危险，所以，越是要对他们严加提防，这样才能维护皇权的稳固和威严。无论谷王是否有不臣之心，多加提防总是没错的。朱棣对其进行改封，一来可以令他从前所积累的官僚势力有所消弱，二来也算是顾及兄弟之情，特地封赏。 即便如此，朱棣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谷王的防范，即使是亲为兄弟，在权力面前也会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自小出生在帝王之家，朱棣对于权力之下的兄弟之争早已经是数见不鲜了。如今天下大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想维护权力的稳固就必须保证自身的安全。无论何人，一旦走上这个皇位，就会自动与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捆绑在一起，丢失了权力也就等同于丢失了性命，权力斗争的残酷让朱棣不得不远离亲情。 所以，最终朱棣还是将谷王废为庶人，彻底消除了他对皇权的威胁。 除了谷王，宁王朱权也是朱棣夺取皇位的重要功臣。当初靖难之役中，宁王可谓经历了一个重大选择：是帮助建文坐稳龙椅还是帮助四哥朱棣夺下南京。无论是对于朱棣还是对于朱权，这都是一次生死抉择。经过各方面的权衡之后，朱权最终倒向了朱棣一方，而朱棣也许诺只要靖难之役成功，二人平分天下。 然而靖难之役成功之后揭晓的谜底却让宁王大失所望。朱棣问鼎天下，曾经劳心劳力的宁王不但没有分到半杯羹，结局还不如打开大门的谷王朱橞，这也是朱棣成功运用的厚黑之术之一——越是有功之臣就越危险。 宁王朱权最后被朱棣下令徙封南昌，算是活学活用了户部侍郎卓敬当年的秘密建言。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卓敬曾秘密上疏朱允炆，建议他把朱棣遣到南昌，这样即使有变，也比较容易控制。但是书生气十足的建文帝对卓敬的建言按压不报，最后自己落得个不知所终的下场。但腹黑的朱棣显然真正领会了卓敬建言的精神实质，若要鱼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离开水。 在1403年宁王朱权乞请改封地为苏州或钱塘，被朱棣拒绝。自此以后，宁王也明白朱棣有意疏远自己，无非就是为了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要想不被废除爵位，就绝不能有非分之想。虽然朱权骁勇善战，军事才能不亚于朱棣，但是毕竟手中的权力是朱棣赐予的，他要想收回也是轻而易举。为保全家平安，后期的朱权将自己的精力主要转移到著述和求道，并主动和朱棣保持距离。 为了维护权力，朱棣再次疏远了曾经与自己一起浴血奋战的兄弟。考虑到宁王曾经有功于自己，而且也确实没有觊觎皇位，所以，朱棣对其还是比较仁慈的，始终保留了宁王的爵位，但是对于宁王的猜忌却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削藩是与兄弟的人心战，与此同时，朱棣也展开了另一场战争—与他儿子们的心理战。在太子立废问题上，在与亲生儿子过招的过程当中，朱棣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他的确是个可以掌控全局的人，在这个帝国论权谋和心术，没有谁会是他的对手。
话讲，朱棣这个人本来是宠爱他的次子朱高煦，但是迫于传统压力，世子为皇太子符合帝王时代中国人的政治习惯和道德准则，永乐二年四月初四，朱棣立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封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在封太子这件事儿上，朱棣狠狠跟他的儿子们玩了一把良心游戏。在建文四年的浦子口战斗中，朱棣曾经拍着率兵赶来的朱高煦的背做托付状说：“吾儿勉之，世子高炽多疾，如争得天下，就让你取而代嗣。”现如今天下到手，朱棣的誓言却成空，朱高煦心里自然不爽，由此他对父亲的幽怨乃至争斗徐徐展开，父子间的过招以一种隐秘的形式进行。 说道底，帝王家的父子关系并不是单纯的父子之情，更多掺杂了君臣之意。朱棣要想维护自己的君权，又想获得儿子们的敬爱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他注定是要离一个慈爱合格的父亲形象越来越远。 在世子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后，朱棣将朱高煦封地云南，远离帝国的权力半径，使其无法有所作为。朱高煦拒绝远行，一副与父亲、兄弟对着干的态势，大明帝国的争储之战隐约有了些苗头。 但朱棣却并不把朱高煦的这种反抗看在眼里，所以他的一味我行我素反倒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自古以来能成事的人首先必须学会韬光养晦，其实如果朱高煦能够遵从自己的旨意，不触动皇权的尊严，朱棣又有什么理由和自己的儿子过不去呢？然而朱高煦偏偏就认识不到自己的父亲还有皇帝这重身份，于是他像一个执拗的孩子一样肆意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过了不久，朱棣又改封朱高煦于青州，朱高煦仍然拒绝就封。这样父子间的过招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朱高煦自以为得计，但其实这一切尽在冷眼旁观的朱棣掌握中。至此，朱棣和儿子朱高煦之间的父子之情早已经是荡然无存，这一切的一切只是因为权力。 朱棣去北京视察新都建设期间，朱高煦在南京密谋造反。他私自招兵3000，精选自己的护卫队，不把兵部放在眼里。他甚至还放纵他的护卫队在京城大肆抢劫，当兵马指挥徐野驴准备依法处理这一突发事件时，朱高煦竟用铁瓜锤猛击徐野驴至死，从而酿成惊天血案。 坐在大明朝象征最高权力的龙骑上，朱棣亲自下令将朱高煦废为庶人，关在西华门内，并将其3000私兵调往居庸关北，全部充公。至此，朱棣身边只有那些甘心办事却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的臣子，所有蠢蠢欲动者和觊觎者都被清除干净了。但是内心深处的朱棣也同时陷入了一种孤独，一种每个王者都会有的孤独。
““谋人”术”成大事者需保证自己的绝对地位 即使夺得了天下，也不能避免自己成为这个帝国最孤独的那个人，身边不再有兄弟和儿子靠近。所以，当一个人离权力很近的时候，注定他离亲情会很远。要想成就一番大事，绝对不能一味儿女情长，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要学会保证自己的绝对优势。在朱棣的成长道路上，靠近权力就必须远离亲情，这是一个帝王必须付出的代价。对此，朱棣看得明白通透。 当然这种厚黑的借鉴意义并不是告诉大家可以随便“六亲不认”，只是提醒那些想有更大成就的人必须懂得行狠的价值。对自己狠一点，对他人狠一点，才能摆脱情感、规矩的束缚，在超越中成就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