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古都长安，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绘出了永不磨灭的一笔。这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三支主力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在陕西北部，从此，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形成了一个铁拳；这一年，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在吕梁山和太行山间开始第一次武装抗日的实际行动，并唤醒了河东数百万民众；这一年，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与西北十七路军统帅杨虎城联手，为了拯救正在被日寇侵吞的中华民族，在古都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一 西安事变前夕的救亡活动
1936年的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但是，蒋介石仍顽固地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强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继续“剿共”。1936年11月，蒋介石飞到河南，在开封、洛阳等地做了军事部署后，于12月4日乘火车亲自来西安督战，指示东北军和西北军联手，务必在三个月消灭在陕北的红军。张、杨两将军多次劝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不但无效，反而激起蒋介石的勃然大怒。这样的情况迅速传遍西安。当时流亡在西安的东北大学学生12月8日晚首先发起倡议，集体赴临潼蒋介石的住地华清池去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倡议迅速得到西安各大中学校的响应。12月9日晨，东北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师范、西安高中等十多所大中学校两万多学生齐集南院门张学良的“剿匪”总部。从南京返回西安的刘邦显第一次积极、主动地参加了这一爱国活动。张学良未出面，其参谋长向学生们传达了支持并向上反映学生要求之意。请愿队伍又游行到位于北院门的省政府，见到当时的省主席邵力子，邵力子表态是：学生要求抗日赞成，但个人无能为力，指责学生“干预国政”。此间，特务又开枪打伤了一小学生，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愤慨；游行队伍又到新城绥靖公署向杨虎城请愿。杨的参谋长出面表示了对大家的同情。情绪高涨的两万余青年学生又沿刚通到西安的陇海铁路步行向临潼前进。中午，请愿队伍走到了东十里铺，张学良坐车赶来阻挡大家。学生们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等口号。张学良真诚地对大家说，请大家不要再前进了，再往前就有危险（蒋在浐河、灞河桥上都布置了机枪，拟对学生大开杀戒）。这时，一部分学生现场就地给张学良一行表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再现东三省同胞背离家乡丢失东北之惨痛。张学良看后，声泪俱下地给大家讲：请相信我抗日救国之心绝不更改！我张汉卿不是任何人的走狗，更不是蒋先生的走狗！我一定一个礼拜之内用事实给大家答复！他的随从和在场的许多学生也哭了起来，现场一片悲愤的哭声。亲身经历了这一幕的刘邦显多年后动情地给他的子女说，这是我一生都铭刻在心的情景！从此，我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这位委员长彻底绝望了。
二 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扣，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来到西安参与事变的解决。当时，西安城内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一片喊“杀”声，但是，问题的解决结果出于大多数民众的意料，蒋介石和同时被扣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二十余名国民党党政军高级要员全部被放归南京，获得的仅仅是大多数人都不放心的这位委员长的一个口头承诺：用领袖的人格担保，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刚兴奋起来的刘邦显又不理解了。但是，抗日救亡的信念已在他心中扎下了根，他和同班好友苏一平等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中，常常是他连夜赶写宣讲文稿，由苏一平在第二天的宣传大会上宣讲、动员。同时，他对放归蒋介石的疑惑开始了究问原因。他询问了许多人，几乎都说不清。这时，一个同学回答他，这个决定，不是哪个个人的意见，是组织的意见，组织这样决定，自有它的道理。刘邦显问，什么组织？那个同学回答他，肯定是抗日的组织。刘邦显突然想起，西安事变前后，听人说，校园中曾张贴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的章程，但现在不见了。他又多方打听，因形势的一些变化：张学良跟蒋介石回南京被软禁，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内部四分五裂，国民党在西安又开始抓人了，几乎没有人再告诉他组织在哪里。在苦闷中，他仍不气馁。那时，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需要正式成员作介绍，才可能加入。在1937年初春，形势转入低潮，一些曾半公开身份的人也注意隐蔽自己。这年的4月，刘邦显和同班好友苏一平一块儿闲聊，说到：我想加入抗日的组织民先队，但不知道民先队在哪里，怎么个加入法。苏一平一直是西师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和刘邦显一同去过南京，这时，已是西安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南京之行，使他对刘邦显这个传统观念下的好学生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在西安事变前后，与刘邦显共同组织、参加的多次抗日救亡活动中又对他进行了考察和考验，深知这个人一旦转变观念，就是意志坚定的干才，而不是那种风派人物。所以，他坦言：我可以介绍你加入。就这样，在1937年春天，刘邦显加入了民先队，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中的一员。加入民先队不久，刘邦显发现，自己熟悉的同级同学中，陈元方、陈熙、李浩、何贵生（即何承华）等都是民先队的成员，难怪他们总是那么活跃。尤其是知道了曾冒着危险在学校贴出了民先队章程的人就是校民先队队长陈元方时，他的心中对这个同学产生了一种崇敬心理。
1982年，陈元方同志从担任的西安市市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离任，社会上有些议论之时，他对自己的子女讲：元方同志的人品是很正直的，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我们同学、同事几十年，我了解他，只是在有些具体事的处理上有些执拗而已。
三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驻地延安召开。西师学生苏一平、何承华等作为代表，去延安，参加了会议。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及博古、林伯渠等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议中，毛泽东还专门宴请了陕西国统区的代表李连璧、苏一平、何承华等二十余名学生，高度赞扬了西安事变中西安学生的爱国精神及其积极作用，勉励大家为抗日、统一、团结继续努力。归来后，苏一平、何承华等精神振奋，情绪高昂，向西师民先队的成员和要求进步的同学积极宣传在延安的见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领袖平易近人、远见卓识的人格。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的前途在延安，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当时刘邦显心潮澎湃，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努力争取去延安学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了。这时，处在抗日大后方的西安，各学校的民先队组织遵照党的指示，倡议民先队员利用暑假期间组织农村服务团，下乡宣传动员群众，控诉日寇的侵略罪行，唤起民众，投身到全民族抗日之中。已放暑假回家的刘邦显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较晚。当他听到消息后，立即终止假期，赶回学校。但是，所知道的民先队员几乎都不在。有的在假期中未归，有的又外出搞宣传，他赶到家在城里的同学、民先队员李浩（李丕满）的家中，始知李浩已与长安籍同学、他的同桌何承华等到长安县杜曲一带商议成立长安南乡农民救国会的事。他想了想，这时候找人有何用，便用了两天收集了一些资料，立即赶回临潼马额塬上，找到了此时同在西师28级上学的伙伴张建民（张军），介绍了情况后，两人即主动在马额、铁炉、纸李、南陈等马额塬上的一些大地方宣传卢沟桥事变，唤起全民抗日的意识。在当时通讯不畅、各种消息相对闭塞的马额塬，大多数人都是从刘邦显、张建民的宣传中，第一次知道中华民族的这一巨变，一些年轻人也是通过他俩的宣传、动员，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1937年9月，秋季开学后，同学们陆续返校。刘邦显心中念念不忘的是继续找党组织，争取入党。但是，当时的党组织是在地下活动，所有的党员都是不公开的，而公开活动的身份都是民先队队员。他想到熟悉的介绍他加入民先队的同学苏一平，欲吐心声，但是，这时，活跃在救国第一线的苏一平却率团到潼关等东府十个县去宣传抗日，约需一两个月，根本不在西安。这年深秋，心情焦急的刘邦显忍不住对平时往来并不很多的同班同学李浩讲道：他找共产党都找了一年了，想加入，就是找不到。李浩笑道：我也想加入，也找共产党。这样吧，咱俩都找，谁找到就告诉对方一声，咱俩都加入。农历腊月底的一天，李浩笑呵呵地对刘邦显说：我找到了共产党，走，跟我走。就这样，这年的春节，在李浩的介绍下，刘邦显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当时先后担任中共西安师范党支部负责人的王宏谋、李浩、杨克、秦树文、孙生贤等同志，几乎都是刘邦显熟悉的同学。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担任中共渭南地委书记的刘邦显与担任地委统战部部长的孙生贤在一起开玩笑时说：在西师上学，我到处找共产党，想加入，你就在我身边，还是负责人，就是不给我说。孙生贤笑道：那时，党组织是秘密的，谁都不能公开身份。其实，对你的考验已很久了，苏一平、陈元方他们说过多次，就是找不到适当的机会，才拖到过年期间。入党后的刘邦显，浑身充满了激情，不久，他就介绍也正在焦急找党组织的儿时伙伴张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中共西安学委工作的重点，仍是继续组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春天，刘邦显同志率领西师一个学生工作团拟赴华县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出发前，组织通知他，有一位重要领导同志要见他，见到后，方知是当时的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德生。张德生同志首先说，你的情况，我已了解过了，是一个经过较长时间考验的同志。这次下去，由你担任工作团团长，胡怀让任总务部长兼党团书记，住在华县咸林中学。接着他又交代了地下工作的基本规则和做法，介绍了工作中人际交往的正确做法。最后，又强调了下去的两大任务：宣传抗日救亡，积极建立组织。这次深入华县工作了一个多月，刘邦显等不但广泛地宣传了抗日救亡，唤起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而且还在咸林中学等处，积极发展了刘万才、润济仓等七名同志加入党组织，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四 结识伴侣雷存福
1938年初夏，刘邦显从西安师范简27级毕业，来到西安培华女子学校工作。来前，党组织给他介绍情况说，培华女子学校也建有党的组织，但是，党的力量总体还是很薄弱，只有四名党员，现在的实际负责人是一个该校28级名叫雷存福的年轻女学生，她是由西师简师28级的党员学生胡俊生介绍入的党。去后，可以和她接触，了解情况，逐步开展党的工作。
雷存福家居西安南油巷八卦楼，家是市内的老户。祖上是安徽颍上县人。闹太平天国时期，曾祖父来到西安，依靠当时在西安府为官的学生资助，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有一定家产的世家。到雷存福父亲雷训玉这一代，家道又逐渐中落。雷训玉、雷启玉兄弟两人，年轻求学时也曾有报国兴业之志，当时雷训玉兄弟与同窗要好的同学孙蔚如、赵寿山两人曾结为异姓兄弟，合影立志，共同兴业救国。可惜随着日月的更替，雷氏兄弟渐渐磨平了斗志。而孙蔚如、赵寿山两人成了杨虎城将军的左臂右膀，在西安事变中均建立了功勋。1921年春天出生的雷存福，经历更是坎坷。她8岁死了母亲，即到无儿女的姑母家与姑母一起生活，15岁返回父亲家，考上培华，继续求学。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年仅15岁的雷存福积极参加了游行请愿的全过程。在东十里铺，曾围着张学良高呼口号，也曾和张学良及其他请愿的学生一块儿，流下悲愤的泪水。西安事变后，她在培华学校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与西师的共产党员胡俊生等人一起，组团下乡宣传抗日救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足迹和影响到达关中平原的多个乡镇。
刘邦显来到培华学校，第一次见到雷存福。她是一个品行端方，清秀聪颖，只有17岁的小女子。初次见面，由于事先都已了解了对方的身份，因此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正是这最初相识的烙印，使得两个青年人最终成为近70年的革命终身伴侣，携手走到人生的终点。
当刘邦显和雷存福等培华的党员正拟大力开展培华学校的新一阶段的工作时，日军已打到黄河边的中条山，西安大批学校拟南迁汉中等地，培华学校也着手做南迁的准备。经研究，刘邦显代表组织同意雷存福去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不随学校南迁，直接到七贤庄的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办理有关手续。组织手续极为保密，由省委的罗文治同志协助办理。刘邦显同志则直接到当时的省委所在地泾阳县云阳镇去报到，拟接受新的工作。1938年秋天，这一对结识不久，并肩战斗时间不长的年轻人就分赴两地，各自开始了新的斗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