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
邦显同志是我的老同学、老战友，1936年在西安师范学校相识，长达70年。在西师三年中，我们一起参加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反对国民党黑暗专制斗争，走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秋，我们一同离开西安，调到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先后驻云阳镇、照金镇、马栏镇）学习、工作约六七年时间。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时期，邦显同志被派往关中东部地区国统区做地下党工作，我被调往陕南同中原突围部队创建根据地斗争，长期未能会面，直到1983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议时相见。我们畅谈了半天，有说不完的话。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离休后，参与陕西扶贫活动，我被聘为陕西省人民政府扶贫顾问，同他常有接触，商谈扶贫事宜。
从长期相识和相处中，邦显同志是大家公认的合格的、优秀共产党员，杰出的领导干部，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强的共产主义党性，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一生勤奋学习、认真工作、两袖清风、公正廉洁、艰苦朴素、不骄不躁、平易近人、无私奉献的人民勤务员。我们怀念他，就要继承弘扬他的优良思想作风，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永做孺子牛。
由于时间长久，年事高，有许多往事记忆不清。但是，同邦显同志相识相处中，有些情况迄今仍记忆犹新。
在西安师范学校时期
1936年我到西安师范学校读书，和邦显同志相识。他比我高两个年级，大三岁，是我的学长。
当时，西安师范是学生抗日救国活动的重点学校之一，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省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西安分队部等青年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多由西师学生担任。邦显同志和我都参加各种救国活动，在抗日救国活动中，我们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先后参加了民先队和中国共产党。
我同邦显同志直接接触较多的有两个时期。一是1937年上半年，西师学校开办民众夜校，吸收附近碑林、书院门地区市民参加学习。邦显同志被推荐担任校长。我被推荐担任夜校拉丁化新文字教员，以加速扫除文盲。从此，同邦显同志经常商谈，如何办好夜校。夜校七八十名学员中，有十岁左右的少年儿童，也有二三十岁的成年人；有的粗识文字，有的是文盲。男女青少年聚集在一个教室里教学，相当不便，秩序也比较混乱。我同邦显校长反复商量，确定采用复式教学，分组学习，学生教学生，充分发挥年岁大粗识字的学生作用，让他们在教学和管理中当“教员”，使教学得以逐渐正常进行。夜校既教文化，识字扫盲，又结合进行时事形势教育，使学生知道抗日救国的一些道理。
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为何学习新文字和被推荐到夜校教书的。
当时，在西安要找到进步书报是很困难的，也是有风险的。我学习新文字后，能看到苏联印发的《工人之路》等新文字书报，有助提高认识。1937年夏，我同张茂栋同学一起去云阳镇红军总部，给已参加红军的同学成黎（任秉璋）带了几本新文字书，出北城门时，被军警特检查盘问，我发现他们不认识新文字，就说：这是英文书，才应付过去。出了北城门，张茂栋连声说：你应付得好。
再是抗战开始后，西安学生积极开展支援抗战活动，西安学联经过斗争，改名为“陕西省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西师学生救国会改名为“西安学生分会西师支会”。让步改名，取得了合法地位。1938年上半年，中共西安学委选派我到西安学生会工作，担任党团书记。邦显同志被选为西师支会的负责人之一。西师学校被选为西安学生分会常委和总务部长，处理日常工作，我几乎每天都要到学生分会（办公地址在西安高中）去工作。西师支会是西安学生分会的支柱单位，我经常同西师支会邦显同志联系，商谈工作，好些重要活动都要依靠西师支会进行。世界学联代表团到西安访问，我们事先已与省抗敌后援会协商好，由各界群众团体联合欢迎，主要由学生分会向世界学联代表团介绍情况。但省抗敌后援会临时违背协议，一手操纵包办。这种情况下，经世界学联代表团同意，由学生分会主持，再举行欢迎座谈会。我们商定：在西师中天阁（图书馆）召开欢迎座谈会。学生分会介绍了学运情况，民先队、西青救等团体代表也作了发言。世界学联代表听了有关支援抗日救国活动的情况后，很高兴，说他们一定要给各国人民介绍，还要我们给收集一些有关照片带过去。他们从延安返回西安时，杨克将两集照片亲自交给团长柯乐满。柯乐满团长再次表示要向各国青年介绍，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次欢迎座谈会能够顺利召开，西师支会邦显等同志出了大力，做了充分准备，维护了会议秩序，保证了会议安全。
此外，在抗议国民党军警特对西师支会和校长办公室等处进行搜查、扣押西师学生、撤换西师进步教师，以及开展统一青年运动大讨论等等斗争中，西安学生分会同西师支会的同志，共同进行了激烈尖锐的斗争。邦显同志在斗争中，日夜操劳，撰写传单、书写标语、组织游行队伍，具体部署指挥斗争，都起了积极作用。我们在斗争中建立的战斗友情，永远难忘。
在陕西省委时期
我们在陕西省委（包括关中地委、省工委）先后相处六七年时间。
1938年秋，西安师范等学校搬迁到陕南。组织上决定调我和邦显等同志到省委工作。当时省委机关在云阳镇，对外以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名义作掩护。国民党军警特对前去云阳镇的人员监视检查很严。我同邦显、王天启（西安高中党员）三人乘坐马车，以回家之名前往云阳镇。路过泾阳县西城门外时，遇到警察盘问。我坐在车辕上，下车应对。那时我穿了一件黑呢子大衣，衣服整洁，警察没有多问为难，即予放行。邦显和天启二人坐在车里，没有被盘问。他们笑着说：警察看衣裳行事，你穿的呢子大衣起了保护作用。
到了云阳镇以后，我们参加了省青委扩大会议，总结了几年来的青年工作。接着参加了省委第五期干训班学习。邦显同志是第一次进干训班学习，听省委负责同志讲课（张德生讲党的建设，赵伯平讲农民运动，汪锋讲游击战争等），同大家一样，觉得学习内容既新鲜又丰富，认真学习。我是第二次参加干训班学习，组织上让我兼任教育干事，参加支委工作。干训班学习生活严肃、紧张、活泼，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增强党性。对有的学员表现的某些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进行批评教育。邦显同志是学员中的积极分子，这次学习收获很大，政治思想水平有明显提高。
干训班结业后，我和邦显同志被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教育科工作。我任科长，科里还有卫平、史玉山同志。我们初次参加机关工作，又是年轻新党员，不懂得业务。当时任宣传部长的杨清同志（欧阳钦）在西安工作，由省委书记关烽同志（贾拓夫）代管。他在部务会议上提出，要我们写个对干部和党员进行教育的计划，从思想上巩固党的组织，使大批新党员从思想上入党。我们科里几个同志反复研究后，由邦显同志整理成一篇文稿，送领导审阅，关烽同志认真审阅，亲自修改，具体帮助指导我们工作，受益匪浅。
省委机关也是一个大学校，对机关工作人员学习抓得很紧，专门成立学委会，领导学习。按文化程度分高、中、初三个小组，分别学习中国革命问题、马列主义、联共（布）简史等。我和邦显同志先参加学习中国革命问题组，后学习联共简史。以自学为主，定期进行小组讨论。大家发言热烈，畅所欲言，各种不同观点激烈争论。自行参与讨论的人不少，省委领导同志也经常参加，同大家一起讨论，但又不轻易作结论。邦显同志发言踊跃，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与同志们争论。这种好的学风，在干部中留下深刻的良好印象。
整风时期，邦显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我在关中地委工作（省委与关中特委合并，改为关中地委），仍从事地下党组织具体管理。整风审干后，原省委送到延安学习的一些干部陆续调回关中，参与国统区地下党的恢复重建工作。邦显同志调回关中后，组织上即考虑派他外出工作。德生、汪锋等领导同志经过反复研究，征求邦显同志意见，认为他可以外出到东府地区工作，先恢复华阴和潼关两县地下党组织联系，并设法找到合适职业作掩护，站住脚，隐蔽下来，进行领导工作。邦显同志识大体，顾大局，以党的需要为前提，服从组织分配，接受外出任务。我当时具体管理地下党的组织工作，向他介绍了国统区的有关情况，以及华阴、潼关两县地下党组织的具体情况。邦显同志于1945年秋离开边区——关中分区马栏，通过封锁线，安全到达目的地。邦显同志社会经验较多，知识面广，师范学校毕业，懂得教学有关知识。他外出后，很快考察恢复了大部分失掉联系的党员，传达了党的方针政策，安排部署了工作。而且找到了社会职业作掩护。先到澄城县一所中学教书，对华阴、华县、潼关实行异地领导。以后又在华阴地下党员办的一个工厂做事，就近指导工作，并使该工厂作为领导机关掩护地。而后，成立东府地工委，邦显同志任书记，领导华阴、华县、潼关、渭南等县工作。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批地方武装，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对东府地区解放有重要贡献，功不可没。邦显同志在陕西地下党的工作中，多次冲过敌人封锁线，历经艰险，战胜重重困难，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宝贵经验，取得了巨大成效。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对渭华地下党和邦显同志的一些非议、指责，都是莫须有的不实之词。李先念同志曾说过，“陕西地下党是个真党，是个好党，我走过陕西的那条路，说是白区，实际是红区，很安全。”“没有陕西党就没有我李先念。”
我和在京的一些老同志参与陕西扶贫活动后，同邦显同志接触不少，商谈有关问题。我每次到西安都要同他联系，得到他的支持协助，他向我们讲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去年，我应邀到西安参加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活动时，抽时间前去看望他，他已患病卧床，但仍能清醒交谈，有说有笑，非常高兴，还说了他的养生经验。我嘱他早日康复。两个月后，惊悉他因病久治不愈离开了我们，极为沉痛，立即发去唁电，务希雷田颖同志节哀保重；期望孩子们继承父辈优良思想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告慰老人。同时，又委托我在西安工作的弟弟杨文富去三兆向邦显同志遗体送别和敬献花圈，以表达对他的深情怀念。
2007年夏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