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府十八学士各有专长，有人明经，有人通史，有人长于谋略，有人雅善吟咏。只有李守素擅长的这个“谱牒学”，让人感到匪夷所思，难以理解。
所谓“谱牒学”，大概可以理解为：编撰和研究士族地主中高门世族的家谱、族谱，评定各地世族的门望和等级等等。这门学问的兴起是和士族地主的兴起相关联的。东汉末年，朝政由宦官和外戚把持，争斗激烈，统治混乱。除这两股势力之外，还有一种政治力量，即官僚士大夫集团。他们一般是通过察举、征辟，广收门生、故吏，结成集团。有的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弟子数百上千，通过入仕，形成累世公卿的家族。例如世传欧阳《尚书》的弘农杨氏，自杨震之后，四世皆为三公；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自袁安之后，四世中位居三公的多达五人。他们既是士大夫的领袖，又是大地主，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都享有特殊地位，子弟在征辟、察举中得到优先权，地方政府也要倚重他们。好多地方的太守都成了样子官，实权都在门阀大族手中，外戚往往要同他们联结，宦官也不敢得罪他们。当时有这样的歌谣：“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这表明地方势力的强大，已超过皇帝诏书的力量。
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虽然对这些大族有所打击，但大族的影响依然巨大，他们中的许多家族在战争中拥兵割据，或自保其地，或向外扩张。袁安的后人袁绍、袁术就是例子。在此期间，江南的大族势力还有发展，许多大族率领私兵，帮助孙坚父子平定江南。在孙吴时期，江南吴郡朱、张、顾、陆四姓当高官的特别多，他们依靠政治特权，大肆兼并土地，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
魏统一全国后，一些大族地主又重整旧业，并登上政治舞台。西晋时期，世家大族势力发展更快，大量兼并土地，控制官员任用权力。魏文帝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原是从中央政治选派“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郡的“中正”，负责察访各地士人，评列九品，作为任用的依据。但到后来发生了变化，世族大地主把持了中正官位，因而世胄子弟都获得高品第和官位。定品任官依门阀而不依才干，九品中正制成了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士族，绝大多数在此时就形成了。
士族中“官有世胄、谱有世官”的称作世族，是高级士族。高门世族出身的，一般都作“清要”之职，朝中枢要大官都被垄断，并以“清流”自居。军职和品级低下的官，则由庶族担任，称为“浊流”。
士族中曾出过王导、谢安、桓温之类的英难人物，但更多的是寄生虫。“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只会喝酒享乐。有的人连稻子也不认识，问别人“是何草？”士族子弟王徽之作桓冲的骑兵参军，“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可见士族统治已是高度腐败。
南北朝战乱频繁，一些庶族通过军功升上了高位，士族地主的势力也有衰落。但到隋唐之际，士族依然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某些特权。
士族的特权除入仕以外，还体现在婚姻上。他们把婚姻关系严格限制在士族之内，不与庶族通婚。若有人违犯这一条，定是对方特别有钱，这要遭到全体士族的声讨和排斥。
士族内部也等级森严：山东的郡姓以王、崔、卢、李、郑为大；过江则为“侨姓”，以王、谢、袁、萧为大；江南是朱、张、顾、陆；关中是韦、裴、柳、薛、杨、杜；少数民族中的大姓是：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士族内部的这种门第区分，就是作官和通婚的依据。
既然有如此大的用处，谱牒学自然应运而生。有些士人为了当官，伪造士族谱牒，谱牒学又多了一层正本清源的任务。
李守素研究谱牒学是有优势的，他就出身于山东世族，首先山东李家这一支弄不混。一点突破，触类旁通，再加上婚姻关系，七姑八姨地一算，全国的大族就差不多了。
不过，人家李守素还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把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自晋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诸勋贵，华戎阀阅，莫不详究，当时号为‘行谱’”。
李守素研究谱牒固然有成绩，是个真专家，但他何以选入十八学士之中，却是一个应该探讨的问题。首先可以肯定一点：谱牒不属于李世民要“讨论坟籍，商略前古”的范畴。李世民喜欢读儒经和史书，从中借鉴统治经验；他喜欢写诗，有时和文友互相酬唱；他喜欢书法，和虞世南、褚遂良也常交流；他喜欢良弓、名马、美女……但从来没有谁说过他喜欢谱牒。李家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地位远不及山东士族，没有炫耀的本钱，李世民不会热衷于此事的。
从感情上讲，李世民对士族也疏远些。虽然他妻子的舅父高士廉是山东望族，但他部下的文士武将多出身于寒族，打天下立战功的是这些人而不是高门大族。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隋唐之际，士族势力虽已衰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依然崇高，影响依然巨大。李世民建文学馆，一方面是网罗人才，另一方面是邀取声望。弄一个士族代表进去，必然受到士族们的欢迎与好评；而这些士族在社会舆论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他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还没有完全消失。作为一支政治力量，他们倒向哪边，哪边就有利得多。再加上当时全国初平，地方政权尚不稳固，许多州县的实际权力仍由豪强和士族掌握，所以，李守素以天策府仓曹的身份兼文学馆学士是必要的统战措施。
李守素呆在秦王府没事干，只好又去清谈。谈的自然是他所擅长的世族谱牒。能和他一谈的，也就是南朝旧文人虞世南，至于许敬宗等小辈，支起耳朵听吧。李守素说起山东和江左的世家人物，虞世南还能和他对话，谈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大姓，一家连着一家，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各家的功业明明白白，有证据，有分析，听得虞世南只能拍手大笑，插不上一句话。学问广博的虞世南也服了李守李守素善谈人物素在谱牒方面的造诣，感叹说：“行谱定可畏。”许敬宗觉得“行谱”这个外号不好听，就对虞世南说：“李仓曹以善谈人物，乃得此名，虽为美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准的，宜当有以改之。”虞世南说：“昔任彦升美谈经籍，梁代称为‘五经笥’；今目仓曹为‘人物志’可矣。”
很可惜的是李守素在贞观初年就去世了，没赶上考核修订《氏族志》。贞观六年，唐太宗有感于当时门阀观念仍很顽固，山东士族在婚姻方面地位过高，文武争相攀附，士族大索钱财，朝中大臣甚至被士族瞧不起等等原因，令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重订《氏族志》。他们先广收天下谱牒，考辩真伪，然后进忠黜奸，清除了一些已经没落的士族，增添了一些当朝大官为士族。贞观十二年，《氏族志》成，293姓，分为9等，山东崔民干为第一。唐太宗看了很生气，对高士廉发泄不满，指斥了山东大姓早已衰微，只靠旧望卖买婚姻，又为当朝文武鸣不平，最后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于是高士廉等重新改定，以皇家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崔民干为第三等。
李守素没赶上参加这次修订，特长没能发挥，固然可惜；假设他再多活几年，赶上此事，照太宗的要求，李守素的长处还是无用。毕竟士族是渐趋没落的政治势力，谱牒学也是一门畸形的学问。在唐太宗的限制下和后来武则天的严厉打击下，旧门阀士族更加衰落，最后只在子孙们的脑子里留下一个“曾经阔过”的好梦。谱牒也不成其为学问了，家家都修谱，老百姓也要记住祖先。李守素也许是最后一个正儿八经的谱牒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