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巅峰造诣的科学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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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罗伯特·科赫

1910年5月27日,世界细菌学的奠基人——罗伯特·科赫与世长辞了。人们把他的骨灰安放在一个青铜盒内,安葬于柏林传染病研究院的院内。在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雕刻着这位伟大人物的头像、名字及生卒年月,金色的大字记叙了他的伟大功绩。在罗伯特·科赫的纪念碑上,铸有这样的诗句:从这微观世界中,涌现出这颗巨星。

你征服了整个地球,全世界人民感谢你。

献上花环不凋零,世世代代留美名。1843年12月11日,科赫出生在汉诺威省附近的小城克劳斯塔尔。克劳斯塔尔座落在德国中部著名的哈尔茨山区,这里森林茂密,气候宜人,矿藏极为丰富。

大学毕业后的科赫,在汉堡总医院实习了三年以后,就到一个小城镇去开业。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了,他志愿参加了医疗队,任部队的主治医官。从军队回来后不久,他便来到沃尔斯顿当医生。

科赫来到这里还不到半年,就以他娴熟的技术,赢得了镇上居民的尊敬。

人们从几里、十几里的郊外乘马车来找他看病。挨着墙边的木椅子上常常坐满了人。他们愿意等,等着科赫医生诊断,下药……好奇心也常常驱使病人把眼光投向医生的工作室,最惹人注意的是那根细竹竿挑起的棕色布帘,它把简陋的工作室隔成两半。当有的小淘气偷偷掀开它的时候,科赫医生会赶紧阻止他,并用严肃的口吻让他的母亲抱开孩子。科赫不让任何人越过布帘。

难道那里面有什么秘密吗?是的,那布帘的后面是科赫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了神秘和奇特的微生物世界。

阳光从窗外洒进来,均匀地照在洁净的工作台上。台子上有盖着布的仪器,铁笼里装着吱吱叫的小白鼠。房子的一角,是一间小小的暗室,门上挂着一块厚厚的棕色布帘,很像个避光的大壁橱。盛着五颜六色晶莹液体的、各种各样的烧杯、烧瓶整齐的排列在暗房桌上。

每天,当科赫送走最后一个病人,他就一头扎进棕色布帘的后边,打开显微镜或者那些照相器材,一直工作到很晚很晚。深夜,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科赫的窗口亮着彻夜不灭的灯光。

当时,欧洲的医学科学已经有了重大的发展。法国的巴斯德用实验证明,传染病是由特定的生物体引起的。英国的一位外科医生,把巴斯德的细菌学理论用于医学实践。证明只要对包扎伤口的绷带、手术工具和动手术的双手进行彻底的灭菌消毒,就不会使外科创伤受到感染。科赫虽然身居边远的沃尔斯顿小镇,但也知道了这些医学成就。可是,这些微小的、肉眼看不见的生物,究竟是不是导致人和动物患病的原因呢?这是整个欧洲科学界都困惑不解的课题。

1876年的一天,有个农民急匆匆地闯进了科赫的诊所。他气喘吁吁地说:“我有三头肥羊,今天早上还好端端的,可是刚才一头突然死了,另一头也快死了,而第三头却健康地活着。我真不知它们犯了什么病,请您去看看行吗?”

科赫听后,向病人们表示歉意,便跟着这位农民出去了。

很晚很晚,科赫才疲惫不堪地回到诊所。这时,病人早就走了,候诊室里空无一人。妻子埃米把晚饭留在桌子上,也早早地睡了。科赫顾不上这些,掀开棕色布帘,马上把从乡下采回的血样,放在显微镜下进行分析……

又过了几天,科赫出诊路过一个肉铺时,听到里边人们的议论;

“不得了,霍威尔农场一夜间死了六头牛!”

科赫听后,又急急忙忙地直奔霍威尔农场,取回了死牛的血样。

科赫在两块玻璃片上都涂了一滴血,放在显微镜下,他看到了一个黑色血液的世界,连红血球也都变得发绿。

观察中,他发现在黑色血液里,有几粒像灰尘一样的东西散在血液中。

“这是什么呀?”

再仔细观察,他看出这几粒灰尘似的东西很像一根根小木棒,有的是单独一根,有的是几根连在一起。看着看着,他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问号,难道这就是炭疽病病毒吗?为了证实这个猜想,他进行了艰辛的实验。在这一段时间里,只要听说牲畜死亡的消息,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他都要亲自赶去,每次都带上一大堆试管,把它装满死去牲畜的血液。他一直观察了好几个月,做过无数次的对照试验,他发现在每一例死羊或死牛的血液标本中,都能看到这样的“小木棍”和“小线条”,而在健康的牛羊血液中,却找不到。现在可以肯定,“这些家伙一定是炭疽病的病源!”科赫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作出科学结论还需要大量的事实来证明。

关于炭疽病,欧洲已经有人先于科赫进行过研究,法国的内科医生达万、著名的雷伊、德国人玻兰德等许多学者,以及伟大的微生物学先驱巴斯德都在研究炭疽病。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

当时,可怕的炭疽病严重地威胁着欧洲大陆。肥沃的牧草,温和的气候,给牲畜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可是几十年来,人们在炭疽病面前束手无策。它夺走一个富裕农户的五六百只肥羊,就像平地刮一阵风那么容易。一头小牛早晨还在青葱的草地上撒欢儿,下午就像霜打的庄稼那样垂下了头。晚上,这头小牛就四脚朝天了。死去的牛羊的血是暗黑色的,一只死了,成群跟着倒下。有时牲畜的主人或牧工也会染上这种可怕的炭疽病,他们往往是皮肤上长疖子,在一阵阵吓人的咳嗽声中死去。

这种飓风般的传染病对人们的威胁太大了,它蔓延的速度也惊人。有人对欧洲农民面临的炭疽病打击表示忧虑,对整个欧洲的肉食供应前景表示担心。而当时的科学研究,还不能帮助人们从这种绝境中解脱出来,许多人甚至认为这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

科赫决心揭开炭疽之谜。

终于成功了,科赫在自己的实验报告中写道:

“在寻找传染病的病原菌时,应该注意:第一,同一种微生物,会因条件、环境不同而变换它的形状。第二,必须把这种微生物进行人工培养,以便观察它的生长变化和用于实验。第三,必须用培养液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以确证是否能引起疾病发生。”科赫在详细地介绍了实验的方法后,在结尾部分又具体提出:

“炭疽病在活着的动物体内是以小棍状物存在,在动物死后或离开动物身体时,由于客观条件恶化,它以小串珠子形式的孢子存在,至于在野外,它是以小得眼睛看不见的串珠形式散在各个角落。当它再进入动物体内时,马上恢复成小棍形状并迅速繁殖,进而破坏血液。”

1878年4月30日,是沃尔斯顿气候最宜人的季节。科赫送往布雷斯劳植物生理学会的实验备受青睐。今天,他——一个乡村医生被布雷斯劳大学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费尔迪南德·科恩教授邀请,去那里讲学。他随身带去了装有小白鼠的笼子和一架显微镜。

他整整演讲了五天。他的演讲,没有惊人的言词,也没有情绪激昂的论证,只是一直表演着他的实验,简要地说明他的研究过程。当科赫的第一批实验刚做完,病理学教授尤利乌斯就急忙跑回他的研究所去召唤他的助手们:“你们快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去听科赫讲演!这个人有异乎寻常的发现。他的方法既简单又准确。他虽与科学界相隔绝,但却成功了!简直绝妙极了。”

不久,科赫一篇题为《炭疽病病原学,论炭疽病杆菌发育史》的报告,在《植物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

科学家们由衷地祝贺科赫的成功,他们一点也不嫉妒他,尽管他们之中也有人做了不少关于炭疽菌的研究。但是,科赫第一个揭示了炭疽菌的生活周期,何况他是一个人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进行的实验。他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很快,科赫的另一些论文相继问世了:关于炭疽方面的,关于怎样给细菌染色的,关于显微照相术的研究,关于伤口感染问题……每一篇著作都像宝石一样在科学的宝库中大放光彩。

整个欧洲都惊奇地发现了科赫的能量。

全世界都注意到了科赫的研究。

由于他卓越的成就,1880年春天,德国政府委任科赫为柏林帝国健康署成员。

科赫全力以赴地进行着研究,他制作了近三百种结核菌样品。由于给各种样品染色,他的双手被染得五颜六色,挥发物使他的手上布满了皱纹,变得乌黑发亮。他整日整日无休无止地反复观察和思考,使他有时回家竟迷了路。他在死于结核病的患者身上观察细菌,他从兽医所、动物园的病畜、死畜中提取标本……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当他用次甲基蓝进行染色后,在显微镜下发现了蓝色、细长的小杆状体。它们看上去比炭疽细菌小得多,有一定的弯曲度。他终于发现了结核杆菌!

但是,实验碰到了拦路虎。因为几乎没有合适的培养基能在动物体外培养出纯菌种。“难道它们只有在活体中才能生存吗?”

试验一次次失败,他不气馁,仍坚持实验。终于,他找到了著名的“血清培养基”,试验的进程加快了。

老一辈科学家的梦想,同辈科学家的预测,被科赫证实了。

1882年3月的一个晚上,柏林的夜空下着雨,在施普雷河畔一幢庄严的大理石建筑物内,柏林生理学会正在举行报告会。德国科学界最卓越的人物都来了……

在这个报告会上,科赫报告了他的研究成果——《论肺结核》。他论述了“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根源,结核病是一种寄生病”。从而指出征服结核病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结核病患者的痰,必须用适当的消毒方法,对患者的痰进行无害处理。此外,结核病患者所用的衣服、床单等也应消毒。这个现在看起来极为普通的常识,当时却吸引了所有与会的科学家,会场安静得几乎让人们屏住了呼吸。在柏林生理学协会的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没有发生争论。就在报告的当天晚上,消息传遍柏林,接着传到世界各地。罗伯特·科赫誉满全球。他的照片被印在红手帕上,报纸上刊登了赞美他的诗歌,人们给他戴上了“杆菌之父”的桂冠。

世界各地的医学界人士相继来到德国,希望能在科赫的指导下学习。人们羡慕他的成功,敬仰他的声望。

但科赫对成功所带来的一切,表现出了一个伟大人物的博大胸怀。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己一个人的贡献。他在论文中高度地赞扬了其他科学家的研究,认为没有他们的贡献,自己是不可能发现结核杆菌的。

1888年,科赫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卫生学院院长和教授后,在研究领域更是捷报频传。在柏林召开的第10届国际医学代表大会上,他作了《论细菌学研究》的报告。在1901年伦敦不列颠结核病研究大会和1908年华盛顿国际结核病大会上,他的关于家畜结核病的文章,以及《人、牛结核病区别》的报告,又像一声声霹雳,再次使医学界震惊。这一系列有关结核病的研究成果,使他在结核病研究领域里享有极高的威望,当选为国际结核病研究会的名誉主席。

荣誉伴随着他的贡献接踵而来。1905年,由于他对医学的卓越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