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西南海岸加利福尼亚洲，距离旧金山市区约50公里的地方，是圣何塞县的一片肥沃土地，两边是低矮的山脊，曾经果树茂密，1950年前是“美国的梅脯之都”。今天，梅子果园基本上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未来型厂房、快车道和一排排新公寓。这就是“硅谷”——电脑芯片的故乡。不仅如此，硅谷还是个人计算机、磁带录像机、游戏机、音乐合成器、隐性眼镜、基因拼接等一系列高新技术的故乡。
“硅谷”这个雅号，是1971年当地一家报纸的编辑唐·霍夫勒提出来的，因为硅制成的半导体芯片是微电子工业的基本元器件，“硅谷”和“汽车城”、“钢都”之类的名字一样，是象征性的说法。这个雅号在70年代后期很快就出了名。
种植梅树的农民一搬走，郊区便扩大开来。圣何塞在1950年还是一个小乡镇，到1990年，就因硅谷的发展而成为全美第11位大城市，并赶上了旧金山，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的第3大城市，仅次于洛杉矶和圣地亚哥。小小硅谷，拥有20万名大学生，6000多位博士，居民中的百万富翁超过15万人。它如果不是全世界，也是全美国的科学人才和新财富的最大集中地。硅谷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尤以日本人居多。早在1981年日本就编出了极详尽的硅谷旅游图，显然，并非所有的日本人来硅谷口为看风景。
硅谷有良好的通信基础设施，有丰富的风险资本，有掌握技术的、流动性大的又没参加工会的劳动力。硅谷中的许多关键人物和公司，是从美国东部或欧洲来的。他们到硅谷来，或是逃避墨守成规的公司，或受加州的吸引，他们中不乏极受欢迎的和极使人厌恶的人。正像硅谷的企业资本家唐·瓦伦丁所说：“美国东部是巨大的公司和僵硬的组织，个人是不能很好地适应它们的。加利福尼亚是前沿阵地，在经济上、社会上和制度上都还没有组织好，而首先是真正信奉纯粹的个人价值。”英特尔公司的一位经理曾说：“在这儿，你不必随时都要把各种事情提供给某个该死的委员会，你只要自己把工作做好就行。”事实无情，美国东部三大电子公司：通用电器、威斯汀豪斯电气和美国无线电公司在这场微电子革命中完全败阵。
硅谷的半导体产业，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人的而不是公司的。专门的知识被认为是个人的而不是公司的财富。公司需要的技术，主要通过雇佣关键性的个人获得。于是，绝大多数电子工程师可以带着他们的得意成果，从一个公司“跳”到另一个公司而问心无愧。例如，1983年1月的一天，英特尔公司的17位关键性的雇员同时离开，去创办他们自己的公司。硅谷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如果你想调换一下工作，你只要在你早晨去上班的时候，在101号高速公路上换一个出口就行。”一般公司的年工作调动率达30-50％，猎取人才的代理机构用提薪和较好的工作条件频频引诱关键人物跳槽，事情被搞得更复杂。
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对公司老板是一个坏消息。他们必须想方设法保住雇员。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在硅谷迅速增加的公司中，高工资、住房补贴、休假、公司健身房、星期五下午免费饮料等，这是寻常之事。分红和股票买卖特权等也已普遍成为挽留宝贵雇员的方法。人员的流动，对地区产业却是件好事，这培育了公司间的联系网。在以迅速发明为基础的产业中，成功必须高度依靠于信息交流。硅谷中的公司都很相似。信息可以通过与朋友和过去的同事之间的电话交流，或到大家都喜欢的硅谷小镇酒吧去聊天而获得。
中国许多老百姓都知道北京有个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计算机民营企业办得很火！
中关村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它的发展序幕，却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拉开的。
1980年前后，陈春先几次访美，惊叹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发展。我们忠实地记录了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在新成立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常务理事会上的发言：
“这次到美国看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核聚变实验室，跑了十几个城市，比1978年那次要深入得多。这次是民间学术交流，没有上次官方代表团那么些约束和应酬，谈得比较深入。我尤其想了解为什么美国核聚变实验效率那样高、工程‘实验’与理论计算结合得那么密切，整修过程周期那么短。看来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实验技术先进，制造设备和仪器的工厂水平高，实验室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生实验技术好。但是，如果多问一个‘为什么’，真正的关键还在于充满活力的工厂、学校、研究所密切联系的体制。美国朋友向我介绍了所谓的‘技术扩散区’的概念。
“波士顿周围的128号公路，大体相当于北京的三环路，但要大些。128号公路两侧有几百家高技术小工厂，被认为是技术扩散区的典型，我们参观了其中的一家专做超导磁体的小工厂，这是很有启发性和激动人心的参观。工厂的负责人原来是波士顿大学的教师。他介绍说，我们有技术，有想法，另外一些人有钱，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先进的产品，现在我们的超导磁体已为世界上多家高能物理和核物理实验室所接受。合同多时我们就多一些工人和工程师，合同少时就只保持20人左右基本骨干队伍，原材料、粗制工艺、化工处理许多过程都是协作完成的。同行的超导工程专家严陆光说：国内搞一项超导材料和工艺的工程都上千人，产品还不如这里。我听到华裔科学家谈到许多动人的高技术创业史，包括就住在波士顿的王安先生。他是一个公认的很成功的企业家。
“回程途经旧金山时，又参观了硅谷两个小厂。硅谷原来是太平洋和旧金山湾之间的一片柑橘园地带，在旧金山南边约60公里。现在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微电子工业中心，第一台微计算机就是在这里的一个青年人的汽车库里搞出来的，现在已经是数千万美元年销售额的苹果公司了。硅谷是最大、最典型的技术扩散区。斯坦福典型的老校长特曼教授是有远见的科学家，他决定把校园的一些土地租给学校教授专家办高技术的工厂。现在世界著名的惠普公司就是30年代斯坦福大学电机系两个教授开办的，第一个产品是高频振荡器，在自己家车库里搞的样机。
“总之，我看到美国尖端科技发展快，人造卫星和托卡马克（一种核聚变装置），都是苏联先取得突破，美国则利用实验技术和设备上的优势很快赶在前边。美国高速度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当然这里资本家赚钱的动机是不能忽视的，但据一些当事人（科学家）谈，创业的自我满足超过了营利动机。我感兴趣的是这里已经形成了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得益的显然是社会、国家、地区。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的确，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的科技人员也不是想赚钱，而是想多作实际贡献，不满足于发表文章，开成果展览会。我们北京等离子体学会有搞核聚变的，也有搞低温等离子体应用的。搞核聚变过程发展了很多新技术，可以用来为工厂和其他的科研单位服务，至少可以小批量生产，免得重复进口。我过去搞激光，开始差距不大，后来越来越大。现在我们自己需要的激光器，还得用外汇去进口，实在觉得不是滋味。至于低温等离子体，就更应该结合工业应用发展，首先应该成为一种有用的工业技术。
“上周我在科协向田夫同志汇报了这些想法，他很希望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学会能带个头，组织科技人员为四化多作贡献。外国好的经验可作参考。科协的态度是，凡有利于四化的，我们都大力支持，没有经验可以在实践中摸索。因此我们提出也成立‘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设想，而且我们看到在外地已经有了类似的组织。”
陈春先研究员高瞻远瞩，敢说敢干。1980年10月，创办了“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把有关的科技成果直接转化成现实生产力，这可以说是中国高技术企业的雏形。
另一方面虽然1982年10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提出“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但对于陈春先的创业行为，社会仍议论纷纷，他本人也受到中科院物理所某些领导的不公正对待。对其他科技人员办企业，有人嫉妒“发横财”，有人诬告“投机倒把”。
1983年1月，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就中关村的争议作了批示，肯定了中关村科技人员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积极探索。我们不妨对批示作些摘录：
方毅同志1月7日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
胡启立同志1月8日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当然还要研究必要的管理办法及制定政策，此事可委托科协大力支持。如何定，请耀邦酌示。”
胡耀邦同志1月8日批示：“可请科技领导小组研究出方针政策来。”
科技领导小组很快拿出了大力支持陈春先等一批开拓者创业的政策，并对他的勇气和先进事迹加大了宣传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