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本应该早晨8点来干活的园丁麦克，因为有别的私事没有来干活，老太太等了一天，不停地在门口张望，都没有等到。但是傍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劳动的麦克突然跑来问老太太要这一天的工资。老太太气愤地询问他失职的原因，麦克自知理亏，便小声地嘟囔了些什么。耳聋的老人终于没有了耐性，扯开嗓子冲他发起了火说：“上个星期下雨你人虽来了但根本就没有干活，而我还是给了你工资，这次你压根儿就没来还好意思跑来问我要钱，我讨厌那些喜欢不劳而得的人。”我在一旁着急得不得了，生怕老太太不给钱激怒了麦克，要是真的那样，这么大的家里就我们一老一小两个女人，如何能自我保护得了。黑人的情绪波动很大，而且波动不是柔和的曲线而是尖锐的脉冲。高兴起来了可拉着你称兄道弟，可如果一激动，就很可能不计后果地跟你干起来。在南非很多华人遇到黑人袭击甚至杀害，都是因为不了解黑人的情感变化，结果激怒了他们。
这一边儿是赖着不走人，另一边又坚决不退让，一个没理支吾，一个有理声高。无奈我只得临时充当一下黑白调解员了。于是给老太太商量，不如给他一袋面包，让他早点回家，下周若能准时来上班则已，否则的话就辞退他。同时也告诉园丁说让他不要介意老人的态度，因为她耳朵不好，而且又白等了一天，所以难免着急冒火，并叮嘱他下不为例。这桩事虽了了，但是帕蒂处事那种强硬的态度和逼人的气势的确令我吃惊不小。
在帕蒂看来自己已经活得太长了，她的同龄人都不在了，交流和沟通的对象越来越少，她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希望早点死去的愿望，同时也希望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再给别人做点什么。记得有一次我在午休，老太太忽然敲我的门，指着窗外让我帮忙，我往外头一看吓了一跳，一个长相可怖，衣衫邋遢的黑人正直愣愣地盯着我们。我暗自琢磨他是怎么从大门进来的，莫非我忘了锁门？好在我们屋子的门都锁着，他无法进来，于是我和帕蒂站成一排质问他怎么能够直接闯进别人的院落里。他见有耳朵不聋的人帮忙，于是赶忙解释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与我们无关的事情，说他今天刚到此地，现在找工作已经太晚了等等，我经历过很多这种事情，知道他们是来讨要东西的，于是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需要什么？他说很饿很渴，我本来想着，既然他说他找不到工作，那我就让他把院子里的落叶和垃圾收拾收拾，然后我会给他面包和水。可是老太太很不高兴，赶着让他走。于是我说我们没有义务给你提供食物，让他走了。虚惊一场后，帕蒂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她太老了，也非常不喜欢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在老人院有空位子以后她就要搬走了。她说这么多年，她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了，但是我是个年轻女孩儿，比较令人担心，让我小心，如果一个人呆着害怕随时可以去找她。听完她的话，感动之余也对她那无力的勇敢和仗义充满无奈，泥菩萨过江的她又如何能保护得了我呢。我和姐姐还总是担心怕她出问题，姐姐在约堡出差还要打电话要我关注她的安全。但是在我心灵最孤独，觉得最无助的时候，她的这句话却实实在在地温暖了我的心。
过了不久，由于季节变冷，老人的身体状况急剧地下滑。原来井井有条的作息时间也渐渐开始紊乱了，常常是早晨九、十点还不见起床，搞得我很紧张，生怕她在床上永远地睡过去了。但出于礼貌，也不能擅自到她的屋子里去查看，只得忧心忡忡地去上学，放了学当我再次透过落地玻璃窗看到沙发里静静坐着的她时，心里才如释重负地轻快了起来。
然而，有一天我所担心的意外还是发生了，傍晚时我还没有放学，老人心脏病突发摔倒在了厨房里的瓷地板上，伤了腿，她自己按响了随身携带的紧急按钮，随后被救护车送进医院，在医院抢救时又不幸中风，并且一直神志不清……我又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已经是事发半个多月后了。我和从外地赶回来的老人的侄子一同去医院看望她。她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苍老衰弱地躺在床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我们唤醒了昏睡的她，她用似曾相识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我，似乎已经不大熟悉我了。老人的侄子找来一张白纸大大地写了我的英文名字露茜给她看，她竟艰难地念了出来，眼中放出喜悦的光。我把手伸了过去，她久久拉着我的手不放直到我离开时她才勉强松开。返回的路上，我的心凄楚而惆怅，此后的日子，定期去看望这位垂暮的老人成了我和姐姐生活的一部分……在那并没有持续多久的看望中，我发现老人求死的渴望越发强烈。究其根源，我觉得她还是无法放弃殖民者的那固有的傲慢。正如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所说：“曾经消失了的生活，像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惧，是否美丽，是否崇高，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曾经不可一世的白人统治者们骄傲地认为他们有着高贵的血统，种族隔离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持这种所谓的高贵血统不受玷污和混淆。有些老一代的殖民者至今仍然固执地认为黑色这个种族是粗俗、野蛮和愚昧的，认为他们只配当奴仆，仍旧极不尊重地直呼黑人为blacks。然而这都是殖民者已经消失了的生活的影子，不再有分量，也不复回归了。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它不可承受之轻，对于帕蒂这样一个没落的殖民统治者后裔来说，一直以来被灌输的殖民思想和晚年所经历的时局的变革，给她带来了极大的落差。在她的晚年，在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时，不仅所有事情都要依靠黑人护士的帮助，而且还不得不将自己最隐私和尴尬的一面展现在这个她曾经不屑一顾的人种面前。对一位曾经信奉殖民主义和怀揣高贵和傲慢的白人女性来说，这样生不如死的晚年无疑强烈地打击了她的自尊。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加剧了她对生命的失望和求死的欲望，由于心和精神已经死亡，她对任何事情的期望值也已经到了终点，这是何等的悲哀。
清楚地记得，我和姐姐最后一次去看她的时候，她的状态很不好，一直没有说话，只是用眼睛与人交流。她的眼睛始终都是那么亮，和别的老人的暗淡形成鲜明对比。我相信那是因为她自己是一个坚强、明亮的人，她支持着自己也试图照亮别人。当我们要跟她告别的时候，她突然拉住我的手，像是要说什么，我赶紧站在她的床旁边。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对我说：“谢谢你们对我的关照，但我真的活得很悲哀……再见了。”一阵不祥之感袭来，觉得站在她床前听她竭力的说这些话仿佛是在听遗言一般。我一阵紧张后对她说：你不应该觉得悲哀，有很多人在关心你，我们都很爱你，你爱不爱我们呢？她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点点头，我知道即便是她内心深处还爱着周围的人，但是她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留恋了。我们这次告别持续了很久，像往常一样，我走到电梯口时，又忍不住回到门口看了她一眼，她的目光还停留在门口的那个位置。我再一次挥了挥手……第二天下午接到医院的电话，老太太在当天下午永远地睡过去了。一个94年的生命历程就这样平平静静地结束了。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她的后事都将由老人院为她处理。我的心里有种说不清的难过，空荡荡的，以后的周末再也没有任务和牵挂了。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世纪老人，她代表着整整一代英荷殖民者后裔在南非破土开疆的统治历史，同时也辛酸地承受着这段历史的变迁和政权的更迭。她晚年的生活就是这个变迁与更迭过程中的一点写照，真实而无奈地反映了殖民统治在南非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