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一方面谴责自己对宗教的亵渎，一方面又对宗教敬而远之。为了解开信仰中的难题，他系统地研究过神学。他说：“任何一个人仅仅以一种小孩子的思维为武器，就胆敢诋毁两千年来由各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们担保过的权威；仅仅凭着纯粹的想象和不成熟的思想，就胆敢抛弃所有那些深深渗透于历史之中的宗教的极度痛苦和祝福，这难道可能吗？”“摧毁是容易的，创建则很难了。”
每一次和尼采见面，我都有新的收获。我滋生了一种希望，就是能够长时间地跟他学习，他的身体虽显病态，但他的思想异常强大，强大得如巨人一般。
保尔在前几年曾经给病中的尼采担任过助手，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保尔把我先前酝酿的计划，作为一种让他无法排解的痛苦向尼采倾诉。难以意料的事发生了：尼采赞同我的计划，并愿意参加进来，组成一个规模更大的“三人同盟”。
我们将“三人同盟”的大本营定在巴黎，这样可以避免与玛尔维达夫人时时见面的尴尬。我们本来想去的是维也纳，因为尼采要到巴黎去发表演讲，而保尔也曾在巴黎跟屠格涅夫有过交往。决议过后，尼采显得兴高采烈，他抛弃了平日的沉默寡言，甚至庄严肃穆的气度。
我母亲并不知道“三人同盟”之事，她认为尼采的到来，会打破我与保尔之间的平衡，我原先的那种儿戏般的设想也就不了了之。
在罗马逗留了一些日子之后，尼采提出去特里伯森，他是在那里认识瓦格纳的。1868年到1872年，在4年多的时间里，尼采是瓦格纳家的座上客。为了方便，瓦格纳的夫人柯西玛甚至在家中还为尼采准备了固定的客房。尼采在这儿像在自家一样，甚至连圣诞节也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时，尼采已经从学生变成了教授，但是他对比自己大三十一岁的瓦格纳的崇拜没有丝毫改变。当时，谁不知道这位伟大的人物呢？他把我带到一排高高的白杨树边，回忆起那些无法忘却的时光，还有这位伟人发怒时的场景。
“我没有发现另外的人像他那样，向我展示了叔本华称之为‘天才’的形象，他被那奇妙的感人的哲学彻底渗透。这不是别人，正是瓦格纳。在他身上存在着绝对的理想性，一种深切而动人的人性，一种崇高的生命品格，以致我在他的近旁，就感到在神的近旁一样。”尼采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瓦格纳宣言”，对瓦格纳的评价，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可以想见，这个人对尼采的影响有多深。
瓦格纳是赫赫有名的大作曲家，音乐悲壮雄伟，气势磅礴，充满着英雄性和崇高性，有一种巨大的精神感召力。瓦格纳还是一个思想家，是费尔巴哈的信徒。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曾经将他视作当时的“国宝”。
尼采对瓦格纳佩服得五体投地是从音乐开始的。尼采不仅倾心于音乐，在音乐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曾经谱过很多曲子。在十六岁时，尼采就能在钢琴上把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思坦》总谱弹下来。1868年的一个雨天，他们见面了，两人一见如故，从音乐谈到哲学，并特别谈到了叔本华。他们在叔本华身上找到了共鸣，因为这两个人对八年前去世的叔本华都是顶礼膜拜。在他们过去的岁月中，叔本华都曾给他们带来了“无法形容的温暖”。
1871年，尼采将尚未出版的《悲剧的诞生》献给瓦格纳的新夫人柯西玛，作为对这对新婚夫妇的致敬。瓦格纳在给尼采的回信中说：“亲爱的朋友，我从未读过一本比您写的更出色的书！这本书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对她说，继她之后，能打动我的人，就是您了，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有别人了......”
后来，由于瓦格纳的强势，他们因意见不一闹翻了。那是1874年6月，德国青年音乐家勃拉姆斯到巴塞尔指挥演出，瓦格纳很不友好地嘲讽了这位与他创作风格不同的青年音乐家。作为年轻人，尼采很欣赏勃拉姆斯的音乐才华，对瓦格纳的专横行为很反感。后来，尼采又将勃拉姆斯的《凯歌》钢琴编曲总谱带到拜洛特推介，这更引起了瓦格纳的愤怒，双方更是闹得不快。尼采悻悻地离开了拜洛特。
在后来的两年时间里，尼采和瓦格纳双方都没有理会谁。但尼采并没有放下瓦格纳，与瓦格纳的疏远，并不是他的意愿。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不在拜洛特，但我的思想每天至少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那里，像一个幽灵一样，总是围绕在拜洛特的周围。”瓦格纳的妻子柯西玛和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都出面做过很多说和工作，企图来缓解这两个人的关系。但是，收效甚微。当然，1875年，对尼采也是一个灾难之年，这一年他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躺在床上，忍受着疾病的煎熬——胃痉挛、偏头疼、发烧和呕血，眼睛肿胀得几乎看不见什么，写稿子有时还得找人代笔。这样的情况，让他也无法与瓦格纳会面。
1876年，尼采身体有所好转。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上演，尼采应邀前往，发表了《瓦格纳在拜洛特》一文，受到了国王路德维希的表扬。演出现场，在尼采看来是一片乌烟瘴气：处处是肉麻的吹捧、廉价的喝彩，艺术在金钱和权势的包装下商业化了。尼采忍受不了乱糟糟的环境，中途退场，在附近的森林里隐居了几周，写下了《人性的，太人性的》部分篇章。
造成尼采与瓦格纳决裂的则是歌剧《帕西法尔》的上演。这时，瓦格纳已经从无神论者转向了基督教徒。这部剧作反映的是古代神话中有关武士保卫圣杯的故事。剧中的寓意是：剧中人物帕西法尔是基督的化身，克林莎是异教的代表，帕西法尔克服了克林莎的诱惑，也就基督教克服了异教。尼采对这个剧目很反感，因为剧本太基督教化了，里面充满着奇谈怪论，特别是最后的晚餐一幕表现得太血淋淋了。当《帕西法尔》演出结束，瓦格纳上台致时，全场掌声雷动，只有尼采一个人没有鼓掌。
后来，命运又安排了一场相遇。1876年11月在索伦特，尼采和瓦格纳全家都在这里度假。一天傍晚，两人一起出去散步，瓦格纳一再谈起自己的新作《帕西法尔》，眉飞色舞地谈起他是如何在剧中宣扬基督教主题。尼采突然一声不发，从瓦格纳的身后悄悄走掉，将瓦格纳的慷慨激昂留在黄昏的风中。没有尼采在身旁倾听，瘦小的瓦格纳张开的手势，显得十分滑稽。
在瓦格纳看来，这是极度的不尊重。这一次，两个人彻底决裂了。
尼采坐在湖边，用低沉克制的声音回忆起那些被他自己剥夺的欢乐。他突然沉默了，把脸微微转到一边，抽泣起来。“什么都不能弥补失去瓦格纳的缺憾。我同任何人都未曾有过如此之多的共同之处。即使在反对他的地方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又有何益呢？这失去的好感是无法从记忆中抹掉的。”
那是一段美好的交往，尼采为失去瓦格纳而遗憾。瓦格纳在他心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在特里伯森，我没有提出去拜访瓦格纳，怕引起尼采的不快。
后来，尼采向我讲了他的童年，去世得很早的父亲身上的那种神秘的高贵。那时候，他对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一个人必须生活下去充满着恐惧，后来他在发现精灵般的叔本华和超人般的瓦格纳之后，从他们身上吸取了宗教般情感的安慰。
尼采说：“我的冒险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它们还没有结束。它们将把我引向何方呢？我会在哪儿冒险呢？如果我不回到原先的信仰上去，会怎样呢？我会找到某种新的信仰吗？无论如何，回到过去比原地不动更有可能。”
“我的下一次奇遇在哪呢？”尼采回过头来，像是在问自己，又像是在问我。
尼采这种智慧的光芒，在我的心中点燃起星星之火。
我跟尼采的关系开端很好，但中间起了转折，起因是尼采对我的好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一转折促使我跟保尔重新考虑“三人同盟”的计划。因为第三个人加进来之后，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男女之间关系复杂的程度，超出了我的想像，这不幸被保尔所言中。
有一天，尼采试探着对保尔说：“她是位令人赞叹的女子，你娶她吧。”保尔回答：“不，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一想到生儿育女的世俗生活，就就得乏味。还是你娶她吧，她正是你想要的伴侣。”
后来，我听到别人转述的他们俩的这段对话，不禁哑然失笑。
对这两个人的心思，我母亲也看出了端倪。我母亲经过仔细观察后，觉得尼采让她困惑，还是保尔更合适与我交往。这除了从思想和行动上观察之外，还可能与年龄和健康有关。尼采已经三十八岁了，身体弱不禁风；保尔只有三十二岁，健康、热情、有朝气。我母亲从选择女婿的角度，保尔明显占有优势。
到了5月初，尼采终于按捺不住，向玛尔维达夫人透露了他的秘密：一个女子进入了他的生活，他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幸福，而且这会有益于他的思考。他说，两人最好首先在精神上联姻，达到精神上的统一。他甚至考虑到，虽然他现在很穷，但是他可以把自己将来的作品卖给出版商。这样就不用担心将来的生活问题了。
男人与女人，结婚就是结婚，却谈什么精神上的联姻？玛尔维达夫人对尼采的这种联姻方式不太赞同，但还是出于对尼采的尊重，向我转达了尼采的想法。
我摇了摇头。
我确实没有考虑过和尼采结婚。这太匆忙了，就像保尔当初向我提婚一样。
我让玛尔维达夫人转告他，我不想结婚。我刚刚经历了一场不幸的恋爱，我还没有从创伤中走出来。本来，这次罗马之行就是为了治病和疗治感情的创伤，我不想旧病未疗，又添新伤。
保尔是尼采的朋友，夹在中间十分为难。尼采却请求保尔出面，让我嫁给他。保尔不知怎么办才好，本来把尼采请过来，用的就是我作“诱饵”。我们急切地想要知道，如何在不伤害我们这“三人同盟”的前提下，来处理这件事情。说实话，我并不想失去尼采。
我决定向尼采说明，并不是我看不上他，只是我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婚姻。后来，我又找到了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我得靠我母亲的津贴生活。如果我结婚的话，就会失去那笔津贴，就没有生活来源，因为我是作为一个俄罗斯贵族的唯一的女儿享受来自政府的抚恤金。
尼采相信了我的解释。当时，他已经辞去大学的教职，靠学校的那点补助，只能过着困顿的生活，后期的版权又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和我结婚，他拿什么来养活一个俄罗斯贵族的小姐呢？他终于犹豫了。
尼采向我推荐了他的一本著作——《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他说，这是一首对思想者的勇气和自愿承受孤独的赞美诗，他对我说的话在里面都可以找得到。
这真是一个哲学家的处事方式，思维和普通人就是不一样。
过了些日子，我的母亲要离开罗马，沿途经过瑞士、德国，最后回到俄罗斯。我并不愿意马上回国，但是借此到各地旅游，倒是很合我的心意。我母亲出于礼貌，邀请尼采和保尔同行，正好可以顺便考察他们。
在临近出发时，尼采连连遭受病痛的打击——以前也正是这种疾病使他放弃了巴塞尔大学的教席，这种疾病开始时候的明显标志是可怕的偏头痛。待他的病痛稍稍好转，我们就出发了。我们一起停靠过好几个地方，比如意大利北部湖泊区的奥尔塔，那是在米兰一带，湖光山色，风景怡人。
那天在奥尔塔参观了一座古教堂之后，又去攀登了附近的一座叫萨库蒙特的小山，在山顶上可以览尽城中的风景。很快，我母亲就有了几分困倦，保尔送她先回宾馆休息。我和尼采游兴正浓，接着到山上参观一座小教堂。那里环境幽静，少有人迹，路上偶尔可遇见约会的年轻人。我们手拉着手，走在山间的小路上，仿佛打开了话匣子，有着说不完的话。我当时甚至想，如果这个人不谈结婚的话，我们可以这样一辈子聊下去。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转眼就到了黄昏。我们才匆匆忙忙下山。
这是我和尼采第一次这长时间地单独约会。后来，他还为此写了一首诗《我多么幸福》：
我又见了圣马可的白鸽
在静悄悄的广场上，光阴在昼眠。
我在宜人的绿阴里，悠闲地把一支支歌
像鸽群一样放飞蓝天
又把它们召回，
往羽毛上挂个韵儿
我多么幸福，多么幸福！
......
你的眼睛是神奇的草地，供我安息！
我多么幸福！我多么幸福！
......
稍等，稍等，音乐！
先让绿阴变浓
让高塔伸展出褐色的夜晚！
白天奏鸣得太早了，
黄金的饰物尚未在玫瑰的华美中闪烁，
我又逗留了许多日子，
为了吟诗、漫游和悄悄独语
我多么幸福！多么幸福！
可能是我们在山上呆的时间太长，让我母亲很不高兴。保尔也表示出了他的不满。尼采怂恿他送走我母亲之后，却偷偷地和我约会，久久不归，让他感到简直是一种欺骗。这天，我也格外兴奋，脸上红朴朴的，这股兴奋劲儿也没有逃到保尔的眼睛，他似乎吃起醋来。
我们这次单独相处，我和尼采之间的感情明显地进了一步。这也给尼采造成了错觉，他以为我在感情的天平上已经开始向他倾斜了。其实，在山上，我对他的亲昵的表示，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奇思妙想的吸引，而不仅仅是男女间的示爱。尼采则认为，“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梦，我为此感谢你。”
离开意大利之后，我们和尼采有了短暂的分离，他去了趟巴塞尔，看望一个朋友。很快，他又在卢塞恩跟我们会合了。他觉得保尔所做的调解工作并没起到真正的效果，他想跟我面谈此事，想当面让我给他更好的答复。我再次重申了我的答复，表示不愿意跟任何人结婚，并希望维持目前的这三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此前的一场有风暴险些将我淹没，我眼下还没有能力去激发一种新的爱，我能做的就是奉献朋友间的友谊和精神上的爱。
争议没有结果，三个人的关系面临破裂。在卢塞恩城有家照相馆，摄影师很有名。为了给这段经历留下永久的纪念，尼采建议我们三个人照了张合影——我对此很赞成，但这遭到了保尔的反对，他一生都从心底里厌恶对自己形象的复制。不过，保尔见我同意了，又不乐意看着我和尼采在一起照相，就勉强答应了。尼采为自己的创意所激动，他不仅坚持要照相，而且亲自动手布设背景——比如，布置小马车时，甚至想出了用丁香的枝叶装饰马鞭的做法。摄影师觉得这有失体统，但尼采坚持着自己的创意，这才有了这样一张合影：我半蹲在马车上，挥舞着鞭儿做着驱赶状，尼采手扶车辕，仰着头在偷笑；保尔面对镜头，拉着边套，表情很不自然。
这张照片很快就在朋友圈中传开了，大家对此褒贬不一。保尔觉得被一个女人拿着鞭子驱赶有些难为情，但尼采却毫不在意。几个月后，尼采在他的专著《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一书中借老妇人之口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你到女人那里去？千万别忘记带上你的鞭子！”后来，这句话就被人们演绎成那幅照片的说明。
尼采的创意到底是什么呢？是他心甘情愿地接受我的驱使呢？还是他要用鞭子驾驭女人呢？或者让我挥着鞭子在他们两人中间赶走一个呢？实在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