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关系就开始出现紧张，尽管双方都在试图回避两者之间的关系恶化，但这一天还是来了。荣格曾是弗洛伊德最喜欢的学生，6年前正式合作。在弗洛伊德看来，荣格是最有独创性的人，能够担当精神分析学的旗手和接班人的重任。他们俩都认为，精神病源于心理原因，主要是无意识心理因素。他们主要的分歧在于：弗洛伊德进一步地认为，无意识中遭到压抑的性欲，便是精神病的唯一起因，令荣格难以接受。后来，两个人又在对于里比多的解释、无意识的区分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见解。荣格逐渐地渐成了自己的心理类型理论。
9月9日，大会结束，这是一次毫无生气的精神分析会议。我和弗洛伊德坐在饭店的花园里促膝谈心，讨论着精神分析界发生的千奇百怪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给他带来的折磨。他希望有生之年不再触及此事，我则认为有必要弄出个是非曲直。否则，他将背上“学霸”、“精神分析界的独裁者”的骂名。
对于这一点，弗洛伊德最亲密的朋友艾廷根曾经跟我交流过他的想法。他说，学会的分裂未必不是好事，这样，志同道合的人可以走在一起，而弗洛伊德也没有必要站在自己的立场对他人的攻击做出过于敏感的防卫，同时也没必要去偏袒那些站在他这一边的人，除非他能确保完全的正确性。事实上，作为精神分析， 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没有绝对的正确性。
会后，我把里尔克介绍给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这位新朋友很有好感，他们谈得很投机，直到夜深，我们才分手。到了1915年，里尔克服完兵役后，再一次地去拜访了弗洛伊德，他们仍记得第一次见面时谈话的内容。
至此，在1912—1913年，我跟随弗洛伊德学习精神分析的过程，告一段落。我与这个自己仰慕很久的伟在人物见面时的情景并不是冷冰冰的，而是非常令人感动。或许正是因为他所表现出的那些弱点，才使他在人们的眼中越发高大起来。
后来，我们更多的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往。在以后的日子，我回到了哥廷根，转入了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践，在这中间，得到了弗洛伊德的大力支持。
精神分析学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属于实践性的治疗。我们可以通过对病人心理状态的分析，来了解一个健康人的心理结构。不管最终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对病人和他的特殊病情进行集中关注和精确调查。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东西。
从弗洛伊德所做的第一流的伟大繁重的工作开始，成果已经得到确认。不过，我们挖掘得越深，也就越能证明健康人表现出跟病人相同的性格，即所谓的“性欲”、“卑鄙”、“庸俗”等所有这些令我们最感羞愧的东西。如果说文化是以渐进的方式，通过对实践经验的探求和利用来提升生活，那么它通常是通过削弱那些本能冲动、通过牺牲人性的力度和强度来达到这一目的，结果把人变成一种虚弱不堪的动物。跟人比较起来，那些没有受到文化修剪的生物的形象显得很壮实。这种不无忧虑的前景对于健康人来说，可能比病人更多地缺乏滋味，因为病人至少还能梦想疾病的治愈。
巧合的是，弗洛伊德是一个逻辑思维特别强的人，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他间接地发现了那些非理性的东西。因而他把自己研发现的这一新的元素命名为“无意识”，强调了这一名称的否定意义。这是一种抵抗迷惑的个人防卫措施，它反对所有可能把发现者变成发明者的东西。
最能阐明弗洛伊德的学术方法的，是他追求心理学研究法的努力。无意识自身是不可能进人意识领域的，它用生理学的术语来阐明自身。由于以弗洛伊德为首的精神分析学家强调“性”，弗洛伊德还专门出版了《性学三论》，结果引来反对声一片。
对于我来说，感到最难过的是：他们注意到了身体的存在，但身体跟灵魂和精神的表达并不一致。这导致了它的价值的减弱。我们的身心并不完全是由意识决定的，身心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混乱的。
那就是弗洛伊德在指出婴孩时期经验对于人们整个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时，为人所不喜欢的原因所在。这并不仅仅指他说到的婴孩的性欲——这一点受到了严厉的攻击，还指那对我们整个后来一生的终极资源的认可。其结果是，在具体疗术上，它必须回到一个人出生时的情况。原始阶段的精神状况往往保留在我们的内心，甚至在我们已经取得完整的成人状态时，也是如此。不管我们多么喜欢把那种状态认作是一种“升华”。
弗洛伊德已经把“升华”用作他的术语之一，并且很快就变成了他最有力的术语之一。甚至那些最受禁止的性倒错行为，也能称为升华。事实上，升华可以达到人类最高的成就。童年时期的经验只是我们用来公正处理人生之初形势的一种方法，它使我们跟外部世界搭起了桥梁。在无意识领域，我们一直否认个人之间的相互孤立，坚持认为全宇宙的资源都能共享，这是最隐秘也是最本能的个人欲望，它跟那在个人之上的、超越个人的东西结合了起来。那就是我们为何要在某些固定条件下使事物“升华”的原因，所谓“升华”就是要我们放弃粗俗性欲的目标。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性欲目标只是单身汉的一种尴尬的表示，其目的是让自已跟另一个人结合起来，这才显得更加真实。也只有那样，婚姻才可能是完美的真实。
我们思考那些关于“升华”的最极端的例子是非常自然的，正如我们要对人生“更加神圣的”方面负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圣”一词往往代表着最隐秘的事物和最彻底地超越我们的事物。不过，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说法之前，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一个人越是强烈地倾向于色情，升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他也就能更长时间地经受匮乏，在本能欲望和现实需要之间不会产生冲突。这样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是一个苦行憎，因为苦行憎几乎没有什么欲望，他在努力把消灭欲望当作一种美德。
如果一个人希望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首先应该去熟悉方法论，无情而诚实地去调查他自己内心的构成情况。不管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治疗中，只有通过积极的实际接触，才能达到认识活生生的人这一目标。
有人经常愚蠢地说，弗洛伊德在科学合法性的外衣后面，创立了一个宗派主义团体。这种说法只能说是包含着这样一点真理：深度心理学不可能完全跟某种思想形态分开，因为它处理的是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界线。实际上，这一点团结了所有精神分析学者，它不仅是个知识问题，也不仅是个科学问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自己对无意识进行分析，是最深刻的一种责任意识。弗洛伊德就是这样要求学生的——把自我分析作为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把这只理解为一种兴趣。事实上，这是一个最严肃的对自我的理解问题，也是一个对健康人和病人一视同仁的问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所谓的自我构造分析，往往会导致一个人的再生，这跟那种由诊断分析所带来的结果是一致的。
因此，在这位深度心理学家那儿确实存在着某种东西，它通常会被从科学的实践之中排除掉。客观的科学研究有其被动性，为了使科学研究充分有效，我们必须求助于人的内心活动。诚实思想肯定跟人的精坤的积极介人有关。如果不做出这样的强调，有人就会把它看成是一种宗派主义行为。
深度心理学家都关注自己的实际心理行为，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自已也不例外。此间还有另一个理由。弗洛伊德都是以人性的方式进行研究的。他最初关注的只是他自已的研究方法，后来他乐意把自已敞开，尽管这跟他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驰，但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那个终极目标。
为了创建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不得不把这种双重经验进行了最个人化的合成。现在已经到了可以高声说出这一双重经验的时候了。因为那项合成的成就跟他的发现是一致的，在途径和目标之间是一些内心的摩擦，而他的发现就来自这些摩擦。
来自外界的反对声铺天盖地，同时代人嘲讽他，这使弗洛伊德的工作变成了一种殉道行为。除此之外，他还不得不作为一个精神斗士，在这场战斗中，他竭尽全力地追寻他所感知的一切，甚至在违背自己的本性或在跟趣味完全相反时，也一如既往。作为思想家的弗洛伊德和作为普通人的弗洛伊德，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不否认，他的研究工作与其说是一种损失，还不如说是一种快乐。在历史上，曾经有那么多玄学家做过类似的工作。
弗洛伊德在他的理论中，表现出的都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至于他的结论是哲学的还是反哲学的，这都没什么区别。出于他的性情，他宁愿或者把那些不能精确确定的评价与特定的事结合成某种理性的看法，或者把它们推到一边，耸耸肩，说：“对这些不要太认真了。”弗洛伊德唯一要求我们的是：在决定性的观点上，我们要表现出一点耐心，即我们要静静地坚守那份思想的诚实。
由于弗洛伊德在本质上被公认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又由于他的趣味个性很强，他的信徒们并不一定要遵循他曾经遵循的“律法”。我想再次强调一下，弗洛伊德给予我的体验中的某些东西将永远不会从我的心底消失。也就是说，他在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是理性的方法，而这种方法最终产生的却是非理性的发现。人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错误信仰的极佳范例，它把被征服者变成了胜利者，因为他仍然忠实于自己。这一事件的转折是否是最后的补偿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最显豁的外在自我在最隐秘的内在自我中找到回家的道路。赫拉克利特关于“灵魂无边”的话第一次变成了完全的真理。
弗洛伊德的理性主义遭到最频繁攻击的就是这一点。这句箴言受到了时间的摧残：万物皆变的说法只是一个比喻——木质上并不如此。不过，在弗洛伊德这儿，这个比喻是完美的。
我们的生命大于我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