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离开巴黎，回到施马根多夫，已经三个多星期了——我是悄悄离开的，没有向任何人告别，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走得突然，到得也突然。我是在午夜时分到达的，没有跟家里打招呼。我把行李箱留在车站，一个人走了出来，沿着寂静的道路，穿过黑暗的田野，到达偏僻的市郊。这次步行离奇而美妙，始终有种奇特的感觉。由于天黑，一路上我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但我在阵阵的风声和落叶声中，感到了秋天的到来。在巴黎，现在还是夏天的末梢呢，在这里，风和露珠在夜色中带来的凉意，格外让人的心情十分惬意。路灯都熄了，路边的房子里几乎看不到什么灯火，他们大都沉睡在梦乡之中，只有我们家书房里的灯从窗户里透出明亮的光彩。我在街上能清楚地看见安德烈亚斯的脑袋，他正伏在桌前写着什么。我感到了莫名的兴奋。
门像往常一样虚掩着，钥匙就插在门上，仿佛是为我留的，我悄悄进了门。小狗罗德大声吠叫着，冲出起居室——它听出是我的脚步。它已经变成了一头高大魁梧的家伙，浑身上下都是肉，除了我和我丈夫，可能不会再有人认为它是可爱的了。
我丈夫对我的突然回家也感到意外。那天晚上，我们彻夜未眠。我甚至想，只要我的丈夫提出，我会答应他所有的需要，弥补对他所有的亏欠。可是安德烈亚斯没有注意到我的暗示，错过了改善两人之间关系的最佳良机。其实，这也只是一念之间，错过就回不来了。
外面天光渐亮，我在厨房里生了火，做好了早餐，擦亮那盏被煤烟熏黑了的灯，随后出门走进了小树林。早晨的树林浓雾一片，一头长满斑点的母鹿静静地从我身边穿过。我脱掉了鞋子和袜子，把巴黎上流社会的那一套抛在脑后，我为自己回到家里来，感到了少有的开心。”
后来，这竟变成了一种规律，当我离家时间长了，总会产生一种不安的情绪。每逢这个时候，我就会立刻打点行装，向着家的地方奔去。那里是召唤我的地方，可以让我忘掉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让自己沉浸在内心的世界里，享受着孤独所带来的一种特殊的乐趣。
从秋天到冬天，我一直呆在家里。在经过短暂的调整后，我对宗教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写成了《犹太人的耶稣》、《论基督徒的起源》。这样的文章，确实需要独处的时候写作，它需要的是理性，而不是激情。
在那些年头里，跟我真正亲近的女性朋友是芙丽达夫人。我们是在1892年在柏林认识的，她比我大三岁。1908年，她刚刚进入50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由于病疼的原因，她在去世之前几天，就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这让她感到格外的痛苦。她说：“当一个亲身体验到有多少哀伤、痛苦及无助会降临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时，他会变得沮丧。在过去的六天里，我所受的折磨比我这一生前近五十年所受的还要多。我渴望早点解脱。”
她给我写过很多便条，让我印象深刻。有张便条是这样写的：
“我真的认为，当人们回首往事时，大多数人会认为童年是最美好的时光。两个同一类型的人如果能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童年，那当然是美好的。也许你不能说，下一个人生阶段——青春期也会有那样美好的感觉。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旺盛的情欲和智慧的创造是否相匹配。我一直在想：正是在这青春的岁月里，我们将内在的自己从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勇气和热情是青春的两大美德。后来，我们偶尔为自己活，更多的是为了孩子、工作和其他的东西而活着。从那时起，严格地说，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会对此不认同的人不屑一顾。我们心中最精彩的、最动人的经历，不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一切事物，在某一时刻都会化为乌有。”
“相信我的话，当重压消失了。你再回味起这一刻，你会感受到那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力量。对它的恐惧也随之消失，正如一个小生命的出生，母亲会忘记生产时的痛楚，坚强地与它对抗。这种情形一发生，你就集中你全部的意志来抵挡它，不必害怕。精确地说，我们都不是躯壳，而是拥有躯壳，它似乎非常怪异——当它使我们体内的每一样东西都安静下来，并使我们确定了自己的位置时。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与身体是如此地合二为一，以至它只能暴烈地撕碎它自己。”
我这里所说的还是我们相对年轻的时候。在我逗留巴黎期间，她刚刚跟随她的兄弟从德属东非逗留回来，她妹妹就是跟我一起卖花的索菲。
她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非正常死亡的。她有一个妹妹叫玛格丽特，死时已经是一位知名作家，她想去抢救一个落水男孩，自己却掉进冰窟窿里淹死了。芙丽达具有男子汉似的坚强意志，甚至一度对女权主义十分感兴趣。因为年轻时的冲动，她曾经去过遥远的东非，经历了非洲战争、死亡和荒凉。她有时显得精力充沛，有时又显得精疲力尽。由于童年时经历过一些不幸，她又有些性情忧郁。她喜欢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她的这种精神状态：她是一个老朽家族的一员，由于整个家族崇尚服从和自我牺牲，它终将被动地消灭。
1895年春，万物在经历了冬天的摧残之后，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我的思乡之情萌发。这年五月，我告别了安德烈亚斯，踏上返乡的旅途。行前，芙丽达和我约定，将在俄罗斯相见。
芙丽达如期来到俄罗斯。在涅瓦河畔的圣彼得堡，我把她介绍给我母亲和家人。后来，她跟我哥哥尤金成了关系不一般的亲密朋友。
我和芙丽达在圣彼得堡呆了六个星期。然后，又一起乘火车前往维也纳，在那呆了几个月。由于长期混迹于柏林的文学圈，我们跟维也纳的作家席尼茨勒也早已熟识。在巴黎期间，我曾跟他通过几次信。他带着我转了一些地方。除了个人之间的拜访，我们几乎每个晚上都一起呆在咖啡馆里，了解维也纳文化生活和它的一些典型表现。
我住在斯特凡大教堂附近的一家酒店里，酒店很大，也很漂亮。我们住的是酒店顶楼的两间小房间，里面布置得很精美。把这两个小房间写入文章中的，除了我之外，还有阿尔腾伯格在他的处女作《如是我见》中也作了描绘，还记载了我和朋友们在里面长达数小时的谈话情形。
维也纳是另外一种气氛，和巴黎、柏林，都有些不一样。如果我把维也纳的气氛跟其他大城市做比较的话，我会说，它的明显标志是文化生活和情色的合二为一。在其他地方，普通人和专业人士或学术人员是有区别的；而在维也纳，普通人也明显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和优雅的风度。这样的魅力和风度造就了许多可爱的年轻人，把他们提升到了色情主义的氛围之中。一方面，他们以最严肃的态度把自己奉献给了他们的职业；另一方面，他们又顺从情感上的某种冲动。这样的情感和行为往往会磨钝目标远大的雄心与锋芒。不过，这会给男人们留下发展彼此友谊的空间——尽管男人们会为爱情和荣誉竞争，但友谊似乎是非常普遍的，交流寻花问柳的经验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黄段子”生来就有市场。席尼茨勒很适合于这样的环境，他的剧作《恋爱儿戏》在当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也许友谊是我们生活中最明亮的方面，但对于他来说，连友谊也带着忧郁。尽管如此，如果他的内心不那么分散，如果他在知识上的魅力和优雅的风度能更加持续地引导他在一条道上往下走——不管是走向爱情还是走向雄心，他都可能有着不一样的收获。
阿尔腾伯格喜欢站在我边上——虽然这并不表示友谊，并不表示爱情。人们跟他在一起时，既不会想到男人，也不会想到女人，只会把他看成另外一种存在。关于他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是：“我的杯子很小，但我得用它喝水。”阿尔腾伯格作品中那使人激动的新东西，取决于某种神秘的方式，他用那种方式阻碍了两性关系的内在发展，把他们的幼稚病变成了他自己的诗歌特性。
在维也纳，我还认识了当地两位非常有名的知识女性。一位就是女诗人玛丽·冯·艾伯内。她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她身上的那种静谧，以及折射出的那种气质——我怎样才能用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呢？她的外表是那么地不起眼，似乎要将自己缩起来，但是她又用一种大得可怕的内在力量，不断地与她的生命的本性和素质进行竞争。我在她的身上既感到神秘，又感受到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