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保尔也很悲观、忧郁，甚至在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他就动过自杀的念头，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来他渐渐变得自信而快乐起来。他在表面上是幽默乐观的，悲观主义只留存在他的惹人喜爱的思想倾向中。在日常生活中，保尔倾向于从中发现那些令人高兴的东西——因为他惊喜地发现，很多事情并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糟糕，比如我和他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尽管他心胸坦荡，敢于承认所有的过错，但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能理解他那潜在的神经质。我感知到这一点——那是在我第二次看到他失去自控，沉迷于赌博之后。他的心性也有迷失的时候。
我跟他初次见面是在罗马的一个晚上，那天他因为赌博输得很狼狈。我开始在意识中把那个罗马的赌徒跟眼前这个我所了解的人联系起来，我觉得现在我看清了他，也理解了他。
保尔是一个犹太人，他有着一种自我憎恨的病态心理，他常为自己的混血而苦恼。当他沉浸在赌博中时，他可以忘掉这一切。从本原意义上说，这种分裂心理几乎不能称为是病态的，它就像瘸子的腿长短不一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诧。像保尔这样的瘸子则明显地不同，他的两条腿都是健康的。他彻头彻尾是个犹太人，但他从来不承认自己哪怕有一点点犹太人的血统，他以一种可鄙的、为人不齿的方式否认真实的自我——我从别人身上从没看到像他这样严重的心理病态。
直至今天，我仍然痛苦地想，如果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提早几十年问世，我会用来帮助保尔走出他的迷失。
保尔在学医时，我在写着自己的文章，偶尔出席一些沙龙活动。我们几乎是定期见面，一起去买点菜，然后一起做饭。
时间一晃几年，我们的了解在加深。
本来，我和保尔都认为，两个人短暂的分开，并不能改变我们之间在内心上的联系。并且我认为，保尔在医学上的成长，会带来更稳定的经济基础。
但是，突然有一天，一个人闯进了我的生活，结束了我和保尔五年的情谊。这只能说是一种命运，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理解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这个人叫安德烈亚斯，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安德烈亚斯。从基洛特、尼采、保尔，到这个人，是第四人明确向我求婚，并且是把动作闹得最大的人。
我从没见过他这种狂野的追求方式。自从我和安德烈亚斯见过几次面之后，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保尔。我想问问他，我可不可以继续和安德烈亚斯交往。
保尔露出疑惑的眼神，但没有明确表示反对。
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我要找个人结婚。他所知道的，我是一个为爱所伤的不婚主义者。
我知道保尔喜欢我，但他一直没有表露出来。也许，这与尼采在他心里留下的阴影有关。
现在，有人狂热地追求我，让我感到了不一样的滋味。而我在和他第一次见面时，就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魔力，好像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如果我答应这个人，这对保尔肯定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不答应他，我又是为何呢？我和保尔都是自由人，我们虽住在一个屋檐下，但并没有向对方许诺什么，甚至两人多年来没有肌肤之亲上的瓜葛。
突如其来的安德烈亚斯，有着众多的神秘感。他比我大十五岁，生于爪哇岛，在波斯呆过多年，初看竟与我的父亲有几分神似。
安德烈亚斯在求婚时表现得很强势，几乎让我无法拒绝。很快我们就订婚了。不过，我们在婚约中有很特殊的一条：我可以拒绝与他发生性关系。但我没有将这一条告诉保尔，因为我既然答应嫁给安德烈亚斯，就要保住这个会成为我丈夫的男人的面子。
我没有隐瞒和保尔这种特殊的同居关系。安德烈亚斯曾表示，理解并接受这个不可能取消的事实。我们婚姻关系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点。
保尔表示，我这样做自然会有合适的理由，他不想迫使我改变什么。是的，如果我愿意改变，那我和他之间的这种关系就不会保持到今天。保尔说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迫使自己忘却他曾在罗马被我拒绝的耻辱。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根本不可能忘却。尽管我们之间为此事进行了坦率的讨论，但误解仍未消除。他坚持要求，我应该冷静下来，在一段时间内，既不主动去看望我的丈夫，也不应该去跟我的丈夫做更深入地交谈。
我和安德烈亚斯订了婚，就不可能不交往。我看到了保尔眉宇间隐藏的哀怨。不过，他这人总是克制着自己的痛苦。他一直不想与安德烈亚斯见面，他不想看到抢走我的这个男人，他也不想在别人面前感受着被人抛弃的滋味。当初，他担心自己抢走了我，让尼采受不了；现在，别人的男人抢走了我，他又受不了。
其实，我当时是迫不得已地迈出了那一步，是对自己冲动的惩罚。在后来看来，那是永远也收不回的一步。这一步，不仅将我与保尔分割开来，也把我和我自己分割开来。
我在那个时刻非常需要他这样的一位朋友。我也知道他这次所受的伤害有多重。他一直在设想着，用时间融化我心间的冰凌。
五年前，保尔里在玛尔达维家戏剧性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当时就喜欢上了这个健康、顽皮，又有点内向的人。现在，保尔认为是我首先抛弃了他，违背了同盟的“盟约”。
其实，我在心里给他留有一个位置。我跟安德烈亚斯签的那纸婚约，未尝不是给保尔留有后路。我当时想，安德烈亚斯也许会因为婚约中的附加条件知难而退。有哪位男人娶老婆，没有性的想法呢？除非中国宫廷中的太监。我想，有了这一条，安德烈亚斯肯定会掉头就走。没有想到，安德烈亚斯竟然点头同意了。这让我不得不在婚约上签字，作为一个将军的女人，我的性格决定了不会“赖账”。
保尔把我走向他人，看成是要跟他分手的证明。他心里做好了分手的准备，最后的决定是由他自己做出的，他甚至对我产生了厌恨。在他看来，我不再需要他的友爱。
这个误会就像一块石头，扔在全速行驶的汽车底下，汽车抛了锚。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他离开我时的情形。这记忆像闷在我心里的一把火似的，从来没有熄灭过。
那是一八八七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柏林冷冷清清的。我在桌前看书，保尔来了，他和我聊天到很晚，然后向我告别。几分钟后，他又折回来了，因为外面下着大雨，让我找把伞。谁知，他打着伞出门不久，又返回了，说还要找本书。我就让他自己找。这一次，他磨蹭了很久，在走的时候，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这时几乎到了黎明时分。
我以为这只是普通的道别，微笑着接受了他的亲吻，并轻轻地给予了回应。
保尔走了，我送他出门。雨停了，天空中有些黯淡的月光和几颗惨淡的星星，街道上没有人影。我心里疑惑起来，难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我转过身发现，看见灯影下有一张小照片，那是我儿时的照片，几年前把它送给了保尔。照片上卡着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片，上面写着：“行行好，不要找我”。
保尔就这样走了。消失在柏林冰凉的夜色之中。他的消失自然使安德烈亚斯感到高兴，我们婚姻中的门槛又少了一个。不过，他小心翼翼地不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就当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人。
保尔就这样走了，从此就消失在我的视野中，没有再回来。我没有想到，我和安德烈亚斯的订婚，给他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这次离别竟然就是永别了。
他对我的那份感情，他为什么闷在心里，不说出来呢？在他和他的老师尼采之间，我虽然很欣赏尼采的思想，但他明显不是我要结婚的对象。不过，我也不知道，如果保尔后来向我求婚，我是否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呢？
我和安德烈亚斯那一纸婚约，与其说是剩男剩女的干柴烈火，不如说是两个灵魂的一时冲动。征服与被征服，冒险与被冒险。
保尔走了，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后来的一些年头，我常被一种悲伤压抑着，我知道这种悲伤来自保尔。他等了我五年，等来的是铁树却为别人开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在梦中妄图挽回那已经发生的事。其中最奇怪的一个梦是这样的：我跟一帮朋友在聚会，保尔也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快乐地高声叫我。我寻找着保尔，但怎么也找不着。后悔、不安，折磨着我。
后来，我打听到他去了慕尼黑，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医学学习，然后回到了他的家乡行医治病。他又卖掉了自己的家产，搬到一处偏僻的塞拉里那山区为穷人治病。他用这种与世隔绝的方式来逃避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寂寞。
1901年的深秋。一个意外消息传来，保尔从塞拉里那悬崖上摔下，意外身亡。没有人知道他是自杀的，还是不慎从这里跌下去的。我唯一知道的，在那里的群山之中，保尔猝然死去。
这是在尼采去世一年之后的事情。
保尔的死让我很震惊。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愧疚的话，那就是对保尔了。在他出事的地方，十几年前，我和他曾经到这里避过暑，一起欣赏过夏日的风景，那里的山崖下留有我们的欢笑。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的夏天，他都是一个人在那里度过的。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是阅读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些信中打发日子。他这一走，让我明白了很多东西，往日他对我的种种之好，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太多了，我给他的太少了，这让我寝食难安。
对保尔来说，我只能说是有着说不尽的懊悔。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如果时光能够逆转，也许我会重新选择我的人生。但是，这只能是假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