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城外】
李政委名叫李晓祥，是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的军宣队代表、校部主要负责人。年纪稍长一点的读者可能知道，军宣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时期，军代表身不由己，不得不执行极“左”路线，自然形象欠佳。以至人们现在提起来，仍颇有微词。但客观、公正地说：“糟透了”的人毕竟是少数，他们中亦不乏功大于过者。有例为证，当我采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委员会会长杨伯达先生时，他谈起昔日干校的“李政委”，不仅没有埋怨之辞，反倒充满感激之情。
杨先生已年愈古稀，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他于1969年秋下放向阳湖，先是在二大队九连当战士，不久“升任”连长。后来又调到校部抓生产。“仕途”比较顺当，使得他和干校的“高层领导”时有接触，其中打交道最多的便是李政委。
老专家是个爽快人，他请我在客厅坐定，稍作寒暄，便直言道：“我看了你寄来的不少‘向阳湖文化人采风’，大家谈自己的多，谈别人的少。因此，今天我不想多谈个人的干校生活，倒是想向你介绍一下干校军代表李晓祥同志。虽然有的‘五七’战士回忆往事或写文章时对军宣队多有反感，但我要为李政委说句公道话：他是一个好人！”
我插话说，一年前我拜访过李政委，他已离休，在一家干休所安享晚年。那天，他和我促膝长谈达三小时，说着说着竟真诚地流过几次泪。他还主动检讨道：“文化部这批人在干校吃的苦太多了，我对此是负有责任的！”我当即宽慰他说：“这不能怪你个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是错误的路线才导致错误的做法……”可李政委似乎没有因此而原谅自己，我却对这位七旬老人再也难以忘怀。
那么，作为鉴定玉器的专家，杨先生“鉴定”李政委是个好人，依据是什么呢？他开始讲述道，咸宁干校初创时，掌握众多文化人命运的是北京军区某部驻校军宣队，这批军人因领头的张参谋长比较“左”，不讲政策，真的把文化人当成所谓“牛鬼蛇神”，在大会训话时竟然说：“你们都是‘永久牌’的，我们是‘飞鸽牌’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使听众不得不担心今后有无出头之日。至于在工作中作风简单、粗暴，视“五七”战士为异己，严加管制的事时有所闻，如果不是次年换了湖北军区的军宣队，干校人的命运恐怕只会凶多吉少。新来的李政委原是黄冈军分区副政委，做地方工作有经验，办事比较稳重，与前任比较而言，对文化人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善。他发表“就职演讲”时，在大会上开口便称“同志们”，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起码让人觉得自己不再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不仅如此，李政委最为难得的还表现在对待两件事情的态度上：其一，他根据干校和当地的实际，拍板支持成立丹江分校，把文化名人中的“老、弱、病、残”百余人集中起来，从咸宁转移去了鄂西北。那里生活条件比向阳湖好，不仅老同志体力上得到照顾，还有部分人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如被当地文艺宣传队请去指导排演节目，受文物部门邀请协助鉴定文物古迹，等等。这一措施可以说保护了一批不可能再生的国家栋梁！其二，当年中央推广教育部凤阳干校的“经验”，动员“五七”战士的家属子女全部随迁到干校扎根。李政委奉上级指示，带人前去学习，回来却没有照搬照套，他反倒对杨伯达说：“凤阳的经验对我们来说不合适，硬性规定，强制执行，势必带来严重后果。老杨，你谈谈你们文物口的干部将来会如何消化？”杨伯达认为，毕竟文化部干校这支队伍太庞大，不仅咸宁消化不了，连湖北也不可能完全消化。杨伯达受党的培养教育多年，相信党的政策，不会让大家长期留在咸宁。更不会如北京军宣队所说“准备葬身向阳湖”。果然过了不久，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故宫调一部分业务骨干回京。先例一开，文化部机关、出版口、电影口、文联作协口纷纷效仿……
“看来，咸宁干校不仅没有‘日益壮大’，而且渐渐人去楼空。”我不禁笑道，然后告诉杨先生，难怪有的干校文化人调侃李政委“桃李满天下”，说他只要到北京和各地，到处是熟人，宾至如归。我采访李政委时，他实事求是地说，自己在干校既为文化人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在“文革”那种大气候下，没有个态度是不行的，否则对上不好交待。1973年8月，李政委调离干校去咸宁军分区主持工作，在干校的欢送会上，他主动检讨自己工作没有做好，让大家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但几年间和文化人建立的感情将终身难忘。
杨先生见我谈起李政委的自责，一笑了之，评论道：“当然，湖北军宣队也有不少缺点，有的连队军代表还干过不尽如人意的事。就拿李政委本人来说，在有的场合对老干部赵李初和大诗人郭小川等人态度不大友好，不讲一点客气，也引起过人们的反感。但在对干校文化人的出路和安排上，他所做的工作无可挑剔。可惜的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从咸宁军分区被贬到恩施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境不平，单凭李政委在干校后期办好事这一点，就应该重用他！”
我心想，日后李政委看了我今日的访谈文章，听到杨先生的心声，大约会得到些许安慰吧？这时，杨先生又转移话题感慨地说：“20多年过去，一晃一代人了！你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有功劳，那怕留一点痕迹也好。我们文物口不少老同志去世了。如王冶秋、吴仲超等，还有许多卧床不起的老专家，你要抓紧访问。最重要的是，要把干校历史原貌真实地写出来。”说完，杨先生声称自己忽然想起在向阳湖冒着刺骨寒冷插秧，在烈日下收割的情景，便即兴为我写下一幅字：“战天斗地，自强不息。”老专家一边盖印，一边向我解释说这八个字既是他在干校生活的切身体会，又是他人生道路的概括，迄今他仍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和杨先生告辞后，我在北京又走访了其他文化人，像他这样为李政委说公道话的大有人在。下面且摘录几段。比如，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佟韦说：“我们都感激李政委，他初到干校，审阅北京军宣队留下的‘五一六’人员材料后，在大会上宣称，虽然他手里掌握一箱子一箱子的材料，但他决不相信会有这么多坏人。我们听了都感到他水平高。这句话定乾坤，让大家松了一口气。但他说这话是要担担子的，作为执行政策的人更担风险，有可能被免职，甚至被抓。”又如著名女翻译家杨静远说：“多亏李政委，我们后期分配时，他坚持文化部下来的人一定要送还北京，除个别自愿调到外地的同志外，要千方百计保留住，以免各奔东西，把这批文化力量分散了。”再如，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田郁文说：“我们干校后期比前期过得愉快。因为有了讲政策、懂政策的李政委。他最让大家感动的是，亲自主持会议动员向北京‘输送’干部。干校撤消前，他自己带人到北京，手里拿着一叠干校人名单，求爹爹告奶奶似的跑接收单位；他调到咸宁军分区工作后，还惦记着干校人调动。”此外，还有老出版家王益、原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薛德震、原荣宝斋总经理侯恺、原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汪轶千、原中国电影公司总经理胡健、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何希曾、原中国作协秘书长张僖和创联部副主任吴桂凤等人谈起李政委，都和杨伯达的看法不谋而合。可见“为官一任”，只要做了好事，人们就不会忘记。但也有个别同志听了我的讲述，认为李政委在我面前流了泪，是“良心发现”。我对此说不敢苟同，便顺手把两种意见整理出来公之于众，还是让关心向阳湖的读者们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