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遗文：“1948年冬，我收到东北局宣传部转来中宣部的电报，问我两个问题：1.明年（1949年）东影的生产计划；2.全国形势开展后，你有什么打算？我就写了两个报告，经东北局宣传部转中宣部。后来又收到中宣部回电，其中有一句话说：‘等北平解放以后，请你来北平主持全国电影工作。’这样，我就在1949年3月来京主持电影局的工作。”
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紧张筹备，中央电影管理局于1949年4月5日在北平正式成立，父亲出任第一任局长。百废待兴，从零开始，父亲深感这使命的神圣和责任重大。解放前，国民党是没有设立电影管理机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电影局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国家管理机关。父亲直接负责领导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初创工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体系的建立勾画和设计着恢宏蓝图。
首先是在接收国民党官僚资本电影产业及旧有电影机构的同时成立了北影、上影加原来的东影成为人民电影的三大国营制片基地，他的思考是使国营电影企业在电影生产上起绝对主导地位，成为主流声音；二是重点抓新片创作生产，让国产进步电影占领市场，挤垮英美消极片垄断；三是在当时电影生产经验和国情基础上，制定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方针政策，这些制度法规奠定了我国电影事业管理体制的基础；四是建立了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网。父亲在他领导建制的“东影”发行网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和建立了扩大发行网的组织保证，在各大区都成立了影片发行公司，形成了从中央到大区的两级电影发行网络，并开始建立国外的发行代理关系，1951年成立了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五是胜利举办“南京放映训练班”和“新片展览月”；六是“办一所中国自己的电影大学”是父亲由来已久的心愿，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先于1950年6月成立了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1953年改称北京电影学校——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父亲的心愿被写进院志）；七是电影事业建设由国家投资转而实现了有盈余上交，在全国11个有利润上交的行业中排名第六位；八是“首都电影村”梦想……（被今天遍地开花的影视基地所证实他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是多么富有远见卓识、勇气和胆魄）；九是……
父亲始终的管理理念和主导思想是试行企业化管理：“靠建立良好的市场机制而不是靠行政权力手段来争取进步电影的优势地位。”
“将来国营电影事业，肯定是国家的一项很大的收入，听说苏联的电影事业就是国家最大的七项收入之一，我们将来也肯定会向国家上交。”
“国营电影事业必须实行企业化，以节约国家文教经费，并从企业化打下人民电影的经济基础，使电影事业能在这基础上更好地发展。”（父亲遗文）
父亲本质上还是个艺术家，但他“为人民和民族解放奋斗终身”的政治自觉性使他在政治舞台上“也为我们电影赢得了巨大的光荣”！（陈昊苏《纪念袁牧之同志》）。父亲曾笑谈过：我喜欢把行政当艺术搞。艺术态度和行政手段相结合是他的风格特点，也形成他独特的领导魅力。在1950年元旦的新年献辞中，父亲把自己对1950年奋斗目标的管理思路用春联的形式加以布置和动员：一是对全体电影局工作者的：上联是“争取进步片优势，保证工农兵主导”，下联是“实行企业化管理，扩大国内外发行”。二是给北影厂及创作者的：“提高思想性艺术性，掌握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做市民观众俘虏，防止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三是给发行战线的同志的：“缩小新片需要量，扩大放映网，争取城乡观众均衡”，“先到基本群众去，后到电影院，改变发行宣传方法”。横批是相同的：“团结学习”。
父亲提出了1950年两大奋斗目标：文化战线上——争取进步电影从劣势转为优势；经济战线上——所有本局的直属单位，都要试行企业化。
“全力保证国家第一年电影生产计划的完成，已成为维护工农兵电影与维护国营电影厂的一场重大战役”。为了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在狠抓新片生产的同时，父亲也思考着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广大工农兵群众看不到电影的不合理状况，决心扩大放映网，那么人才的培养就是当务之急，父亲心中有数，在1950年度计划中，父亲亲自制定了一次性发展组建600个16毫米巡回放映队的计划，开历史先河举办了最权威、最宏大的电影放映网络教育——近2000人的南京放映训练班。这也是我国乃至世界电影教育史上的首例创举。
这一举措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电影送到广大偏远农村、山区、矿山、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哨所……让群众先看到电影，再进一步看到好电影，强化发行放映力度，建立工农兵电影桥梁，让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电影文化生活都得到普及与提高，让党的影响和宣传真正传至千家万户，落到实处。由于巡回放映队的建立，从此我国农村破天荒开始看到了电影。（今天的农民电影节和农村市场电影放映普及计划使父亲的这一心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1950年首战告捷，国营电影厂圆满完成26部新故事片的年度任务。为巩固战果，父亲抓紧战机，提出并策划了在全国21个大城市同时举办“国营电影厂新片展览月”活动，《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刘胡兰》、《翠岗红旗》等26部首次公映的新片，一天换一部作了一次大检阅，在全国反响非常强烈，共放映6370场，观众人数达500万人次，周总理亲自题词：“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人民日报》社论高度评价：“我国电影史上的空前创举”！父亲又创造了我国电影史上的再一个第一次！
父亲遗文：“这场发行战线上的重大战役，由于新片展览月的胜利而引起连锁反应，取得了各个方面的胜利：
“第一、新片展览月是工农兵电影集中发挥威力的一次大检阅、大示威，是毛主席工农兵文艺方向的一次大胜利。
“第二、新片展览月的胜利，为工农兵电影普及于全国的城市发行网与流动发行网起了开道的作用。新片展览月在二十余个大城市中同时举行的胜利，又带动了全国七百个电影院的城市发行网，更推动了作为工农兵电影基本阵地的全国流动放映网，为工农兵电影普及于全国起了开道作用。
“第三、全国城市电影院由依靠私营而转为依靠国营。国营三厂宣告50年全部计划完成，待到展出了二十几部最困难生产的故事片以后，连另外十几部纪录片，特别是数量巨大的几十部翻译片，就共有近百部影片加上复演片，影院已可能平均每星期换两次片。供片来源完全有了保证。这样，全国的影院就由依靠私营转为依靠国营，为工农兵电影占领全国城市奠定了基础。
“第四、私营发行机构从此绝迹……”
这批新片在国际上也影响深远，相继获奖，让世界也感受到了新中国的新气象。
父亲领导着中国电影人做出的极大努力，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使全国电影观众达到了5.6亿人次，与之前相比增长近10倍，发行收入也增长了7倍多，仅1952年一年，电影业已在全国11个有利润上交的行业中排行第六位。父亲终于实现电影业也要参加新中国经济建设，从依靠国家投资到“成为国家的一项很大的收入”的抱负。
为党争夺伪“满映”赢得大批物质财富基础，抢占文化阵地，壮大电影话语权，建设电影产业经济，是父亲六年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拼命为之的。实际在“东影”时期父亲就已经在探索和具体实践着，用以提供建立新中国电影企业化管理体制的有效方法。而在担任电影局首任局长期间，他把建立良好的电影企业市场机制和发展电影产业经济进行了精彩的表达，他是喊出“新中国商业电影”的第一人。
遗憾，他还有一系列的举措和设想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精心勾画的蓝图还没有来得及筑成大厦，风云突变，《武训传》被批后，电影界万马齐喑。尤其是他还有一项勇敢的大手笔未来得及实施，即：在我国经济条件具备后，在北京逐步建设完成一座配套完整的电影产业化基地，父亲名之为“电影村”。
夙愿未了，苏联老大哥一句话否决了：我们苏联就分散不集中！于是，一大堆鬼帽子就扣到了爸爸头上：“集中主义”、“好莱坞思想”……，“天啊！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好莱坞’！这顶帽子太重了！”（妈妈遗文）。父亲受到了批评和不公平责难，不久便被排挤，而这六年来为开创人民电影事业栉风沐雨舍命般地日夜操劳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不得不委屈地离开了电影局领导岗位，不幸成为建国后中共高官辞职第一人。
“迟了半个世纪，我们才真正下决心要把电影作为一种产业来建设和发展。”
“……有谁知道，中国电影也曾有过做世界‘老大’的机会，……要是袁牧之‘中国电影要走企业化道路’的设想与实践，不是在50年前就遭到夭折阻断，而是一直实施到今天的话，……那么，今天的世界电影市场的格局恐怕要重新划定，……说不定袁牧之的那个‘北京电影村’今天早已成为了中国的‘好莱坞’……”
“虽然，袁牧之作为一个个人被淹没在了抽象的历史表述中了，但今天的中国电影终于开始步入商业化轨道的历史事实，正是对袁牧之商业电影思想的一种遥远的历史回应，真理是永恒的……”
“袁牧之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也是一个卓越的电影事业家，他探讨电影工业的企业化道路和繁荣电影生产，推动了创作发展的一系列实践，也为我们今天更好的认识电影规律，进行体制和管理改革，探求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发展规律的思考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就引这二位专家学者的话来结束此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