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一
“那块木板又找到了！”
一见到我，雕塑家刘焕章眉毛扬起，总是显得特别有神的眼睛，瞪得更大更圆，亮得喜人。
木板与沈从文相关，刘焕章是沈从文先生的侄女婿。岁月流光碎影中，木板支离漂泊，机缘巧合，最终旅行到他的手中，怎能不让他诧异而激动？
1985年，刘焕章应邀到香港举办展览，其雕塑作品需要木箱装运。当时，木材尚属计划调控物资，市场上难以买到，中国美协为此特批一批木材，供刘焕章制作箱子。木材运至美院，才发现木板过厚。正好仓库里有一批十年前从历史博物馆运来的旧木板，其尺寸较为适合，于是，遂以新木材与之交换。
展览结束，展品从香港运回北京。再过几年，才将木箱拆开。忽然，刘焕章发现有两块旧木板的内侧各有字迹。一块上面由毛笔直接书写，另一块上面贴着写好的纸条。内容都是“丹江文化部办事处沈从文”。一辨认，竟全是由沈从文本人书写。
木板显然是沈从文1971年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使用过的。据《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沈从文于1969年11月30日离开北京，下放至位于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多之后，1971年8月21日，与张兆和同车抵达丹江。约半年之后，1972年2月，七十岁的沈从文获准回京治病，离开丹江，从此不再前往。木板上的地址，应是他在离开咸宁之前，亲笔在装运行李的木箱上写下的。但木箱何种方式、何时回到了北京，又如何被拆开从历史博物馆运到中央美院，堆放在仓库里，均不得而知。
然而，木板毕竟与沈家有缘，分手十几年后，谁料想它们又走了回来。当刘焕章发现留有当年墨迹的木板重现时，沈从文已经去世，他没有机会得知这一巧合。
普通木板，伴随着一代文豪漂泊迁徙，贴近过一位老人的困惑、焦虑，在亲友的眼里也就多了一份亲切，在我的眼里则多了一些历史意味。
二
一直想集中研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革”期间沈从文等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生活，那是文化史重要的一页。知识被贬斥，人格被扭曲，精神被阉割，众多学者、作家、艺术家在所谓劳动中消磨才华，虚掷热情，荒废生命。惨痛的一页醒目地书写在史册上，要想人为地遗忘、撕去，恐怕很难。
沈公子虎雏先生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详略妥当，叙述得体。其中，关于七十年代初沈从文在“五七”干校期间的活动，有如下记述：
7月下旬，沈从文致函历史博物馆革命委员会领导，提出在此“消极的坐以待毙，不是办法”，要求“让我回到那个二丈见方原住处，把约六七十万字材料亲手重抄出来，配上应有的图像，上交国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1970年）
1月17日，再次致函干校连队领导，请求准许回京治病，无答复。
2月8日，致函干校连队领导，重申回京治病请求：“与其在此如一废物，近于坐以待毙，不仅我觉得对国家不起，从国家说，也极不经济……权力名位对我都无所谓”，只因“可用生命已有限……尽可能争取一年半载时间，将一些已改正，待亲手重抄工作抄出来，上交国家”。请求未获答复。（1971年）
可怜而无奈！研究“文革”时，我一直为知识分子在干校的窘状感到痛心，沈从文请求工作而不得，又多了一个佐证。
钱钟书当年在干校，听说第一批被遣送回京的老弱病残人员名单中有他，便悄悄告诉杨绛，杨绛“喜出望外”。收拾行李，焦急等待动身时刻。谁知名单公布时却没有钱钟书。两人的沮丧可想而知。在《干校六记》中杨绛把它写进了“误传记妄”。1972年3月，他们俩终于出现在又一批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杨绛写得生动：“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祈喜。这就使我们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别人企求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钱钟书、杨绛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位于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我收集到一些关于这所干校的材料，其中有一份为干校一年的总结，题为：《继续革命，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乘胜前进！》。总结为油印件，署名为“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时间为“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四日”。在这份总结中，我读到了一段关于中国哲学史学者任继愈的叙述：
原宗教所副所长任继愈开始背粪筐也觉得不好意思，拣粪只拣牲口粪，一次碰到一堆人粪，拣不拣？他在粪边徘徊了一阵，这时，他想到毛主席这样一段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主席的教导使他豁然开朗：原来不是粪脏，而是自己的思想脏。他克服了怕脏的思想，终于把粪拣了起来。……他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改造世界观的决心，其中两句是：“关山千重从头越，贫下中农是吾师。”劳动的劲更大了，世界观改造的要求也更严了。
即便正面肯定的表扬，读来却让人心酸。在这批材料中，另有任继愈1971年3月19日写给干校领导的一封请求信。从信中内容看，任继愈从干校被派到农村插队，他请求能在轮换时把他换回干校。信中说：“下来后，向贫下中农学习，向当地干部学习，加强劳动锻炼，这些方面还是自觉地按照干校的指示去做，也还有些收获。只是工作上有困难。再拖下去，对这里的整党建党工作怕有妨碍，与其贻误工作，不如早日调回。自己很不安的是没有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愿意接受批评甚至处分。”
沈从文请求回京，任继愈请求返回干校，怎一个“求”字了得！心情与角色或许有所不同，但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可怜而无奈却是相似的。
三
沈从文在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期间负责看菜园，但仍钟情文学，念念不忘因“文革”爆发而戛然中断的古代服饰史研究。他在地铺上写旧体诗，尝试新的写作形式；他致函历史博物馆领导，希望回到北京参加博物馆“通史陈列”的修改。据《年表简编》叙述，他在信中说，在此“消极的坐以待毙，不是办法”，要求“让我回到那个二丈见方原住处，把约六七十万字材料亲手重抄出来，配上应有的图像，上交国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
他得到了回答：“你那几份资料，希望你自己能一分为二来看待，那是还没有经过批判的……”当他和张兆和一起离开咸宁前往丹江时，回北京开始研究的期待，对于他仍然只是一个梦。
丹江，对于我这个湖北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的地方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位于汉水上游的丹江水库建成，在湖北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当时，它也是全国的大型水库之一。因有了这个水库，特地将汉口通到襄樊的铁路继续往西，直通丹江，简称“汉丹线”，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决定把咸宁干校的一批老弱病残者转移到丹江，是在1971年7月初。张兆和先行到丹江打前站。她在7月15日从丹江给儿子虎雏和儿媳之佩写信说：
我七日动身，八日午前到达丹江。这次走得很快，一日宣布老弱病残来丹江名单，开座谈会。……这次文化部五七干校，将送来丹江三百五十人。说得很清楚，不是退休退职，不是甩包袱，因为这些人不适合于在生产第一线，转移一个地方，为了将来更好的继续革命。（《沈从文家书》，第52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在张兆和先行抵达丹江之后，沈从文仍在咸宁干校里劳动。当年湖北推广双季稻，七月中旬正是晚稻插秧时节。有意思的是，在7月19日写至丹江的家书中，他没有诉说酷暑中的艰辛，而是饶有兴趣地向张兆和描述乡下孩子引发出的他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以及对当前教育存在问题的担忧。他在信中写道：
昨晚约四十干部下田插秧时，一大群孩子均坐在田埂上看热闹，可爱得很。事实上我似乎也就是这么长大的，甚至于比他们还野得多，因为在小乡城里头看杀猪、杀羊、杀牛、破黄鳝、做棺材、雕佛像、做炮仗、染布、绞绳子、织网布，以及十里八里外去参加和龙街子式各种各样的乡场，玩着草龙抬着戴柳条圈的母狗去各处乡下求雨，让人用泔水倒了一身再下到河中去捉水蛇，比坐下来读读经书或“人手刀尺”可丰满得多！可惜的是现在乡下孩子，野的机会已不多了，所以兴趣也极窄。（《沈从文家书》，第532页）
记忆如早年的《湘行散记》和《从文自述》一样，依然活泼而富有色彩。对教育的忧虑似乎显得有些“迂”，颇为不合时宜，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以往他常常表现过的忧患意识和喜欢评说现实的入世态度，其骨子里依然是文人的精神自由。汪曾祺在谈到四十年代沈从文就妇女运动参与讨论的往事时，曾对我说“他就爱多管闲事”，在干校里的沈从文无疑依然故我。不同的是，此时没有公开发表看法的空间，他只能在家书中随意发挥罢了。
不过，他的这种状态当时恐怕很难为人理解，即便妻子也不例外。张兆和1971年7月15日在丹江写给儿女的一封信中，曾这么说：“爸爸长期三脱离，过着孤寂的生活，脑子里想的，往往和现实格格不入，跟不上形势发展。他害怕过集体生活，欢喜自由自在，我却觉得更可怕的是长期三脱离。”多年之后，却让人感到，他的这种状况恰恰真实反映出一个天才艺术家在艰难处境中的特立独行。
沈从文谈论教育的信，应是在离开咸宁干校之前写给张兆和的最后一封信。不到一个月，他就该离开这里，前往丹江了。
四
从儿时起，我就熟悉了丹江的地名。
我的家乡在湖北随县，有十年时间居住在汉丹线上的一个小镇——唐县镇。记得1964年左右，随着汉丹线修到唐县镇，远在西北方向几百里之外的丹江，顿时成了似乎与我们有关的地方。曾经陌生的这个地名，一度被我和小伙伴们天天挂在嘴上。那一年，我刚刚八岁。
我们家住在距镇子几里远的公路旁边，因依傍公路大桥，这个公社也就被命名为大桥公社。每至放学后，我总爱跑到公路大桥上玩耍。数开过的汽车——多是运货卡车，往襄阳、丹江口方向的运日用品，往武汉方向的运木材；看桥下的河水——它一年四季流淌不息，夏季水大时可以跑船，一直驶入汉水，直达武汉，冬天清澈见底，从桥上甚至可以看到鱼在水中闲游。
铁路修到河边，看得最多的当然就是修铁路桥了。铁路桥桥址在公路桥和镇子之间。在我们好奇的目光注视下，一个又一个桥墩从水底渐次露出来，再慢慢向上挺拔而起。安装桥梁时，我们特地跑上几里地，去看大吊车这个庞然大物如何把桥梁预制板吊起又放下。在我们将近一年时间的注目下，大桥架好，铁轨一节一节向前延伸而去。
很巧，铁路刚通到襄樊，“文革”就爆发了。于是，十岁的我，得以有机会成天与伙伴们拥挤到铁路旁，看大串联的红卫兵挤在车厢里高歌、高喊、高叫，不时撒出一叠油印传单，红的，绿的，黄的，飘洒而飞。我们追逐火车，争抢飘在空中的传单，比赛看谁的战利品最多。
再过几年，我们家搬到县城，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山坡上。每日上学，穿过铁路，走进城里的学校。感觉中，来来往往的火车，永远是我最亲近的朋友，它们把我的向往带得很远。
从咸宁到丹江，无论铁路或公路，随县都是必经之地。沈从文当年迁移时，乘坐火车前往丹江，路过的正是我家附近的火车站。
离开咸宁干校前，张兆和特地从丹江赶来帮助沈从文收拾行李，沈从文在写给虎雏的信中，详细叙述了他们迁移前的准备和最初的行程。在他托运的行李中，应该就有标明“丹江文化部办事处沈从文”字样的木箱。
沈从文1971年8月25日自丹江致信虎雏：
我十一号坐机关卡车到咸宁县文化部中转站，原说十五号到丹江，不料和妈妈直到廿，才听说图博口有十多人到了火车站，有同事来通知，才一同到车站。下午四点多开车，六点达武昌，等十点坐丹江车。在等待中我们还从从容容乘了无轨电车到大桥西端，再回头慢慢走过大桥。正值傍晚，有微风，天气不热，所以走了约四十分钟才到桥南，饱看三镇夜景，人也不太累。上车给了我一个卧铺，独一的。（《沈从文家书》，第533页）
沈从文乘车途经随县前往丹江的那一年，我十六岁。或许，那一天，我所打量过的某列火车，装载着正是他和他的行李木箱。匆匆东来，又匆匆西去。没有想到，许多年后，那一年他所经历的故事，成了我追寻的历史场景。
刘焕章、沈朝慧夫妇第一次向我讲述木板机缘的故事，还是在一年多之前，当时，他们正为木板后来又不知去向而懊丧。还说，要是早些认识我送给我就好了。
机缘仍在。2006年夏天，他们的房子改造所有老式暖气，拆除设备时，贴有纸条地址的那块木板，忽然间从管道缝里露了出来。尽管另外一块虽暂无踪迹，但已足让他们高兴了。
“这块木板送给你吧！你研究那段历史，一定感兴趣。”他们热情地说。
从此，在我的各色各样的史料收藏中，多了一个特殊的礼物。
刚要停笔，忽然想到，再过几年，南水北调工程一旦完工，丹江口水库的水就将成为北京人的水源之一。到那时，丹江和北京真的要连为一体。可惜，早已去世的沈从文，无缘重饮丹江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