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与产学研的结合
一、产、学、研的结合与知识产业的生成
真正实现产、学、研结合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它以科学工业园的兴办和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崛起为标志，并以产、学、研结合模式为主要特征。“二战”后，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人们对大学作为传统的“象牙塔”的角色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人们又越来越希望大学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学也想极力摆脱各种现实及潜在危机。同时政府也对改变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关系在政策、财政等多方面给予了支持，这就更加推动了产、学、研的一体化发展。总之，在经济、政治、科学以及大学自身的因素的共同促成下，大学的第三职能——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大学对产业界的影响也从二重作用模式（教学、科研）转变为三重作用模式（教学、科研、生产）。大学与产业界的产、学互动关系逐步转变为大学——产业界——政府之间的三重螺旋互动关系。朱迪斯·苏兹在《大学在生产部门的新任务》一文中，就学术界——生产部门——政府之间关系所出现的新特征进行了论述，明确指出：“现在，大学成了最终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生产者。以前在学术界以外应用的竞争规则也成了大学各系的准则。这种情况说明：这种第三作用除了改变大学——生产部门——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外，还在大学内部引发了一场深刻的革命。”
如果说，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前半期，社会生产的重点是生产工艺的改善，即产品质量的提高，那么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中的各种服务也变得更加重要，因为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使得产品质量的保证并不困难，困难的是那些产品出售后如何使消费者能够放心地使用。这样，加强工业品的售后服务就成为商家的成功秘诀。除了商品的售后服务，社会服务还包括为生产和生活而提供的其他各种服务。南于社会从重视生产向重视服务的转变，随之而来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等）的变化。首先是服务业的地位迅速提升，传统第一、二产业则地位下降，社会产业结构的重心向服务业转移，接踵而至的是社会的职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服务业的就业持续见长，而产业工人则持续递减。知识工作者包括教师、公司高级职员和研究人员都是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取得收入的职业，特别是由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知识产权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产生了既是雇员又是雇主的新的中产阶级——白领阶级。由于社会基础不再仅仅依赖个体或组织对自然资源和资本的占有，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个体的知识和智慧，因此，大学作为富有知识资源的社会机构、大学教师作为在社会上享有以知识和智慧见长的社会劳动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就日益突出了。这种有利于大学和大学学者发展的社会环境，为大学的产、学、研结合提供了动力，而大学的产、学、研结合，又为知识产业迅速崛起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知识经济的发展与研究型大学的兴起
以研究型大学为中心建立产、学、研密切结合的科学工业园区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产、学、研结合的主要形式，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发展知识经济的共同经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科学工业园区经济的腾飞，促进了园区知识经济的发展并带动了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知识的产业化和产业的知识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趋势，知识经济的发展又大大地转变了人们的大学观，进而推动了产、学、研合作的发展。
研究型大学是指那些具有非常雄厚的科学研究实力并以培养高级科研人才为主要使命的大学，即那些在创新知识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的大学。研究型大学这个概念是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划分美国大学的类型时正式使用的。研究型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等。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是美国战后发展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也是高等教育产、学、研密切结合的典范。研究型大学办学模式如今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效仿，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创造新知识和开创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新纪元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
研究型大学战后在美国崛起的原因就是产、学、研的密切结合，政府、产业界和大学在发展新科技、培养高级研究人才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达成了默契。首先，是政府科技政策上的革命。为了对付前苏联，美国政府制定了《国防教育法》等一系列有利于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政策和法律。这些法案和政策实施后，政府基金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的投入，这就为以基础科学研究见长的大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其次，是美国大学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转变。美国大学转变了以往被动依赖政府和社会的基金资助搞科研的观念，而是逐渐以市场为导向，积极主动地寻求合作伙伴，开始兴办科学园区。科学园区办在研究型大学的周围，因此，大学的学者不仅可以通过它了解市场的科技需求，为自己的科研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而且还可以通过知识服务获得回报，为自己的研究和生活提供资金和物质保障。大学通过它一方面可以了解社会对大学的要求，以适时调整学校的办学思路、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培养适应市场变化的人才，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获得财力资源。学生通过它获得了实习的基地和就业的各种机会，使自己能够充分施展才华并满足冒险欲望。企业和投资者在这里能够寻找到高回报的项目，为财富增长和公司的发展争取到取之不尽的源泉。政府通过它能够使经济持续增长并不断地扩大就业空间。一句话，这种产、学、研密切结合的科学园区能够各有所得。因此，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以研究型大学为核心的科学园区遍布全球。科学园区成功的秘诀在于它适应了以知识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要求，建立了产学研一体化、知识化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积极互动、自我强化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
三、产、学、研结合的基本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对世纪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高科技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同时也产生了更紧密、更广泛和更迫切的合作愿望。由于科学与技术、研究与开发之间边界趋于模糊，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加上传统的知识创新体制的解体，都使得一种新的大学产、学、研模式——通过兴办高科技企业实现产、学、研密切结合的办学模式在中国“呼之即出”。
兴办知识型企业是一个新生事物，同时也只是大学实施产、学、研密切结合的一种尝试。我国大学所兴办的高科技产业，不论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是对我国大学的自身进步均是功不可没的。
虽然大学的产、学、研结合的具体模式可能将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趋多样化，但是官（政府）、产（产业界）、学（大学）、研（科研院所）之间的互动，始终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发展知识经济，必须对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这一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加以有机整合。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创造性素质的高要求以及大学本身持续健康发展，客观上要求产、学、研有机结合，所以不论采取什么模式和机制，只要有利于产、学、研密切结合，就是成功的模式和科学有效的机制。
从产、学、研相对分离的办学模式到产、学、研密切结合的办学模式，是知识经济发展对大学办学模式的客观要求。近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提高了生产过程对知识创新的要求，产、学、研关系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先是教学与科学研究并举，而后是大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由单纯求真向求真与求用并重转变，开始了产、学、研的互动。这个过程从19世纪开始，德国大学模式（教学与纯学术性的科学研究结合）和美国大学模式（教学、实用科学技术研究和为社会经济服务结合）都是不同时期产、学、研关系的代表，特别是战争的需要使得大学的产、学、研关系进一步转型，主要是围绕军事目的展开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大大地推动了科技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产、学、研的结合。尤其是战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由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学技术革命极大缩短了科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周期，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得以萌生和发展，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对大学产、学、研一体化和官、产、学、研良性互动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的大学科学园区和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兴办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都说明产、学、研密切结合既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大学办学模式发展的重要趋势。
科学研究的创新
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必须与知识经济的核心本质一创新接轨，充分发挥自身的创新功能，才能有力地促进和引导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科学研究创新的特点趋势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大学的科技实力和竞争力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大学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和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九五”期间，大学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的1／4左右，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1／3以上，承担的国家“973”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占1／3，每年发表的论文占我国发表论文的60％以上。2000年底，大学通过技术转让发展科技型企业2097个，资产总额577亿元，2000年实现销售收入368亿元，利润35亿元。目前大学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已有36家。依托大学的22家大学科技园被科技部、教育部共同确定为国家大学科技园。据不完全统计，“九五”期间，大学获得国家“三大奖”以上的项目有144项，特别是2001年，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了国家“三大奖”60项，其中自然科学奖9项，占总数的50％；技术发明奖8项，占总数的2／3；科技进步奖43项，占总数的1／3。“九五”期间，大学在基础研究的某些点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攻克了一批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在成果转化与高新技术产业推进方面，形成了一批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体现了大学整体的科研创新优势。概括起来，具有以下趋势特点。
一是正在迅速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经过20年，特别是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大学的科研经费从1996年的47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142亿元，每年平均增长20％，1999—2000年增长高于30％，2000—2001年的增长预计将达到30％左右。大学的经费中纵向经费约占一半，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普通项目大学占70％，重点项目大学占一半左右。“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大学占50％以上，这说明大学已经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大学的科研正在由游击队向正规军、方面军和主力军发展，也说明我国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的重担越来越落到大学的身上。这反映出我国科技资源的配置和队伍的建设正在接近国际上的管理和做法，科技管理的水平正在稳步提高。
二是正在逐步形成一批有较强科技实力、有较高科技水平的梯队。我国实现国家目标的项目和科研机构明显向有较高水平的50—60所大学集中。2000年科研经费超2亿的高校有16所，超过1亿的有39所。全国大学科技经费140多亿的60％集中在这50多所大学中，这50多所大学占2000年本科大学600所的约1／10，80％的博士生在这些学校培养。
三是培养人才的方式更加趋于“二元化”，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共同达到人才培养的目的。科技活动正逐渐成为高水平大学人才的重要方式之一，大学由单纯的课堂教学，通过改革，把课堂教学和实践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正逐渐成为通过教学活动加科技活动来培养人才。这个趋势反映了社会要求大学培养的人才能更快进行创新活动。大学科技同社会结合越来越紧，国家安全、创新研究、新经济增长点越来越依赖于科研力量较强的大学，大学科技的实力日渐加强。
四是取得了一批创新性科研成果。大学积极跻身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先进生产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批创新成果。例如，在高技术研究与开发方面，清华大学研制出利用碳纳米管制备氮化镓—微纳米晶体技术，在国际上尚属首次；中南大学研制的碳复合刹车材料、金属基粉末冶金刹车副投入生产并创造了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清华大学承担的IOMW高温气冷试验堆的建成运行，标志着我国在核能开发应用领域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的银河超级并行计算机在中国气象局付诸使用，标志着我国在超级并行计算机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五是科研和社会更加紧密结合。尤其是地方大学，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2001年，大学签订技术转让合同5540项，合同金额22.2亿元；创办科技型企业1993家。截至现在，大学控股的上市公司39家，大学科技企业销售收入452.26亿元，实现利润31.88亿元，创造就业岗位23万个。国家大学科技同发展迅速，吸引社会投资293亿元。孵化培育出一大批成长性较好的高科技企业，涌现出一批北大方正、清华同方、东软集团、华中科技、交大开元、交大昂立、江中制药等备受关注的高科技产业集团。大学及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在行业技术进步方面的成绩，已成为行业的技术与人才的支撑，为国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科学研究创新的宏观层面
大学必须主动提升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增强对科教兴国的贡献率，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