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这件事是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发生的。由于康生的发动,批判了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刘志丹》。会后,把写这部小说作为反党事件在党内作了传达,并对小说本身,对小说作者李建彤同志,审阅过书稿的习仲勋、刘景范等同志,以及组织创作这部小说的工人出版社有关同志,进行了长期的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专案审查尚未结束,没有作出正式结论。“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在《刘志丹》问题上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姚文元发表文章,公开宣布《刘志丹》是反党小说,宣称作者和支持该书的同志是反党分子。此后,已被专案审查的同志遭受了更重的摧残,受到株连的人数更多。曾经看过书稿、支持过这一创作的领导同志,原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一批老干部、老党员,甚至一些参加过此专案审查工作的同志,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李建彤同志被定为“习仲勋反革命集团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骨干分子”。直到1977年5月,中央专案组给刘景范同志作的审查结论中,仍说刘伙同习仲勋抛出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经过这次复查,事实说明,《刘志丹》(送审样书)不仅不是反党小说,而且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是“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变本加厉,搞出的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因此,彻底平反这一案件是深得人心的。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澄清是非,对受到诬陷的同志一律昭雪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使这一大错案得到了公正的解决。
1980年1月,中组部转发了经中央批复同意的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这是中组部协助陕西省复查的一件大案。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康生主持审查习仲勋同志问题的专案所捏造出来的,他利用职权,下“批示”,乱点名,搞了一系列揭批“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活动。1965年把经过康生审定的《关于习仲勋反党问题的传达提纲》批发下去,在各级干部中进行传达,搞所谓“彻底肃清彭、高、习的罪恶影响”。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受到诬陷和迫害,而且株连了一批曾经同他们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进一步在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上大作文章,说什么“陕西敌隋严重”,“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把陕西西安作为他们的后方基地”。他们借“清队”为名,搞什么“查黑线”、“挖黑根”,把原西北局、陕西省委、省人委、西安市委、市人委打成“五个黑窝子”。视为彭、高、习的“旧势力”,统统予以“彻底砸烂”。解放以来省委历任四届常委成员,大多数被他们打成叛徒、特务、彭高习死党。他们把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50多名领导干部关进监狱,罗织罪名干部、群众,对陕西工作的损害和影响是很严重的。虽然中央已经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习仲勋同志的问题也已经得到解决,但考虑到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在陕西株连甚广,影响较大,各方面反映强烈,因此,仍有必要郑重宣布为这一假案彻底平反昭雪。
1981年8月,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中组部《关于为原红5军团季振同、黄中岳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这是中组部直接复查的一件发生在30年代的错案。1979年6月,姬鹏飞、李达、黄镇、王幼平、袁血卒、苏进等12位老同志上书中央,反映原红5军团季振同、黄中岳同志于1934年被错杀,建议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中组部派人向70多位老同志作了调查,并查阅了有关档案材料。季振同原是国民党26路军25师74旅旅长,黄中岳为1团团长,1931年12月14日率部参加了中共党员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震动全国的“宁都起义”。一次数千名官兵起义后,编为红5军团,季振同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任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任15军军长。
1932年春,国家保卫局发现以季、黄为首的少数军官有企图拉走队伍的背叛活动,将他们定为反革命,并将季、黄监禁,后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于长征前夕被处决。对于此案,叶剑英同志批示:“我听毛主席说过(似在延安),杀季振同、黄中岳是杀错了的,现在我觉得这一冤案应该昭雪。”从中组部复查的情况看,季、黄在宁都起义是有功绩的,影响较大,应予肯定。季、黄本人有爱国抗日思想,我们已吸收季为特别党员,并决定季去苏联学习,对他在政治上还是信任的。何应钦曾派人与季、黄取得联系,进行策反,季、黄虽未向组织报告与他们的来往,但敌人策反阴谋并未得逞,季表示拉队伍离开苏区办不到,是可信的。把季、黄定为反革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并恢复季的党籍。平反的办法,采取发表纪念文章,对季、黄在起义中的功绩适当予以评价。这样,就使这件沉冤近半个世纪的错案,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解决。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外国专家落实政策1981年9月12日,有一位外国专家给习仲勋同志和我写信,要求修改审查结论。信是通过邓颖超同志转来的,邓颖超同志批示:“对他提出的要求,似应予以考虑酌处,请习仲勋同志与宋任穷同志、赵苍壁阅商,报中央书记处决定。”按照邓大姐的批示,我提出:这位外国专家要求对他的结论作修改,请公安部对此作全面考虑,如果要作公开平反,则请中组部和公安部一并研究,还有其他外国朋友受到审查和拘留是否也有类似情况,也应一并考虑(如修改平反结论,公开平反等)。建设中组部和公安部对外国朋友的落实政策问题作一次全面清理,提出处理方案报中央书记处作统一考虑和审定。仲勋同志同意我的意见,并批示:这位外国专家的“要求是合理的,应予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为妥。对外国朋友的落实政策问题作一全面复查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中组部、公安部遵照上述批示,对这位外国专家和原在外文局工作的专家爱泼斯坦、邱茉莉夫妇,原在新华社工作的英国籍专家夏皮诺,原在外语学院工作的英国籍专家柯鲁克等人的结论作了复议,落实了政策;我们还向外国专家局等单位了解了对外国专家落实政策的情况。据初步调查,这些单位对“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外国专家,大多数已复查平反,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分配了工作。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好。为此1982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党组《关于对外国专家朋友落实政策情况报告》的通知,肯定外国专家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受到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要求对外国专家朋友的落实政策问题,必须认真地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清理,发现问题要尽快解决,消除不良影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伤害的专家,做到在政治上彻底平反,生活上充分照顾,工作上热情支持。我党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应在外国专家朋友中全面贯彻,认真落实,并且照顾他们的特点,从优对待。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各级党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和60万从事落实政策工作的同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结果,成绩是巨大的。遵照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治上分清是非,思想上解开疙瘩,组织上增强团结的要求,经过落实干部政策的实践,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案件的本身。通过落实干部政策,进行了拨乱反正,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颠倒过来。从组织工作上讲,是恢复了党的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恢复了干部工作上的优良传统。肃清了“左”的影响,分清了是非,恢复了党在干部问题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进了安定团结,增强了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搞四化的凝聚力,使一大批受错误处理的干部,特别是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有专业才能的知识分子得到起用,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
落实干部政策的实践,充分体现了我党的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度原则性,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大提高了党的威望。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总之,通过落实干部政策的实践,使全党进一步吸取了历史的教训,积累了正确处理干部历史问题的经验。以史为鉴,对我们做好新时期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避免失误和挫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