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平反，《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为何未向中央请示，就在头版头条发布了这条新闻？《北京日报》更“胆大妄为”，首先公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民意昭然，华国锋、汪东兴无法阻挡，“天安门事件”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恢复了名誉。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稿，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这条新闻稿的标题，主要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许多同志为争取天安门事件平反作出了很大努力。从1976年10月起，到1978年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达两年的过程。上述新闻的发出，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然而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这标志着人们奋斗的目标得到了实现，并为国内外所周知。
发出这条新闻，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三人商定和操作的。我只是投了一张赞成票，是此事的少数知情者之一。由于此事的真实经过至今社会上仍不清楚，而且我见到有关文献的记载与我所知道的实际情况不尽符合，故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前夕，我认为应尽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责任，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写出来，并且希望得到其他知情者的补充修正。
新华社社长曾涛是发出这条新闻的主要负责人。11月17日我整天关注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的反应。
1978年11月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也都是会议的参加者。15日中午，我回到房间准备睡午觉，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说“有要事相商”，要我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进去后见到胡、杨和曾涛，他们告诉我，看到当天《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后，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新闻，并已和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通了电话，林表示同意。他们现在已把新闻稿拟好，事关重要，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划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标题上写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而市委会议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五十字。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调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登出了这条新闻。《人民日报》用的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1976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报纸到了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手中，大家看了都非常高兴。上午8点多我去西北组开会的会议室，在等正式开会的那段时间里，大家兴高采烈，都说这件事太好了。这时候，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大概是忍不住了，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政治局委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事先他一无所闻。当时在场的人几乎同时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就不再出声。
曾涛是发出这条新闻的主要负责人，他这么做是冒一定风险的。当然风险并不很大，因为一定会得到许许多多同志的支持。特别是前三天，即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必须平反讲得明白、尖锐、有力。曾涛发出这条新闻后，受到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同志们的普遍欢迎。我走在路上、在电梯里都听到赞扬声。这一天午餐和晚餐，我都与曾涛同桌。同桌者——我记得一次有江西来的白栋材，一次有新疆来的汪锋，都对曾涛说，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16日晚上，林乎加的秘书高稚兰（他是我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之一）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林乎加看到报纸后，以为新华社发那样一条新闻有什么“来头”，就打电话给曾涛。当得知没有什么“来头”时，他就打电话向华国锋汇报，说标题是新华社自己加的，事先没有同市委商量。华对林的汇报没有讲什么话。
关于林乎加给曾涛打电话这件事，后来有一次：我向曾涛问起时，他告诉我，当时林问他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他没有正面回答而反问说：“这条新闻中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说“没有”，他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11月17日整天我继续关心华国锋有何反应。18日中午，曾涛告诉我，华有一个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活动，说了几句话比较好，这是好的迹象。当天晚上，曾涛又给我来了个电话，说：“现在好了，华国锋转变了，今天他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在电话里我向他道喜，说：“这一下你安全着陆了！”两人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
11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上方登出了《华主席为V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的消息和华的手迹。在这条消息的下面，还发表了一则“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全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新华社电讯”。
我亲身经历的有关“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实经过，现在记得的和能够写出的就是这些。
新华社发这条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立即刊出这件事，从我亲身的经历中，我敢确认是曾涛等三人在没有向中央请示的情况下，下决心采取的行动。他们三个人的行动取得了成功，后来得到党中央正式批准。
是新华社的新闻稿和《人民日报》，才把这个实质挑明，起了一个“拔高”作用。
后来我又对这件事作了一番文献考证。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市委会议闭幕消息中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文字是：“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市委会议的这一段话，写于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20个月之后。华的讲话中直接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一段话是：“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子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把1978年11月北京市委的那段话与1977年3月华国锋的这段话进行比较：
（1）［1977年华］仍然肯定1976年4月有一个“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说这是反革命事件。
（2）［1977年华［明确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说有制造了反革命事件的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