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周恩来报告陈独秀“因病不能来参加大会的原因和对于国际第九次扩大会的决议案的一点意见”之后，王若飞又“多补充了几句”，于是引起向忠发的激烈非难，说王若飞“不应该受别人的影响，代表别人说话”。此后几天，常常有人问王若飞是否代表陈独秀？陈独秀为何不来参加大会？陈独秀为什么说国际牺牲他？等等。王若飞感到有在会上作出回答的必要。因此，他在大会发言讲到过去教训时，作了声明。
他说“我先声明我不是独秀的代表，我不能代表他发表什么政治意见，现在所说的话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第二，独秀同志不来，据我的观察，因在‘八七前后受大毛子严厉的处置，不许他参加‘八七会议，十一月扩大会议也不要他参加，又逼他速走。当时俄国党内又是与反对派争论最厉害的时候，独秀同志以为国际是决定牺牲他以维持中国党指导机关威信，又不放心他在国内，恐他发表言论产生不好影响；他以为到了国际横竖是无用的人，或者还附加一个‘托洛茨基派的名号更辨别不清，所以表示不来，且坚决声明不发表什么政治意见，使党内发生影响。此次国际要他来，他又联想到‘维持党中央威信问题，以为到莫（斯科）亦未必能到大会。”
王若飞对所谓“国际牺牲他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说：“大家不当纯从坏的方面去推想，试从这几天同志们对于过去武汉中央错误的批评来说，假使没有一个办法，怎样能维持以后中央的威信及指导呢。现在我们都知道国际对于独秀同志的希望，并不如独秀同志自己所想象的一样，独秀同志知道这种实际情形后，就看他能否接受国际新的政治路线，若果接受，国际自然不拒绝他回党工作，若不接受，当然不客气地要他出去。”
张国焘的长篇发言
张国焘自11月中央扩大会议受到处分以后，对瞿秋白为代表的党中央极为不满。六大期间，他一有机会就批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6月21日，大会开始讨论政治报告时，他第一个发言。稍后，他又作了补充发言。这两次发言的基调是一致的，都是批评瞿秋白在革命形势对革命任务等问题上的错误。
关于革命形势问题。张国焘在听了斯大林、布哈林、瞿秋白以及许多代表的发言后，他表示同意布哈林的意见。同意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中，存在着不平衡的特点。他说：“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是客观的事实：1.各省革命的发展互有差别。2.各省工农革命势力互有差别。”但是，张国焘由此得出结论说：“此种客观事实，既不能用为忽视城市工人的辩护，也不能用为过干重视散漫不相联络的游击战争辩护。”这里的言外之意，明显的是在批评瞿秋白忽视城市工人，重视散漫的游击战争。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关于局部的直接革命形势问题。瞿秋白的政治报告和一部分同志在大会的发言中，曾提出因革命发展不平衡，有一省数省出现革命的直接形势，实行割据的可能性。张国焘对这种意见提出尖锐批评。他说：“一省革命高潮的现状，现不存在，因此，一省或数省割据之说，目前实属幻想。”张国焘这时的“割据”的概念是混乱的。他一方面说：“割踞的观念，尤其是由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大城市之割据观念，出自于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方式和国民党的革命方式。在现代革命中若无城市工人领导的革命，其成功的可能性甚至微小。”这里他对割据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说：一若说一县或数县的割据的局面，乃是中国统治阶级政权薄弱的地方的农民斗争的一种方式，而不能称之谓割据局面（或可称之谓农民割据）。如有可能，此种方式应尽量发展之。”
张国焘多次批评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强调说：“大吹而特吹暴动，而不切（实）准备暴动，实际是反对暴动。”“盲动主义为机会主义的反动，其危险性甚大，不应忽视”，等等。另外，张国焘还批评了当时的党中央没有积极的领导反帝斗争，特别是反日运动。他说：“反帝国主义为和缓阶级斗争之说，实为误谬。”在反日运动中，“如果我们积极活动”“至少可以领导一部分群众反对国民党和一切帝国主义。”
张国焘的发言，就其内容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说，但有一点是极不正常的，也是很不应该的，这就是他批评瞿秋白的态度，远离了正常的开展批评，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原则，而是采取了讽刺、挖苦，甚至个人攻击的态度，形成了意气之争。
周恩来作组织问题报告
6月30日，周恩来向大会作组织问题报告。周恩来这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在六大召开之前，中央组织局曾要求各地党的组织对党的各级组织状况作一次尽可能详细的统计调查。虽然当时党所处的环境极为险恶，全面及时掌握党的组织情况很不容易，但他的报告仍然是比较翔实而具体的。他的这篇报告，至今仍是我们了解当时党组织的一篇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周恩来的报告共分4个部分。
报告的第一部分回顾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一年多来，党所处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报告指出：自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着名的革命活动家和工农领袖被杀害的就有李大钊、汪寿华、李启汉等数十人。从1927年3月到六大召开之前的一年又三个月中，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0128-343938人。被投入监狱者达4600多人。这期间，工会农会和其他革命群众团体遭受到严重摧残，全国的工会组织，由734个锐减到81个，而且每个工会的人数都很少。但在这样的险恶残酷的环境中，共产党人仍然领导革命群众坚持进行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英勇斗争。
报告说，从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党的六大，党在城市的工厂、矿山、铁路等处，组织和领导了47次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工人34万人以上。党在农村（广东的尚未统计在内）领导了94处农民暴动，有26处夺取了县城。另据六大时的统计，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河南、陕西、四川等省的110余县，先后爆发了100余次的农民武装暴动，参加入数达200万以上。有不少地方在暴动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有不少的县、乡苏维埃政权直到六大召开时，仍然存在并继续领导广大群众同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有的发展成了游击战争。据组织报告说，这一时期建立的市或县苏维埃政权有26个区、乡苏维埃有40个，共计66个。
报告还分析了革命营垒内部各阶级的状况，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缺乏组织性，富农、中农、贫农不同的阶层因经济状况不同而对革命有不同的倾向，贫农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军；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也离开了革命营垒，另一方面，“到现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尚很明显，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危险”；流氓无产阶级的流氓性是破坏一切的，这当然要影响到组织上来。
报告的第二部分分析了党的组织情况。
关于党员人数，报告说，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党员总数有130194人。
关于党各级组织的数目，报告说，全国党的组织有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云南、江西、江苏、浙江、顺直、山东、山西、满洲、河南、陕西、四川等16个省委（其中有的省为临时省委），37特委，400个县委，36个市委，41个区委，138个特别支部。
关于各省党员成分，报告分析：工人与农民之比，大体上为1：8。报告认为，这表明：农村成了党的势力的中心，矿山、城市、铁路党的力量较为薄弱；这样就失去了无产阶级的中心地位。
关于党的组织变化的情况，报告说，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共有55人，到六大前，在白色恐怖下，有10人壮烈牺牲。他们是：中央委员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张太雷；中央候补委员郭亮；中央监察委员王荷波、张佐成（臣）；候补监察委员杨培生、萧石月；还有2人被捕入狱，这2位是：中央候补委员吴雨铭，中央监察委员许白昊；另外有袁达时1人叛党。
报告还讲述了八七会议和临时政治局11月扩大会议以来中央机关的改组与变化的情况，以及各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进行的改组与改造的情况，并肯定其成绩，指出其不足。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分析党在组织上存在的问题。报告指出：在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之下，使我们的组织发生了极大的危险和困难。报告认为党的组织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从党的成分来看，过去是知识分子党员占多数，产业工人很少。八七会议以后，党内又加入了大量的农民成分。党的指导机关也充满了知识分子，
工农同志即是担任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职务，也仍在基层工作，没有实际的参加各级党组织的指导工作。
2.支部生活不健全。支部只是个“党的命令的传达所和宣传机关”，城市支部没有中心工作，乡村支部缺乏中心工作干部人才，党组织没有民主生活。对党员缺乏基本的教育和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