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著名的理财家。他出身于洛阳一个商人家庭，先后协助汉武帝处理政务几十年，从财政经济等具体措施和理论上支持并捍卫了汉武帝的政治主张。他在13岁时就受汉武帝赏识，提拔为侍中，后做到大司农。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又加上他本人纵游幸、营宫室、挥霍无度，以致府库空虚、入不敷出。为了摆脱财政困境，桑弘羊对经济政策进行改革，主要措施有增加赋税，改革币制，盐、酒、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而桑弘羊是参与这些改革政策制定、执行和实施的重要人物之一。汉昭帝时他做了八年的御史大夫，是一位杰出的理财专家。
（一）富冠之地商人之子
洛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和政治古城。自从周公将其作为东征的根据地之后，洛阳就成了周朝统治天下的军事和政治的中心。周平王东迁后，洛阳的地位也由陪都一跃而成为正式的都城，因而其地位也愈加显得重要起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洛阳也成为秦的领地，洛阳城市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成为吕不韦的食邑。所谓食邑，是中国古代诸侯赏赐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古代讲究“受民受疆土”，就是说在封赐土地时，连同土地上的劳动者也一起分封。洛阳不仅是军事政治重镇，同时也是自战国时起就形成的一个商业大市。周公征服殷人后把俘虏的殷人以“顽民”的称号安置在洛阳。周书里的《洛诰》一篇，就是周公对这些顽民的称呼。这些“顽民”是被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的，但是他们总要生存，因而这些人多数都会经商。久而久之，到了战国时期，经商便成为洛阳人的重要职业。中国民间有句话叫做“官商一家”，官商如何成为一家人呢？这乍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在战国时期，一些人经商致富后，就参与了政治活动，逐步步入了朝堂之上。如苏秦、白圭、贾谊等政治家和商人，都是洛阳人。洛阳是当时全国最富裕的地方，经商重财的风气使人们都想经商赚钱继而再进一步谋取其他利益。
桑弘羊就出生在这个富冠之地的一个工商奴隶主家庭。
由于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为桑弘羊立传，所以我们无法知道桑弘羊的详细家世。只知道他出生在洛阳商贾家庭，并且在尚未成年的时候就已荣升为天子的侍从之臣。
由于深受地域和家庭风气的影响和熏陶，桑弘羊从小就对商业经营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对古代著名的商人白圭、子贡等也十分推崇。但他却没有继承父业去经商。桑弘羊十分善于心算，这也是他少年得名的原由所在。在大多数人用算筹的时代，一个13岁的少年已经擅长心算，这虽然与他出身商人世家有关，但也有天赋在其中。鉴于此，桑弘羊13岁便被选为侍中，进入长安宫廷，长期跟随在汉武帝左右。
侍中是在原有官职上进行加官以后的职官，上至列侯、将军，下至太医、郎中，都可以加官为侍中。当了侍中，就可以经常出入禁宫，接近皇帝。在汉代，一般以丞相为首的官僚系统负责处理国家事务，但其中的官员却不可以随便进入宫廷面见皇上。而当了侍中就可以伴随在皇帝左右，因而很受大家重视，成为升官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被加官为侍中的，一般都是贵族子弟和著名的儒生，其余的人很难做到。那么，当年仅有13岁的桑弘羊，既非贵家子弟，也非名儒，他怎么能当上侍中呢？大多数学者认为桑弘羊是通过赀（訾）选为郎的。也就是说，是通过买官的手段进宫，然后借助心算 的本领被加官为侍中的。但也有人认为：很可能少年时期的汉武帝听说了桑弘羊心算的技能，于是召他入宫伴读。加以侍中的虚衔，是为了方便他出入皇宫。西汉时期，为官入仕的途径一般有以下几种：一种是由官员举荐。而举荐也只有像郡太守、诸侯王这样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吏，才能有举荐的权利，而借此机会，他们当然会推荐自己的子弟，因此，桑弘羊不会有这种机会；另一种是拿钱买官，也就是“入粟补官”，桑弘羊作为商人的儿子，其家庭有能力这样做，他大概就是走的这条路，在他13岁的时候，他家就为其花钱买了个侍中。买官这种现象在汉武帝时很常见。被加官为侍中的，往往是一些有才干的青年，如卫青、霍去病、霍光、桑弘羊这些以后的文武大臣，都曾当过武帝的侍中。汉武帝的这些侍中，并不仅仅是帮助他做点身边的琐事，也与他商量一些军国大事，遇到大臣与他的意见不合时，还常常让他们出面与大臣们进行辩论。如元朔三年（前126年），汉武帝为了抗击匈奴的侵扰，决定在河套筑朔方城，御史大夫公孙弘多次上书反对，汉武帝就让侍中朱买臣等人与公孙弘辩论，说服了公孙弘，使他转变为筑朔方城的积极支持者。
（二）出生问题
桑弘羊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他究竟活了多大年纪？这个问题学者们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桑弘羊出生于景帝五年（前152年）；有的认为他出生于景帝四年；还有一种认为他生在景帝二年。从有关论述看，这三种观点都依据两条记载：一是《史记·平准书》：“（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一是《盐铁论·贫富》所载桑弘羊的自述：“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这两条材料都认为桑弘羊13岁时开始做官，而他的自述又有着明确的历史年代，乃是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的发言，所以从逻辑上说，只要能考订出其“六十有余年”的确切年数，由此上推，就完全可以确定桑弘羊的生年。
如果桑弘羊生于汉景帝前元五年（前152年），在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为侍中，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被杀，享年73岁。这样就应了《盐铁论·贫富篇》中桑弘羊的自述了。因为他所说的“六十有余年”，即为13岁服官后“获禄受赐”之年数，而桑弘羊与贤良文学辩论时，为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由此上溯至武帝建元元年，恰恰为六十年。
马元材在《桑弘羊年谱》一书中认为：桑弘羊生于公元前152年，如果把“六十有余年”理解为“谈话时约略之词”，实际只有六十年。“不必真有六十几岁，始可谓之六十余年”，这种说法是说不通的。症结就在于忽略了武帝即位是在建元元年的前一年，因而断定桑弘羊年十三进宫是在建元元年。
李运元先生也辨析说：桑弘羊是善于心算的，精于计算数字，因此他所说的年数绝不会含糊夸大，也绝不可能把“六十年”说成“六十有余年”。正因为如此，所以特在其后加上一个在语法上表“已然之事实”或“言者语意之坚确”的助动词——“矣”字。但即便如此，所谓“六十有余年矣”，究竟是指六十一年还是六十二年，甚或六十三年（由于是考证余年，故六十四年基本没有可能），我们也仍然难以确定。
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史书中没有记载桑弘羊侍从过景帝，因而桑弘羊的入仕只能在武帝即位初年。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史书也没有记载他侍从过景帝，所以他的入仕也有可能就在景帝时期。王利器先生曾提出：“桑弘羊是在汉景帝后二年（前142年）以赀为郎的。”这种看法值得人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