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绝属刘勰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心雕龙》是一部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专门著作。它总结了齐梁以来各种文体的写作经验，使之上升到文学理论层面，而且还运用这些理论对各个时代和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是一部世界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文艺创作理论集大成之作。历代学者论文、论诗之作，如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刘熙载的《艺概》，无不受《文心雕龙》的影响，《文心雕龙》在继承先秦、两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系统的文体理论、批评理论、创作理论和美学理论。它不仅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美学史上也处于重要地位。
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深得文理”、“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和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清朝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并称中国文史批评三大名著。它的作者刘勰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
（一）走入定林
刘勰（约465—520年）的生平在《梁书》和《南史》里都有记载。《梁书·刘勰传》：“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东莞莒人”说的是刘勰的祖籍。南北朝时的北方政治****，导致了长期的战争与杀戮。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为了避祸，大批的士族和平民被迫南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南渡”。当时处在这种地理位置上的莒地自然无法摆脱这样的情势，于是刘勰的先人就举家迁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尽管他们保持了东莞郡莒县的户籍，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但已经是身居异地了。
刘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定林寺。刘勰虽身兼数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早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终生未娶。他的祖父叫刘灵真，除了《梁书·刘勰传》提到“宋司空秀之弟也”以外，不见其他史传记载。刘秀之是宋代司空，官位仅次于丞相，然而刘灵真这一系已属旁支远族了。据王元化先生的考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
两晋南北朝时期，士庶之别非常严重。不过，虽然整个六朝时期士庶观念严格，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还是有所缓和的。而刘勰出生的时代就是士庶区分有所缓和的时期。也许正因如此，就在刘勰出生前后，他的父亲刘尚开始步入仕途。到刘勰5岁左右，也就是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年）前后，刘尚升任越骑校尉一职。乃一武职，官阶四品。这对刘勰的童年应该是有很大影响的。另外，宋明帝于泰始六年（470年）设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并设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同时“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南史·宋本纪下》），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也会影响到刘尚对幼年刘勰的教育。
在刘勰7岁时，他做了一个对其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美梦。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追忆他所做的梦：“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他梦见了一片五彩祥云，犹如锦缎般美丽，便“攀而采之”。显然，刘勰之所以有如此吉祥的美梦，是因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正是儒家建功立业的思想。然而，这样的美梦不但没有实现，还发生了一件让他备受打击的事情。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年），其父刘尚在一次保卫首都建康的战斗中战死，刘勰那一年才8岁，这一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梁书·刘勰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从父亲去世到20岁左右，刘勰在发奋读书中度过了自己从少年至青年的这段时光。
479年4月，萧道成即位，是为齐高帝，历史进入了齐代。萧道成13岁就接受儒家的教育，研究《礼》及《左氏春秋》。因此他即位以后，便重用擅长《经》《礼》的王俭，从此君臣唱和，儒学大振。建元四年（482年）正月，萧道成设立国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南齐书·高帝纪下》），崇儒重学之风吹遍全国。第二年三月，齐高帝萧道成去世，太子萧赜即位，是为齐武帝。他更是承继高帝之风，为儒学之兴推波助澜。他不仅仍重用王俭，而且优礼有加。上行下效，一时形成所谓“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南齐书·刘瓛陆澄传论》）的盛况。当此之际，少年刘勰所受到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萧齐政权一方面弘扬儒学，另一方面对佛教也是极为重视的。齐武帝萧赜刚刚即位之时，皇太子萧长懋便将当时的大乘佛学名僧集中于宝地禁苑“玄圃园”安居，表现了对佛教的顶礼膜拜。齐武帝即位的第二年（永明元年，即公元483年），被封为竟陵王不久的萧子良召集名僧，开设讲坛；佛徒高僧济济一堂，形成沈约所谓的“旷代之盛事”（《为齐竟陵王发讲疏》）。萧长懋还以皇太子之尊，萧子良则以竟陵王之贵，拜定林寺僧柔及僧远等人为师。这对刘勰的思想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后来刘勰在这一点上，认为儒道佛三教的精神价值观念可以互融，而佛学可以修正中国传统儒道二教的不足之处，具体说来便是精神蕴涵不够深入、耽于世俗的弊端。刘勰在《灭惑论》中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故能拯拔六趣，总摄大千，道惟至极，法惟最尊”。在刘勰看来，儒、道、佛在“道”的问题上是可以相通的。不过在《文心雕龙》中，主导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
永明四年（486年）前后，也就是在刘勰20岁左右，他的母亲也去世了。永明八年（490年）前后，刘勰来到京师，举步踏入钟山名刹定林寺。依身沙门僧佑。暮鼓晨钟，青灯黄卷，这是弱冠之后刘勰的主要生活内容。
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所藏，勰所定也。”“积十余年”，意味着刘勰几乎全部的青春时光都是在定林寺度过的，而沙门僧佑则成为这一时期刘勰生活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人。
据梁代慧皎《高僧传·僧佑传》记载：“（僧佑）年数岁，入建初寺礼拜，因踊跃乐道，不肯还家。父母怜其志，且许入道，师事僧范道人，年十四，家人密为访婚，佑知而避至定林，投法达法师。达亦戒德精严，为法门梁栋。佑师奉竭诚，及年满具戒，执操坚明。初受业于沙门法颖，颖既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佑乃竭思钻求，无懈昏晓。”僧佑俗姓俞，他不仅是佛学大师，精通佛理，而且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读过很多儒家经典。幼年时期，父母带其入建初寺礼拜，便表现出对佛教的浓厚兴趣，竟至不肯回家。父母只好从其所愿，任其出家入寺，奉僧范为师。父母本以其年幼任性，未必真心向佛，所以当他14岁以后，便私下里为其订下婚事。谁知当他知道以后，便逃到定林寺，投靠法师法达。法达乃是定林寺创建者昙摩密多的弟子，其“戒德精严，为法门栋梁”（《高僧传·僧佑传》）。僧佑竭诚奉事法达，更加执操坚明，其家庭亦莫可奈何了。年满具戒以后，僧佑又受业于律学名匠法颖，随侍尽心二十余年，“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高僧传·僧佑传》），成为佛家律学名僧。法颖去世后，正值竟陵王萧子良倡隆佛法之时，僧佑自然经常被请去讲律，听众常达七八百人之多。从这些记载来看，僧佑是一个具有虔诚宗教情结的人，对佛教典籍的钻研达到了痴迷的地步，曾编有著名的《弘明集》，同时多才多艺，人格高尚，在朝野广受世人景仰。这无疑对刘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刘勰跟随僧佑十余年，所受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比如，《梁书·刘勰传》说刘勰“家贫不婚娶”，其实“家贫”可能只是原因之一，而僧佑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不过，从刘勰居于定林寺十余年却并未出家来看，虽其“信佛”之心固然不假，却未必仅仅因为一般的“信佛”而“不婚娶”，倒是与之朝夕相处的大德高僧僧佑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
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年），僧佑奉命到江南讲佛学，并修建庙宇，收藏佛经。当时定林寺是南朝一个佛教中心，藏书很多，刘勰在那里一方面帮助僧佑整理佛经，一方面在那里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等文学著作。这样他不仅精通了佛学，对于儒家的经书也非常倾心。永明十一年（493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刘勰作为僧佑的得力助手，帮助他整理佛经、厘定文献、区别部类、造立经藏、撰制经录，“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僧佑《法集总目序》）。由于博学多才，寺院不少僧侣碑志，也多出自他的手笔。至今在定林寺中仍留有巨碑“象山树”三个篆字。
（二）年梦随孔子
齐明帝建武五年（498年）前后，已逾而立之年的刘勰又做了一个美梦：“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寝，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文心雕龙·序志》）他梦见自己手捧红色的祭器，跟随孔子向南走。梦醒以后，他感到非常高兴。以为孔圣人向他招手，更坚定了他著书立说宣扬儒家经典的决心。于是他便开始写作《文心雕龙》。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孔子的崇拜和对儒家经典的重视。他的《文心雕龙》正是以儒家经书做依据的。刘勰身居佛寺却未出家而又梦随孔子，这与他的人生理想有关。他在《序志》篇中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辨哉？不得已也。”
而关于著书立说的具体方向的问题，刘勰在《序志》篇里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悦，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意思是要阐明圣人的思想，最好的途径当然是给经书作注解，但是东汉的马融、郑玄等大儒已经作了精深的阐述，自己即使在某些方面仍有一些深入的见解，也难以自成一家了。然而，考察文章的作用，其作为经书的辅佐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祭祀、丧吊，还是朝觐、阅军，抑或婚嫁、冠礼，各种仪节都要靠文章来完成，国家的政治、教化、礼乐、军事、刑法、经济等等一切政务，无不靠文章来实施，至于君臣之间的沟通，军国大事的阐明，当然更离不开文章了。刘勰认为，产生如此广泛而重要的作用的各类文章，无不来源于儒家经典，正是这些儒家经典，才为后世文章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也为后世文章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所以，“论文”同样可以向儒家经典靠近，也就可以完成圣人的重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