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对第一阶段的动员史实有较大改动。一，模糊武力背景，将土改单纯叙述为农民觉醒的结果。其实当时北满地区整体处于我军控制之下，珠河县亦驻有正规部队。1946年5月初，“哈东人民保安大队马克正即派朱玉忠到元宝镇组建了区中队”，区中队最初组建时有11名队员，很快发展到21人，并曾出击剿匪（未胜）。[刘文：《人民武装围剿柴喜林胡匪》，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52页。]共产党区中队是元宝镇的事实控制者，总政工作队的土改实得力于区中队及保安大队的武力保障。然而小说未提及区中队，小说中元茂屯获得的第一点武装是工作队借给赵玉林的一枝匣枪。这不合史实。同时，小说还将东北我军的严重失利改写为“节节胜利”。对此，在1948年《暴风骤雨》座谈会上，评论家周洁夫即表示质疑：“书中是写一九四六年六月到八月这一时期的。当时我军方从长春撤出，除了新站一役之外没有打什么大仗，正是我军积蓄力量的时候。书中提到我军把敌人打得抬不起头来，和当时的情况不符，读到这里的时候，使人有不真实之感。”[《暴风骤雨座谈会记录摘要》，《东北日报》1948年6月22日。]两种看似相反的改写，要么淡化武力，要么略去现实中农民因为局势不“明朗”而产生的动摇，都可以使读者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思想之“觉醒”上来。二，小说还“漏写”了工作队对思想动员的不甚重视。总政工作队在元宝镇更用力于具体组织工作，对思想工作则不甚用力，未组织过诉苦，亦未开过斗争会。这其实是政策不允许的。1946年7月10日，黑龙江省工委在给各县委的通知中，明确批评不经过斗争（讲理）会程序的“和平土改”，强调让农民经过“清算”，从道理上“理直气壮”：
群众起来斗争之后，地主惧怕斗争，惧怕群众杀他的头，纷纷要求自动交出土地，或请客赔不是，我们对地主这种自动交出土地的态度，应该是明确的拒绝方针（并说明你不欠谁帐，不缺谁钱，为何随便要你的土地）。因为和平分地，有如下坏处：甲、增加农民对地主的幻想，且中地主奸计，只要有机会，地主即会将地收回。乙、经过清算分地，农民是理直气壮的，地主不仅交出了地，而且他处处理亏，不杀他还算便宜，农民分得地是千该万该的；但地主自动交出，和平分掉，则是相反形势，农民占了地主便宜。[《中共黑龙江省工委关于清算分地斗争中的问题的意见》，《土地改革运动》（内部发行）（上册），黑龙江省档案馆1983年编，第28-29页。]
总政工作队这些不“规范”的做法，后来都被周立波“纠正”了。但在小说中，萧祥（以萧文达为原型）在前两个月虽然未正式开过斗争会，但一直在为解决农民的“思想问题”而烦恼，甚至还“纠正”不愿意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的文书刘胜（以周立波自己为原型）。三，小说对“穷头”的动员完全由“萧文达版”调整为“周立波版”。在现实中，萧文达鼓动农民“夺袍上位”，明确地诱以权力。这种方式见效快，但暗含着党与农民的利益交换（我帮你夺权，你效忠于我），会损害阶级正义与革命认同。小说则无此风险，萧祥始终在使用“苦害”、“苦水”等似旧实新的词语和农民“唠嗑”。萧祥话不多，但多是启发性的，能将农民“导”入马克思主义“大历史”，如：“你们谁当过劳工？”“大伙寻思寻思吧，地主当不当劳工？”“老田头，今儿你把苦水都倒出来吧”，“我再问你们，韩老六压迫过你们没有？”因此，小说也召唤乡村“隐藏”的私人苦难事实，但坚决割断了它们与权力原欲的关联，而将之导引至革命之路。如此改写，就使阶级“大历史”与“隐藏的历史”的复杂“相遇”变得“不透明”，二者之间的相互利用就悄悄地被叙述成了革命对于乡村的收编。
更重要的改写是对工作队/农民关系的再现。从现有史料看，萧文达不是知识分子，也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易于将农民想象为等待拯救的垂死之人，甚至是苦觅真理的人。他们知道农民精于利害判断，是在自身条件限制下和给定时局中不断寻求机会的理性个体，“即使突然参加‘造反’，也并非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别人的思想体系中去。”[[日]竹内实：《解剖中国的思想》，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要使农民投身风险甚大的土改（可能遭还乡团报复），必须给出看得见的利益，萧文达之“妥协”即因于此。但在周立波的笔下，农民显得并不那么精明，多数成了认识模糊、等待被启发的群众。这是作家预设启蒙/被启蒙关系模式的结果：党/工作队是拯救者，农民是被拯救者。考以史实，这多有叙事想象之色彩。其实农民群体是非常复杂的，或有从物质到心灵皆需被拯救者，但不在此列者亦在在皆是，譬如有人根本不“买”共产党的“帐”。据郭长兴回忆，1946年春元宝镇平分日本开拓团土地时，有一吕姓农民就无视共产党的“法令”，霸占了土地20多垧（约300亩）。为此，区中队队长朱玉忠上门交涉，双方发生了冲突：
“我家占地咋的了，地是日本人的地，小鬼子败类了，谁抢归谁，这事谁也管不着！”“管不着，我问，现在这儿是谁的天下？”“不管是谁的天下，反正是日本人扔下的，我占了就是我的！”……朱队长微微一笑说：“告诉你，共产党的天下，就是共产党说了算，中共中央东北局最近发布了命令，‘东北境内一切日伪财产，开拓地，满拓地及日本人和汉奸所有地，应立即无代价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和贫民所有。’这是共产党的法令，你吕老虎敢违抗吗？”吕老虎毫不在意地说：“我不管什么东北局什么西北局的，我就不交，你能把我咋的！”[郭长兴：《元宝镇土改时期的分地情况》，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74页。]
结果，朱队长凭借区中队20多条枪制服了手持粗木棒的吕家父子4人。这类农民愿听革命道理吗？答案不言而喻。还有一类农民看似颇喜革命，但实际如何呢？细读当年东北土改文件，可频频发现警惕土改被农民利用、或要求利用其利用的文字，如1947年9月绥宁省工作指示说：
工作队去后，首先接近我们的所谓积极分子，有不少是流氓和二流子。他们会说能活动，见了我们一时表现很亲近，斗争对他们有利时，也能站在前面积极地干，检查他们家庭确实穷得无衣无食，但他们不是真正劳动受苦的人，习惯游手好闲的生活，因而私欲心特别重，善于投机取巧。今天对他有利时可表现积极，明天情势不好很快消极，因此他们不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农会的领导权若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工作是表面好，实际是不巩固、无内容的，更不可能引导农民在得到利益后，积极走向生产方向。对他们的方针，只可利用而不可重用。[《绥宁省群工会议关于土改中几个问题的结论》，《土地改革运动》（内部发行）（上册），第87页。]
此类农民也不是有待被“拯救”的农民，因此，小说同样将他们一笔“抹去”。那么，被选上的“穷头”们就一定是被拯救者吗？这不难从郭长兴的回忆作出判断：“（小王）说是陪我放马，再唠唠闲嗑。但我心里有数，这是向我来了解情况的。一开头还真象唠闲嗑，姓什么，家里有什么人呀，都有啥家务，几间房子，几垧地，当我一一答完后，小王高兴地照我胸脯打了一拳：‘哎呀！我没看错，真是个穷哥们，那就是一家人了，别外道，我问啥，你就得照实说，别糊弄我……’我和他觉得挺亲的，就回敬了他一下，用右手掌使劲拍了他的左肩膀一下：‘小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是灶王爷上天，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高兴地抱住我，我俩哈哈地笑起来”，“我边想边回答。我一说他就拿笔在小本上记。每讲完一个他就使劲地点头，表示非常满意。”[郭长兴：《我和<暴风骤雨>——回忆半个世纪来郭全海伴我走过的路》，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102-103页。]明显地，郭长兴并未觉得自己在被“启发”，不过是认为小王在向自己调查/请教情况。其实，农民大都饱经苦难，有明确的自我选择能力，“在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上是非常精于权衡利害的”[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他们会从自身的利益收支来权衡是否利用土改这一外来机会。这是他们作为利益主体的必然，然而在小说中，农民大都成了头脑迷茫/幼稚的待启发者。甚至，为了强调农民的幼稚、愚昧，小说还专门“创造”了工作队第一次动员会的“意外的失败”，结果刚发表就受到了读者批评。[小说专门设计了一个“意外的失败”的斗争会，发表后立即受到读者质疑，“这个会不可能开得这个样子——溜得落花流水。在未开辟工作的地区，初次召开一个群众会，他（群众）决不敢说，我有什么事儿，我有什么什么事儿，而一个一个都溜了。……立波同志虽久居乡村，但这几点，表现了深入群众还是不够的。”见《霜野来信》，《东北日报》1948年2月23日。]显然，小说“涂擦”掉了农民在苦难之上的与马克思主义未必相干的生存逻辑。
对第一阶段动员的改写将乡村“隐藏的历史”非透明化了。阶级“大历史”主导了叙事，而农民之主体性则被“涂擦”掉，被改写成有待于被填充、被赋予的空白客体。这种改写方法在第二阶段同样体现。元宝镇第二阶段的动员因主要由周立波主导，比较规范，因此实录成分较浓。但由于启蒙/被启蒙的预设结构，仍有两点改动。其一，放大了动员难度。其实，工作队找“穷头”难，但找一般积极分子并不难。郭长兴回忆，“要串联那些和我一起放马的小马倌加入农会，这个活对我来说并不太难，只要把萧队长讲的那些斗地主翻身得解放的道理一说，他们就会同意加入农会。”[郭长兴：《我和<暴风骤雨>——回忆半个世纪来郭全海伴我走过的路》，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102页。]但小说将动员一般农民写得极难，农民思想总是不能“打通”，几次会议都半途而废。其二，小说中农民最终都“觉醒”了，但据现有史料，不被动员、不愿“觉醒”者亦比较普遍。不单普通的农民，就是农会干部，在运动比较深入后，也往往和党发生分歧。当时在阿城负责土改工作的安志文反映：
很多地区的基本群众，到现在还是认为砍挖运动是“国策”，是“共产国家”给穷人解决困难，对警察、特务、伪人员仇恨，对地主的剥削和花招认识不够，仇恨不深。如白城南阳村积极分子开会讨论对恶霸地主建军头子关景奎（自有地四十垧，租种地五十垧，中央胡子八军连长）如何处理时，农会主任边喜元认为：关景奎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他住关景奎的房子，关不要房租，坏处是关强奸了他的妺子（另外还欺负了六、七个妇女）。他给关干活，其他劳金赚七十元，只给他四十元，但是边喜元认为关的坏处并不稀奇，而对关不要房租，则感恩不尽，并说他“发了慈心”。[安志文：《阿城县深入砍挖运动中的三个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内部发行）（下册），第175页。]
甚至直到2005年，元宝镇有些农民还认为当年地主“一块豆腐切两半吃两遍”，无甚罪恶。[蒋樾、段锦川：《暴风骤雨》（纪录片），2005年摄制。]但这类“认识不够，仇恨不深”的农民，在小说中最终都销声匿迹。
对第三阶段动员本事的改写则明显增多。最明显者，是有关斗争（诉苦）会的再叙。何以必须开斗争会，自与动员有关，但其实还另有考虑，即土改领导层要求工作队通过斗争会这类“非常”手段，撕破农民与地主间的“脸皮”，使农民失去“周旋”空间，彻底倒向共产党。此即周立波称周家岗“七斗”王云才“是斗争的需要”[周立波：《深入生活繁荣创作》，《红旗》1978年第5期。]之本意：往往农民已经“觉醒”，但斗争会仍须继续。对此政治策略，小说未如实说出。同时，斗争会的成功也被完全描述为农民觉醒的结果。然而史实或许令人尴尬。据当地人记载，斗争陈福廷时一度场面冷清，农民担心斗不垮反遭报复：
于贵文控诉完了，群众并没有太大的反响，大部分人都在注视着区委们的态度。这小子虽然罪大恶极，血债累累，可他毕竟参加了区中队，打“胡子”还受过表扬，工作队能收拾他吗？周立波了解群众的心理，他站起身来对林蓝说：“现在是我们区委表态的时候了。”他大步流星走上台，用他那半生不熟的东北话讲道：“对这样死心塌地为日本鬼子卖命效力的坏种，我们不能饶他。”下边一阵骚动，偶尔听到一两句“打倒陈福廷！”的口号声，他接着说：“这样的人呢，已经不是我们区中队的队员了”……[李万生：《周立波在元宝镇》，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30页。]
显然，关键不在于道理，而在区委会/权力。这意味着，经过反复“教育”的农民仍然冷静异常，坚信中国社会亘古未变的“元规则”：道理服从权力（暴力），掌权者说了算。如果陈福廷的“保护伞”强势保他，他日后必会是赵多多式的人物，农民岂敢妄动（有血债者甚至不敢上台控诉），但权力（区委）真的抛弃了他，农民就会迅速报复：“（大家）对周区委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紧接着那些受害的家属一个接一个的上台控诉。有的老大娘边说边哭，用手撕打陈福廷。”[郭长兴：《我和<暴风骤雨>——回忆半个世纪来郭全海伴我走过的路》，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110页。]遗憾的是，小说无意再现这种“典型”场景，相反，周立波将韩凤歧的被斗倒主要叙述为农民自身阶级觉醒与道德愤怒所致。[周立波设计了一个韩老六毒打小猪倌的情节（现实中并无此事），作为农民觉醒、愤怒的最后推动力，但这种写法受到怀疑，舒群说：“地主打小猪倌是书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必然性写的不够；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时候打小猪倌呢？否则，农民能否起来斗争呢？”见《暴风骤雨座谈会记录摘要》，《东北日报》1948年6月22日。]小说因此与乡村“隐藏的历史”擦肩而过。此外，现实中斗争会喊口号其实是事先安排，[郭长兴回忆，“区委书记韩惠最后宣布：区工委完全同意群众的意见，对罪大恶极的汉奸陈福廷处决、枪毙！群众听到这个决定后立刻全场像开了锅的喊起口号来：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翻身不忘共产党！打倒一切反动派！这些口号都是我按周立波同志事先安排教儿童团喊的。”见《我和<暴风骤雨>——回忆半个世纪来郭全海伴我走过的路》，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112页。]但小说改写为会场群众自发的阶级情感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