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方奇/河南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孟伟伟/河南平顶山学院文学院讲师
1980年，一部完成于1955年的儿童题材电影《祖国的花朵》，被授予第二届（1954-1979）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时至今日，这部电影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依然广为传唱，家喻户晓。这部电影的编剧林蓝是当代著名的作家、电影编剧。
林蓝作为出身于延安时期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文艺工作者，在小说创作方面卓有建树，与先生周立波一起，以中国当时广阔的土地革命和农民解放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小说。新中国成立后，林蓝进入文化部剧本创作所、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作了《祖国的花朵》（1953年）、《赵小龙的故事》（1958年），六十年代创作了《暴风骤雨》（1960年）、《宝衣》（1961年）、《红军桥》（1964年），八十年代创作了《神奇的谷种》（1980年），《童年泪》（1984年）。
林蓝的小说创作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和突出的个人风格，较多地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林蓝的电影剧本创作，由于多种原因，较少有人提及。如前所述，林蓝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专注于电影剧本的创作，在五六十年代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她是新中国电影，特别是“十七年”电影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对于林蓝电影剧本创作进行研究。既可管窥新中国电影的时代风貌，也能让我们认识看到这位出色的人民电影编剧独特的精神特质与创作风格。
一、乡土与农村：难以离弃的创作题材
研究林蓝的文学创作，要从周立波说起，这不仅是因为林蓝与周立波革命伉俪的身份关系，更是因为二人在文学创作上有诸多相通之处。周立波文学创作所凸显的农村情结和革命意义在林蓝的作品中也多有体现。1960年，林蓝将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改编成同名电影剧本。出于凸显矛盾冲突的电影创作考虑，剧本对原作进行了情节上的变动，将原作中赵玉林与韩老六、郭全海与杜善人的两组人物冲突做了集中，但是就影片的整体风格来说，是对周立波原著的忠实还原。
林蓝的剧本创作除了《暴风骤雨》是小说改编以外，主要以儿童电影和农村题材电影为主。林蓝最为人熟知的剧本是《祖国的花朵》，这是一部展现新中国城市儿童学习和生活的电影，这部作品是林蓝的第一部电影剧本，也是林蓝结束在东北清算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的工作，定居北京进行剧本创作的开始。在林蓝的所有作品中，只有这一部是以城市为题材的，她的多数作品主要以农村题材为主。六十年代，林蓝根据自己参加东北土改运动，创作了以反抗压迫为主要故事内容的的《宝衣》和《红军桥》、八十年代的《神奇的谷种》和《童年泪》，都是以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时空环境。
受时代需要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林蓝农村题材的剧本主要以土地改革、反霸反特、农民解放作为主题。但是，由于林蓝长期在农村生活、与农民打成一片，并对农村和农民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她的作品突破了纯粹的政治斗争表现，把政治斗争和主要人物放在真实且富有生活气息的农村生活中展示，找到了创作风格和时代主题的最佳结合点。
我们现在读林蓝的电影剧本，政治的主题随着特定时代的远去而变得不再具有吸引力，但是，洋溢在作品中的生动且极富地方特色的民间叙事特征，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越时代的魅力，具有了某种乡土文学的文本之美。这种美集中体现在民间语言的生动运用。在林蓝的剧本中，她能够灵活且贴切地运用湖南、东北和河南方言。林蓝的作品中，美术片剧本《宝衣》、《红军桥》和《神奇的谷种》的人物多用湖南方言：
“毛委员讲，”红军干部拍拍腰间的盒子枪，向村人们说，“有了枪杆子，才能有印把子，有了枪杆子和印把子，地主老财就得怕我们黑脚杆子！”
村人一片喧嚷，议论起来：“是这个理呀！”
“冯财主就依仗他崽是保安队长呀！”
“眼看着黑狗子把我们的谷挑走，不就怕的是他那杆枪吗？”
穿抹心子的后生和细妹子分开人群，来到红军干部面前，那后生子热切地向红军干部道：“红军同志，我们冯家冲的作田人要也有枪，能让他冯财主把家家抢个米坛子朝天么？”[林蓝著：《神奇的谷种》，《林蓝作品选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林蓝创作了《童年泪》，这是一部反映林蓝家乡——河南省汝州市的农民饱受压迫、逐渐觉醒的故事。故事以李鸟一家人在地主周大堂的压迫下的家庭悲剧为主线，是林蓝晚年的代表作。林蓝在《童年泪》中唯一一次有意识地使用自己的方言——河南汝州地区的方言，将那个时代的农民的生活描摹得细致生动：
“二杆子，”喂猪的老张头笑着说：“你不要不知足，咱扛长工的本是早上汤，晌午糠，晚上对碗照月亮呀！”
“要不是俺有个瞎眼的娘，”二杆子忿忿道，“俺早奔八路去了！”
“可不敢瞎咧咧，”老崔头担心地望一眼屋门：“看叫王没牙听见！”[林蓝著：《童年泪》，《林蓝作品选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林蓝在使用方言时，能够跟人物性格和身份自然地结合起来。剧中的方言多数是出自农民之口，方言的使用，使这些农民身上有了某种由语言所体现出来的原始的民间的生命活力，也使林蓝的剧本呈现出新的审美意蕴，而这种审美意蕴，超越了政治主题的时代性，使其作品至今仍具有独特的民间审美的空间。
二、时代与自我：创作主题的双重解读
林蓝电影剧本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十七年”（1949-1966）电影时期。与其他产业一样，在经历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电影企业作为新兴艺术生产力的载体，也被纳入国营体制之中，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早在延安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确立的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概念、逻辑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社会主义人民电影的基本方向。林蓝的创作，在新中国伊始，就体现出与这一方向的高度统一。
林蓝1920年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1937年，她千里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工作。她的创作思想，在延安时期就得到洗礼和考验，实现了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高度统一，并在她创作中自觉履行。她1945-1949年在东北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和反霸斗争的工作经历，又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新中国建立，作为久经考验的文艺革命战士，她的创作体现出鲜明且正确的政治倾向，以及熟练且极富个人特色的创作类型、话语逻辑和创作手法，成为十七年时期电影的典范。
“十七年”电影时期，林蓝的电影紧扣时代主题，时刻与党的文艺方针保持高度的统一，《祖国的花朵》就是典范之作。1950年，文化部电影局召开第二届行政扩大会议，首次提出拍摄儿童片的任务，但是，最初的创作并不顺利。在1950-1953年期间，只有《表》、《三毛流浪记》和《为孩子们祝福》三部儿童题材影片，这三部影片表现出新旧时代交替的印记，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但是，这些影片由于未能真实地、艺术地表现出新时代儿童的新思想、新品质，也广受批评。1952年，林蓝接受了儿童电影创作的任务，她以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式，和一种近似记录的真实电影风格，使这部电影成为新中国十七年儿童电影的典范之作。本片以少先队队长梁惠明帮助不爱学习的江林和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杨永丽进步为故事主线，“开拓了新中国校园题材的表现领域，塑造了新时代的儿童形象，还因为它构建的校园题材的叙事话语和书写格式：‘好孩子帮助有缺点的孩子’、‘先进学生帮助后进学生’，以及‘个人服从集体的集体主义教育思想’引领与契合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理想和生活现实”[张震钦著：《<祖国的花朵>：校园叙事话语的构建及其影响》，《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
《祖国的花朵》之后，随着政治对文艺的强烈干预，评价电影的政治指标压倒了一切，林蓝的创作，也在1958年的《赵小龙的故事》之后，转入了以政治斗争和农民解放为主，《暴风骤雨》、《宝衣》、《红军桥》就是这一转变的集中体现。这些作品都以湖南农村的阶级斗争作为主要故事情节，坚持以表现阶级斗争、歌颂党和无产阶级为主题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