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合作化时期还乡定居之前，周立波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乡土作家。尽管他出身于农村，也写过农村的土地改革。杨义说：“周立波和丁玲、欧阳山等早已驰名的作家一道，在解放区文学中开拓了一条不同于赵树理、孙犁、马烽等本土作家的创作途径，即以异乡干部的身份深入农村社会运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从农民中汲取经验、智慧、情感、语言、直至灵感，以改造自己早年也许是带点欧化意味的艺术个性，把带有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的艺术风格换成平易质朴、在开阔刚健中难免带点粗糙的时代群体风格。”[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7页。]这就是说，从延安到东北，周立波的身份主要是外来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对其创作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他的乡土观念，或乡村生活积累，而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所要做的，主要是如何用自己的创作去适应、配合这场革命。他之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业题材，也是出于同样的背景和动机：“我曾听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的传达，受了启发，一进城，就想了解和反映工人生活和工业建设。”[周立波：《〈铁水奔流〉的创作》，《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60页。]然而，这种完全无视创作主体的自身条件，仅带着鲜明的政治功利目的去“深入生活”是失败的，周立波总结说：《铁水奔流》“虽然写了四十多个人物，但给人印象都还模糊，这是因为我对于人的观察还不够的原故。”[周立波：《〈铁水奔流〉的创作》，《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60页。]
周立波走入他一生的辉煌顶点，并成为十七年乡土文学的一座高峰，应得益于他在农业合作运动中的还乡。
建国后，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更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全面展开。一些出自乡村的作家干脆选择还乡，打算以故乡做长期的创作基地。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兴起，毛泽东为知识者的滞后于革命高潮而不满，他写道：“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8页。]为此，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号召，要作家去“迎接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这无疑为作家还乡注入了兴奋剂。同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作家，艺术家们，到农村中去》。除了动员作家下乡，还从专业层面分析说：“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在过去两年内已经产生了一些，其中虽然有不少是单调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得到群众欢迎的收获。但是无论从数量和质量来说，已有的成绩都还是不能令人满足的，更不必说目前运动的发展早已超出了已有的作品所反映的水平。”[《作家、艺术家们，到农村中去》，《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5日。]这又是一种创作的诱惑。多种因素，促使大批作家迅即行动起来，或下乡或还乡，纷纷投入到各地的合作化运动中去。据《文艺报》统计，作家们还乡或下乡，按具体情况大体采取三种方式：“以农村为描写对象的作家，今后将以农村为根据地，较长期的在农村生活。”“第二种方式适用于因故目前不能长期深入农村的作家，他们计划抽出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以记者身份参加农业合作运动。”“因其他工作繁忙不能脱身的作家将采用第三种方式，他们决定以三、五天或十天半月的时间到京郊或河北农村去参观访问。有些作家将到其他地区的农村去访问。”[《作家们迎接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潮》，《文艺报》1955年第21号。]而此时，不计短篇，赵树理的《三里湾》、李准的《冰化雪消》、王希坚的《迎春曲》、欧阳山的《前程似绵》、秦兆阳的《在田野上，前进！》（前两章）等以合作化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甫一出版就已得到了高度重视和评价。一时间，作家下乡或还乡迅即形成了高潮。
周立波是在合作化高潮到来前夕还乡的。自1928年出走，故乡成了他短则两三年、长则十余年来去勿勿的人生驿站。此次还乡，他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周立波不是一般的革命者，他的个性、修养、人格，极具文人性情或知识分子本色。不仅慷慨激昂，热情充沛，而且也沉静敏锐、耽于幻想。在他身上，有很多人所感觉到的“诗人的气质。”[陈涌：《我的悼念》，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55页。]冲动、亢奋中，有他的细腻、敏感；迂直、狷介中，也不乏单纯、真挚；热情奔放的率性，还带点温文儒雅的书生意气。惟其如此，他才会一面赞赏捷克作家基希是一位有“激越的正义感”的“激烈的报告文学家（RasendeReporter）”，一面又为其作品中“抒情诗的幻想”击节。[周立波：《谈谈报告文学》，《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在鲁艺教西方名著时，才会成为“上层阶级的文学俘虏”。[周立波：《后悔与前瞻》，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据葛洛回忆，当年在鲁艺就曾有人认为周立波讲授的课程“尚未完全摆脱资产阶级的美学观点，有时也使大家受到一些消极的影响。”[葛洛：《悼念周立波同志》，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在陈涌的印象中，周立波“有精致的艺术口味。他欣赏法国梅里美这样雍容、优雅的作家，他讲究文体，”对《西班牙书简》中强盗在贵妇人面前彬彬有礼“津津乐道、赞叹备至。”“这和他的性格的某些方面和他的整个文化修养大约是分不开的。”[陈涌：《我的悼念》，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55页。]虽然陈涌没有明说周立波“性格的某些方面”究竟指什么，这些方面与他的文化修养究竟又有怎样的关系，但艺术趣味本身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参加延安文艺谈会后，周立波曾真诚地检讨，说自己在乡下间或“还感到过寂寞”。大约以为与旧文人的多愁善感、孤独忧郁有些关联吧，周立波把寂寞看成是十足的旧知识分子的“坏脾气”，是“病态的感觉”。[周立波：《后悔与前瞻》，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不过，检讨归检讨，要甩掉文人的这点“坏脾气”又还真不容易。直到晚年，在艾芜面前，他还坦白地说自己喜欢《魂断蓝桥》，喜欢柳永的词。而此时距文革结束才不过两年。
周立波艺术趣味中比较精致、细腻、典雅、浪漫的这一面，在他早期创作中即已见端倪。比如《牛》中张启南父女那点悠闲的生活情调。《第一夜》中，身陷囹圄的主人公对故乡蓝天、溪水、茶子树、放牛娃的短暂回忆。此外，早期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中，那些因人、因事、因环境牵动而引起的感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情怀，也都是抒情诗一样的幻想。[参见周立波的《牛》、《第一夜》，《周立波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98、255页。《向瓜子》、《农家的冬夜》、《可是我的中华》、《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等，《周立波文集》（第4卷），第455-565页，第7-145页。]甚至写于戎马倥偬中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南下记》，也会时时涌起强烈的文人情怀。渡洛水，他脑子里浮现的是曹植的《洛神赋》，他要用这首人神相恋的“美丽的诗篇”，“来暂时地忘记河南人民今天的苦难和眼泪。”辗转于长安、潼关、安邑、寿阳，他联想起的是《三国演义》所描绘的战争烽烟。古代帝王贵族的那些陵墓和石人石马，引得他大发感慨：“他们立在荒原里，好像在告诉后代：你们争气罢，古老的中华民族，不应该被欺侮；前代的光荣，不应该失落。”[周立波的《晋北途中》、《河南杂记》诸篇，《周立波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278-279页。]显然，周立波身上流淌着艺术家的血液，稍有触动，他便会以一种审美的思维来面对情感的波澜。这说明革命者的充沛激情也有隐遁的时候。在漫漫的革命征途中，革命者的激情也会让位于知识者和艺术家的某种个性气质或趣味，尤其在他怀乡、怀旧、怀古的时候。因为怀乡、怀旧、怀古是一种内敛的审美活动，它需要沉静、安详，需要回味、思索，这种境界与革命者的激情澎湃是有距离、有冲突的，它的发生可能非常突然、非常偶然，而且稍纵即逝，但有时就是那一瞬间，它就能让周立波完成从革命者到知识者、从战士到诗人的彻底逆转。
这就是说，在周立波身上，“革命的本能”和“诗人的气质”总是一个互动的存在。作为革命者，他慷慨激昂，对自己所投身的事业充满热情和敬畏。作为知识者，他又时时以诗意建构的方式自觉参与革命实践。尤其愿意将知识者的个人价值依附于革命事业。《暴风骤雨》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所看到的一切真实之上的现实的再现。”合作化时期还乡，虽也是从上至下、从外至内，随运动而来，随中心工作而来，但无论从背景还是从动机、效果上看，这已是两种境界，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体验。其中最重要的差别，在于立足点的变化。下乡是“进入”、“闯入”。进入者、闯入者同时就是“他者”。还乡是后退，是回归，是回到生命的出发点，“把家都搬到了乡下，安家立户”。况且，周立波“亲友间有好多农民”，他虽然“也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但着眼已是“有远有近”，落墨已是“有浓有淡”。[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663页。]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精神转换，是因为周立波此番还乡，在现实层面固然是革命事业的感召，但故乡对其精神和心理的触动，毕竟非常特殊，远非“下乡”可堪比较，也远非“革命”所能囊括。由于离乡日久，他对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礼俗社会产生的浓厚兴趣，绝不仅仅是要为创作搜集素材，而是久别后的乡情邃邃。乡下农人迎亲，抬一顶挂着“金花诰封”门帘的大红绣花彩轿，挑着脚盆、围桶、礼盒从门前走过，会让他追着看很远。乡邻生小孩，他会按乡下习俗，带肉、蛋、手巾和玩具去“打贺三朝”。即使是有点迷信色彩的大塘乡村头不起眼的“西牛山土地庙”，也会引起他的浓厚兴趣。[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276页。]周立波自云出身于农村，他深情地回忆：“我是在南方的乡下长大的，我的哥哥和好几个叔叔，都是动手动脚的‘赤脚佬’”。[周立波：《后悔与前瞻》，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回到亲友和乡亲们中间，“承他们不弃，都高兴跟我来往。在这种频繁的接触当中，他们都跟我讲心里话，使我对他们的情感、心理、习惯和脾气等等，有着较为仔细的考察。”[周立波：《纪念、回顾和展望》，《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90页。]
周立波对故乡礼俗社会其实怀着特殊的深厚感情。在其潜意识里，或许久别还乡已是“备尝漫游的艰辛”，对“求索之物的本性”已多所领悟，[[德]海德格尔：《人，诗意的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69页。]因而要通过哲学意义的“归根返本”，来完成对自我生命的一次寻找。这是一种新的审美维度，对周立波来说，带有精神转换史的意味。哲学追求本体，本体的澄明之境近乎终极，其能指和所指，只能用象征或隐喻的语言去接近。所以，在哲学的终点，诗便大有用武之地。而还乡是人类回到生命始源性上去的一个文化动作，它与哲学的追求本体是相通的。周立波曾有过关于“下乡”和“还乡”的回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的情感体验相去甚远。他说：在东北，连语言都不通，“农民还没有一下子把我当作他们的自己人。”[周立波：《谈思想感情的变化》，《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664页。]而回到故乡，和乡亲是“比邻而居，喝着同一井里的泉水，过着大体相同的生活。”“朝夕相见，共话家常。”[周立波：《纪念、回顾和展望》，《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90页。]比如在语言上，已是一种意识并不直接参与作用，而由无意识替代，在感觉层面进行交流的活动。乡音加上乡情，自然会带来情感体验的变化。《暴风骤雨》那英雄岁月的精神史，于是开始被浓厚而又平和的乡情逐渐消蚀。虽然同样是农村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但故乡的合作化运动，是需要用另一种眼光去打量，用另外一种心态去体认的。周立波自云：《山乡巨变》中，王菊生的形象有些是他堂弟的缩影；亭面糊部分行状象他的邻居；至于李盛氏形象的塑造，更是意味深长。这个人物的原型原本是“我的满妹的一个邻居”，她丈夫已在外面与人结婚，但她仍“穿着新婚时节的大红玻璃缎棉袄，还在打听她丈夫，”“她的遭遇和面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周立波：《谈思想感情的变化》，《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664页。]——周立波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经历，他离开故乡参加革命时，家中也有这样一位妻子。这是否也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新婚和前妻？这时的写作，不就有了灵魂还乡的意味吗？此时从革命者到知识者、从战士到诗人、从激情澎湃到沉静安详、从慷慨悲歌到回味思索，全部的逆转，绝对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三、知识者还乡的主体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