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会场后，梅士肯又发现主持人为他准备了两个麦克风，以防其中一个忽然失灵。甚至，IBM 公司还准备了另一个演讲人，以防梅士肯因事延误出席。总之，几乎对于所有的不确定因素，IBM 都做了两手准备，以确保就算坏事情发生也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与IBM 公司作法迥异的是，有些人在制订计划时，从不考虑意外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当意外真的发生时，手忙脚乱，无法妥善处理，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其实，事情之所以不能顺利进行，往往都是由于“意外”的发生。而这些所谓“意外”常常都是事件进程中必然会发生的。因此，为了免受意外的不良影响，我们应该预料那些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在制订计划时附带考虑缓冲时间，并为此制订应急措施。总之，周全的计划和准备是事情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
阿罗不可能性定律：有时少数未必要服从多数
从学生时代选举班干部，到成人以后公民选举人民代表，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事件。这种民主集中的方式能在很大程度上确保选择的正确性。但是，某些特定的情况，“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却并不适用。
“少数服从多数”结果，并不能达成100%的满意度（至少还有反对者存在），这一现象很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使这一研究更加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律”。阿罗不可能性定律的基本内容是：由于众多的社会成员有着各自不同的喜好偏向，而社会又有多种备选方案，那么在民主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得到令所有的人都满意的结果的。
在美国，政府规定，公民如果不完成高中的义务教育就是违法。然而，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阿密绪人的宗教信仰却认为，本族人一旦过了15周岁，就必须参加务农劳动，而不能再成天待在学校里学习了。由此，发生了大批警察将阿密绪少年强制押入学接受教育的暴力冲突事件。
后来，阿密绪人上告法院，要求维护自己的“不受教育权”。1972年，美国大法官考虑到任何一项决策都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所谓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不存在的，不能以此为理由压倒阿密绪人的宗教自由；而且阿密绪人选择的教育方式并没有损害社会。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认定今天大多数人的选择就是100%“正确”的，它对阿密绪人来说有可能是错误的，最后，大法官裁定阿密绪人胜诉。
这正是对阿罗不可能性定律最典型的应用。在企业管理中，同样存在着这种情况。
例如，五个年轻人合伙投资开了一家软件公司，各自的投资金额也大体相当，因此按照股份比例来决定话语权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如何对公司进行管理呢？当需要作出某项决策的时候，能否使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举手表决来决定呢？从表面上看，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因为支持方和反对方人数相等的局面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最多也就是“3∶2”
的情况。然而，这5个年轻人实际上却并未采用这种方法，他们采取的是“所有决策，必须全员通过方能实行；只要有一人反对，便是无效的”。虽然，他们并未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是无可否认他们的做法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在企业管理中，为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会存在被搁置的情况呢？
首先，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正确与否将直接决定企业的发展命运，如果此时采用投票办法，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会使得决策时所承担的风险大大增加。相反，如果采用全员通过制，则可以降低企业所承担的风险。
其次，在决策执行，企业运作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保证了每一个环节都顺利完成，才能保证达到最终的目的。然而，要让一个反对决策的人去执行决策，其出错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是可想而知的，也就是说，在决策时投反对票的环节就成为公司运作、决策执行中最危险的环节。
此外，历史也多次证明“真理有时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单纯地依靠“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并不能确保决策的正确性。在企业管理中，企业中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而智者往往只是极少数的。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依靠常人在日益激烈、复杂的市场竞争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实在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频出商业巨子的潮汕人和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在管理过程中，采用“多数服从少数”的哲学，进而获得了成功。其中不可忽视的条件是，这里的“少数”无疑都是洞悉市场、有着远见卓识的智者。
总之，在博弈过程中，必须深刻认识阿罗不可能性定律，意识到少数服从多数的危险性，从而避免从众地盲目决策。也就是说，在决策时，博弈参与者首先必须关注反对意见，对其进行充分地分析、判断；其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只要有人反对就暂缓决策，进行进一步论证，以求达到全体通过的理想决策。
杰奎斯定律：别急于动手，先思考最佳方案
杰奎斯定律是由伦敦Tavistovk 人力资源学院创始人之一的埃里奥特·杰奎斯提出的，他说：“有些人从开始时就下定决心要解决存在的一切问题，这种观念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在生活中，那些致力于面对和解决问题的人，是非常让人敬佩的。但是，一碰到问题马上下手解决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事实上，我们时常有可能碰到的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无疑在这样的问题上花费时间和精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还可能错过寻找替代和补救措施的机会。
古时候，有一个号称天下第一聪明的鲁国人，送给宋元君两个打得非常巧妙的绳结。宋元君把玩的时候发现这两个结十分牢固，很难解开。于是，宋元君在全国范围内，招集能工巧匠来解这两个绳结。谁能解开，谁就会得到重赏。
一时之间，宫里能工巧匠云集。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开。这些人只得无奈地离开。这时，有一个叫倪说的人推荐了自己的一个弟子给宋元君。由于倪说不但学识丰富，而且洞明世理，因此，宋元君答应了。
这个弟子先是将两个绳结拿在手里打量一番，接着，拿起其中一个，双手飞快地翻动，终于绳结解开了。宋元君非常欣赏地看着他，然而，接下来这个弟子却没有了任何动作。
宋元君示意他继续解第二个绳结。可是，这个弟子十分肯定地说：“这是个死结，解不开的，如果硬要解它，也只是徒劳。”
宋元君将信将疑，于是派人把那个鲁国人找来询问。那个鲁国人听了，十分惊讶地说：“竟然有人能看出这是个死结！他的智慧真是让我叹服啊！”
那个弟子碰到问题的时候，不急于动手，而是认清形势、分析情况，然后有取舍、有策略地解决问题。因此，他才能让那个聪明无比的鲁国人自叹不如。
生活中，我们也有可能碰到“死结”。为了不做徒劳无功的事情，认清形势和情况再出手才是最佳选择。如果确定自己碰到的是死结，也不必为之苦恼，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而且不止一个。
第一个选择就是另辟蹊径，寻找别的方法来“解决”。
在人类的历史上，著名的戈迪亚斯之结就是这样被解决的。
古希腊的佛里几亚国王戈迪亚斯以非常奇妙的方法，在战车的轭上打一串结。他预言：谁能将这个结从战车上解下来，谁就能征服世界，成为世界的主宰。
当时，各国的武士和王子都来尝试解开这个结，可是他们连绳头都找不到，根本不知道从何处着手。一直到公元前334年，仍然没有人能将绳结打开。而那辆轭上打着一串结的古老战车也辗转到了伦帝那王国的首都格尔迪奥恩街道中心的神殿之中。
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侵入波斯领地阿拉伯半岛，占领了格尔迪奥恩，造访神殿。他站在戈迪亚斯绳结前，考虑了一下，从腰间解下佩剑，挥剑砍断了绳结，绳结终于从战车上掉了下来。
后来，亚历山大率军入侵小亚细亚，一举占领了比希腊大50倍的波斯帝国，成为世界的主宰。
政治的疙瘩无法用舌头解开，那就用牙咬，这就是战争。戈迪亚斯预言的根据也就在于此。解不开它，就斩断它。面对生活中的“死结”，我们要有同样的魄力和智慧，此路不通，总有一条路能够到达。
面对“死结”，我们还可以选择放弃，不仅放弃对解开方法的寻求，连这个死结本身也放弃。与第一个选择相比，这个选择甚至更为智慧，也更有效率。
选择放弃，不仅仅是考虑到了是否徒劳的问题，而且考虑到了解决所需要的时间、资源和机会成本的问题。如果可以解决，也可以不解决；或者解决它要付出的成本高于放弃的成本；又或者一时找不到方法，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有时候，一味地急于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问题的扩散，带来其他方面的问题，使损失更加惨重，使后果更加严重。
在美国，有一个总面积约8889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它是美国最早的国家公园，名为“黄石国家公园”。然而，国家管理局对它的管理办法却是：火来了，任大火自生自灭，而不投入人力和物力去救火。总之，就是对水和火等自然现象不加人为干预，除非水火对游客、工作人员的生命以及文化遗迹的安全形成威胁时，才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种让人惊讶的管理办法源于黄石国家公园1988年的那场大火。当时，虽然投入了不少人力和物力来救火，但公园仍然有1/3的森林被烧毁了。
后来，生态学家通过研究发现，火是森林新陈代谢的工具，它将森林中的病树、枯木淘汰掉，使它们化为灰烬去肥沃土地，进而为新树的茁壮成长提供条件。同时，经济学家也指出，当时救火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也超过了公园被烧毁的损失。
这个发人深省的发现对我们的生活也很有启发，放弃该放弃的是一种智慧。
在生活中，我们必须学会用分析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同性质的问题要用不同的解决方法。这样才能绕过障碍，直奔主题，抓住关键，有效地解决问题。
路径依赖定律：种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人生
战国时，齐桓公养了一批强悍精良的骏马，无论是征战、游猎，还是辎重、农事都要用到这些骏马。
有一天，齐桓公在管仲的陪同下，到马场视察。他问养马人：“对于养马，什么事是最困难的？”
养马人没有想到齐桓公会这样问，一时之间竟没答上来。管仲却抢前一步代为答道：“臣也养过马。依臣之见，编排用于拴马的栅栏是最难的。”
齐桓公不解地问：“哦，编排栅栏怎么会是最难的呢？”
管仲答道：“因为木料往往都是曲直混杂的。我们所选的木料直接关系到栅栏的整齐美观、结实耐用与否。只要其中有一根桩用了弯曲的木料，那么它之后的桩子也必须要用弯曲的木料。也就是说，如果要使栅栏整齐美观、结实耐用的话，就必须保证每一根木料都是笔直的。”
管仲借编栅栏建马棚的事，向齐桓公阐明了治理国家和用人的道理：一个错误的选择会顺势带来后续的错误，而很难纠正过来。
其实，管仲所阐述的现象，就是今天心理学家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被称为“路径依赖”的社会规律：人一旦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使人不能轻易回头或打破这种惯性，走出它的影响。
“路径依赖”这个名词，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戴维在1975年提出的。他认为：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依赖的产生则是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使然。换言之，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地自我强化，如果一开始选择的路径是正确的，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政治、个人都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然而，如果一开始选择的路径就是错误的，那么就有可能沿着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从而导致停滞，而想要从“锁定”状态脱身是十分困难的。
马屁股的影响是最足以说明“路径依赖”规律的。
我们都知道火车行驶的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什么不是别的什么宽度，而要采用这个标准呢？原来，最早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设计的，而电车的标准轮距正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
那么，电车的轮距为什么要确定为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呢？这是因为最初的电车是由造马车的人设计的。
马车又为什么采用这个轮距标准呢？据说这是因为英国马路上的车辙痕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的话，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被撞坏。
这些辙迹的距离又是怎样决定的呢？这些古老的马路大都是由古罗马人为他的军队铺设的，而他们的战车的宽度就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而战车的宽度是由拉着战车的两匹马的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马屁股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就连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两旁的两个火箭推进器的距离也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
其实，所谓的“路径依赖”和马屁股影响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习惯”。日常生活中，人们如果不断地重复某种行为，就会形成无意识的日常行为规律，即习惯性行为，它的长期积累便形成了思维和性格的固定倾向，最终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起着支配作用。
心理学研究指出，一个人的日常活动，90%已经通过不断地重复某个动作，在潜意识中转化为程序化的惯性。也就是说，不等你思考，它便自动运作了。这种自动运作的力量，即为习惯的力量。因此，我们要注意培养自己良好的习惯，以此来成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