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仅没有进行报复，还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为被俘虏的陈家军士兵疗伤，而且还将他们一概送还，并下令：“今后再俘虏敌军，一律不要杀！”
为了进一步收取人心，朱元璋还下令祭拜陈友谅战死的亲人及将士。
时间就在对峙中一天天过去。
这一天，俞通海建议大军应该扼住长江上流，因为湖水太浅，不利于阻止陈家军突围。而刘基也建言当移师湖口，到那里等着陈皇帝送上门来。朱元璋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
当朱家军出湖口后，朱元璋又命常遇春、廖永忠诸将统舟师横截湖面，迎候陈家军于归路之上，又令一军立栅栏于岸上，以便于呼应。
朱家军布防于湖口已经有五天了，但是陈友谅仍旧不敢出战。于是朱元璋又写了封信给陈皇帝，语气缓和了许多，意在招降，内容大致是：
前些时让人带信给老兄你，可如今仍不见使者回来，不知老兄是怎么想的？自至正十一年以来，天下豪杰并起，近来那些中原英雄又向我等大兴问罪之师，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老兄你的部下“湘阴刘”也因畏惧而投降了他们……如今江淮一带，堪称英雄的，就只剩下咱哥俩了，老兄你又何苦来挑衅我呢？如今你几次大败，对于自己的前途应该比我更清楚！我建议，你最好除去自己的帝号，等待真命天子的降临吧。不然，丧家灭姓，悔之晚矣！
陈皇帝看了来信，又怒又悔，但他仍旧没有理会朱元璋。
对于陈友谅的残部，朱部已成关门打狗之势，一切胜券在握。此刻的朱元璋，心情舒畅，逸兴遄飞。他与博士夏煜等忙里偷闲，登临送目，写下了《题观音阁》一诗：
一色山河两国争，
是谁有福是谁倾。
我来觅迹观音阁，
唯有苍穹造化宏。
抒情过后，朱老大意气弥壮，乃遣禆将率兵长驱湖北靳州及江西兴国，不仅将两地攻克，还缴获了十余艘大小战船。
而陈家军被关在鄱阳湖内已过百日，所携带的军粮所剩无几。陈皇帝只得出动五百余艘战船，前往位于鄱阳湖北岸的都昌一带抢粮。
朱文正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到都昌一带放火，焚烧了不少陈家军的运粮船只。粮食没有弄到，船只却被烧了不少，陈部形势愈加交困了。
坐吃山空的日子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到了八月二十六日这天，穷蹙已极的陈皇帝决定突围。
陈友谅的老巢在武昌，所以他选择的突围点就在湖口西面的南湖觜。但陈家军主力在南湖觜遭到了朱家军将士有力的阻挡。无奈之下，陈皇帝又想去湖口突围。
朱老大亲自指挥诸将进行全力阻击，“我舟与敌舟联比，随流而下”，双方舰队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厮打着顺水进入了长江。
从早晨战至黄昏，双方仍然难解难分。船队一直被冲到了泾江口，驻扎在那里的朱家军一部立刻予敌以迎头痛击。
陈部仍在作困兽犹斗。但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大事发生了——这天夜幕时分，有降卒来奔，言“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原来陈皇帝为了减小目标、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竟换乘到了一只小船上，结果被流矢射中眼睛贯穿头颅而死。
这样一个天大的喜讯，让朱部将士闻之雀跃，于是杀敌益奋，生擒了大汉政权的太子陈善儿、平章姚天祥等。
第二天，陈部平章陈荣、参政鲁某、枢密使李才等大小官员，带领全军五万余人来降。只有太尉张定边及杨丞相等乘夜以小舟装着陈友谅的尸首及其子陈理，逃回了武昌。
后来，张定边在武昌拥立陈理为新帝，并改元“德寿”，但苟延残喘的日子是注定长不了的。
就这样，鄱阳湖大决战以朱家军的完胜宣告结束。虽然陈友谅死得有些偶然，但是其败局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陈部兵力占尽优势，但在战略战术上却把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步，最终优势耗尽，只能迎来失败。
从军事学的角度来讲，尽管挑衅者未必都能胜，但从来不敢主动挑衅者，是绝对会最终失败的。打仗不是请客吃饭，温良恭俭让者，只配享有失败的命运。所以，打仗也好，做事也罢，需要的是主动，主动，再主动，进攻，进攻，再进攻！
鄱阳湖大决战，论气势和其决定性地位，绝不输于前代楚汉之间的垓下一战，它既是朱元璋事业的转折点，也是元末农民起义的转折点。
刘基之前就说过：“汉地广大，得汉，天下之形成矣。”朱元璋也意识到了这点。此战后，他便总结道：“此贼（指陈友谅）平，天下不足定也。”
到至正二十四年，当陈氏政权被彻底消灭后，朱元璋本人对陈友谅做了盖棺论定：“陈氏之败，非无勇将健卒，由其上下骄矜，法令纵弛，不能坚忍，恃众寡谋，故至于此。使其持重有谋，上下一心，据荆楚之富，守江汉之险，……则进足以窥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举措一失，遂至土崩，诚可为鉴戒者也。”可谓中肯之言。
而当年激烈如火的交战场面，给每一位亲历者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成为他们终身难以忘怀的经历。
朱元璋曾回忆道：“炮声击裂，犹天雷之临首；诸军呐喊，虽鬼神也悲号。自旦日暮，如是者几四。”（《御宝诏书》）而刘基则以文人的夸张笔法，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天昏地暗的战争图景：“忆昔天兵伐荆楚，舳舻蔽江齐万橹……明年大战康郎下，日月坱圠相吞吐。冯夷蹋浪群水飞，巨鳌掉首三山舞。云随太乙拥锋旗，鼍为丰隆拊灵鼓。
将军金甲箭攒猬，战士铁衣汗流雨。火龙熺焰绛天衢，燧象豗烟煎地府。鲸鲵既翦欃枪落，革木熙阳鱼出釜……”（《赠杜安道》）最后的亲征。
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四日，朱元璋引得胜之师由湖口回到应天。
几天后，他带领众将祭告了神庙，随之大封群臣。其中以常遇春、廖永忠等人功劳最大，被赏赐了大量田产，其余的有功将士也各有封赏。
为尽快解决陈友谅的残部，朱老大一面命李善长、徐达、邓愈等留守应天，一面则又亲率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廷瑞等开赴武昌。
就在同时，已经投降了张士诚的谢再兴带领着张家军进犯东阳，左丞朱文忠率兵抵御。文忠麾下的部将夏子实、郎中胡深为前锋，他们与张家军遭遇于义乌。两军刚一接战，文忠就亲自带着精锐的骑兵截击敌人后方，一阵冲击之后，老谢领着队伍大败而去。
胡深向文忠建议：诸全乃是浙东的藩屏，诸全不守，则衢州不能支持。最好在距离诸全五十里的五指山下修筑一座新城进行防御。
这边，朱元璋听到谢再兴部来犯，急忙派出使者到文忠那里，建议他再修一座城池进行防守。可这边使者刚到，那边诸全新城已经破土动工了，因为文忠在此前已采纳了胡深的主意。
不久，张士诚手下大将李伯升率军大举进犯诸全，号称六十万。不过，当张家军来到已经修得差不多的新城之下时，看到坚固高大的城墙，只得悻悻而返。
当这一好消息传到朱老大那里时，他为了嘉奖胡深的先见之明和筑城之功，特赐之名马。
也就在这一月，张士诚称“吴王”。
他之所以这么急着称王，是要应那句“试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的童谣。而第二年，朱元璋也称了“吴王”，据说也还是为了应这句童谣。
因为，早在至正五年（1345年），江淮、荆楚地区就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元史·五行志》）这“羊儿年”，有两种说法，一是指至正十五年，就在那一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举起造反大旗；另一则是指至正二十七年。至于“吴家国”，最早的版本很可能是“无家国”，那意思是指将要天下大乱。但不知被谁这样一改，意义就完全不同了，预言吴国将要兴起——所以，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抢着把吴王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扣。
十月，朱元璋的大军到达武昌附近，他们马、步、舟水陆并进，但没有强攻武昌，而是采取“长围战法”。朱老大命常遇春等分兵于四门立栅以围之，又于江中联舟为长寨，以绝敌人出入之路。另外，还分兵攻取了汉阳、德安等州郡，对武昌形成重重包围。
这种战法，对于困守坚城的敌人是最有效的，如果没有外援，十之八九都会因拖耗不起而弃城投降。
这一围就到了十二月，朱老大要回应天了。临行前，他还特别嘱咐常遇春：城中的敌人如同被困在牢笼中的狐狸，想出来已不可能，时间久了他们自然会降服。如果他们要突围的话，你们千万不要出战，只要坚守好自己的营栅就行了！”
转眼就到了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在李善长、徐达等人的一再固请下，朱元璋终于同意即吴王位，一切看起来水到渠成。
当然，事前也少不得群臣几番劝谏和朱元璋几番推辞的表演，双方给出的都是堂堂皇皇的大道理。
不过，一切表演都会适可而止。“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该出手时就出手，更何况现在已经真到“天命所归”的时候了。
吴王登基大典，伴随的是一应典章制度的设立。草拟这个，一向是李善长的拿手好戏。
于是，应天政权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大小官职则是：左、右相国为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左、右司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都事、检校正七品，照磨、管勾从七品；参议府参议正三品，参军、断事官从三品，断事、经历正七品，知事正八品，都镇抚司都镇抚正五品，考功所考功郎正七品。
并正式任命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其余人等也各就各位。
既然称了王，就该有个王的体统，过去的兄弟现在成了君臣，一切得照规矩来。
一天退朝之后，朱元璋便对徐达等同志说道：“卿等为生民计而推戴孤，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尔等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万不可苟且因循、尸位素餐！”
接着，他又说道：“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尔等既为辅佐，当铭记于心，万不可有始无终！”
那意思简单点说就是：你们每个人坐在这位置上，就都守点规矩，给我好好办事，别占着茅坑不拉屎。
又一天，朱老大端坐于白虎殿中，他兴致大发，与参谋孔克仁谈论起天下形势，在回顾了自己那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后，他对天下大势和未来的行动做了一番勾划：“自元运既隳，连年战争，加以饥馑、疾疫，十室九虚，天厌于上，人困于中。……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卿以为何如？”
显然，自鄱阳湖大胜后，他已经有了统一天下的想法。
孔克仁回答道：“积粮训兵，待时而动，此长策也！”
这年二月，武昌已经被围了四个多月，可是仍然没有屈服的迹象。朱元璋终于有些坐不住了，他怕夜长梦多，于是再次亲往前线巡视。
到达武昌后，朱老大便开始督师攻城。这时，陈理、张定边见情势紧急，便让人突围到岳州张必先处求援。不久，张必先率领人马赶到，准备在距离武昌城二十里的洪山一带驻扎下来。
朱元璋命常遇春率精锐五千向张部发起进攻，结果敌人大败，张必先被生擒。张必先骁勇善战，人称“泼张”，武昌城能坚守到今天，指望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他。
当张必先被捆绑着押赴武昌城下时，朱家军的人便向城里喊话：“你们所指望的不过就是这位‘泼张’，如今他已被我军擒获，你们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还不赶快献城投降！”
张必先也在下面跟着劝降张定边。张定边在城上听了，气得差点昏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武昌城东南有一座高冠山，那里可以向下俯瞰城中，有一部汉兵驻守在那里。于是朱老大问诸将：“谁能夺下高冠山？”
傅友德请命前往，朱老大欣然同意。只见傅同志领着数百人，一鼓作气就拿下了那个山头，至此“城中益丧气”。
不过，在登山作战中，傅友德脸上中了一箭，箭镞从脑后穿出，又有一箭射中了他的肋骨，但傅同志毫不为意。大伙对其勇悍佩服到五体投地。
突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敌将中有一员使槊的大将，竟一路长驱杀到朱元璋的中军帐下。当时朱老大正坐在胡床上看书，他疾呼自己的小舅子、郭兴的弟弟郭英道：“郭四，为我杀此贼！”
郭英于是挺枪迎面扑上去，那员敌将“应手殒坠”。见此情景，朱老大笑道：“好！便是尉迟恭再世也未必能及！”说着，解下了自己身上的红锦袍给小舅子穿上了，算是一种特别的嘉勉。
几天后，朱老大又派出陈友谅旧臣罗复仁入城，劝降陈理及张定边等。他保证说：“陈理若来归降，当不失富贵！”
但是老实厚道的罗复仁却害怕朱元璋食言，于是再三请求道：“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陈氏之孤得保首领，而臣不食言，则虽死不憾矣！”
朱元璋便解释说：“孤非兵力不足，所以久驻此者，欲待其自归，免伤生灵矣。你且去，孤绝不误你！”
当罗复仁来到武昌城下时，号哭不已。陈理见之大惊，立即将老罗召进城里，“复相持痛哭”。最后，老罗言辞恳切地转达了朱老大的意思，绝望之际的陈理与张定边等终于决定开城投降。
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陈理“衔璧肉袒，率其太尉张定边等出降”。当年幼的陈理到达朱家军的营门时，他“俯伏战栗，不敢仰视”。朱老大怜其幼弱，于是拉着他的手宽慰他道：“孤不归罪于你，你毋须害怕！”
这时陈友谅的父母都还活着，朱元璋因此“命宦者入其宫，传命慰谕友谅父母”，又约定：凡武昌府库中的储蓄，一概由陈理自己支配。文武官僚按顺序出城，其妻、子及家里的下人都可以跟随。
张定边、张必先等人虽然智谋出众、威猛无比，但他们毕竟不是朱老大的心腹干将，投降之后没被砍头就不错了。到了洪武初年，当蜀帝明昇也投降后，朱皇帝就将他和陈理等人一起远远打发到了高丽，去深入体验朝鲜泡菜般的余生了。
武昌城归降后，朱家军纪律严明，按事先约定，不派一兵一卒入城，所以，城内市井晏然，一派安乐祥和的气氛。朱老大“倡仁义、收人心”的意图达到了。城中老百姓饥困，他又命配发粮食进行赈济。
加之朱元璋“召其父老复抚慰之，待友谅父母以礼”，以至民心大悦。很快，汉沔、荆岳郡县相继归降，这其中也包括陈友谅的二哥陈友才。
不久，朱元璋立湖广行中书省，以枢密院判杨璟为参政。几天后，在离开武昌之前，朱老大又命常遇春发遣陈理官属赶赴应天。
三月，朱元璋终于回到了应天。
陈氏既灭，应天政权也就牢牢控制住了长江中游广大地区，具备了扫清南方，逐鹿中原的雄厚资本。此后，四方的诸侯除非拥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水军，才能有觊觎应天的资格。而这样的强敌，在大元广袤的疆土上是再也不会有了。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武昌督师迫降陈理，也是朱元璋最后一次浸霜露、冒矢石，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自此以后，大小战事，他都不再亲征。
一来，因为天下大局已经初定；二来，经过十二年的艰辛奋斗，乞丐“朱重八”的名字已经彻底置换为“吴王”，未来的历史将记载的是他新的名字——明太祖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