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隋王朝的统治，身为隋朝唐国公、太原留守的李渊轻而易举地取代了隋朝的统治，建立了李唐王朝。李渊做了皇帝，史称唐高祖。
唐朝建立之初，李渊采取了儒、释、道并重的方针。这一方针使儒、释、道三教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佛教借此机会发展得更快。大臣傅奕曾七次上书唐高祖，历陈佛教弊端，请废僧尼减寺塔，他说：“佛教影响不可忽视，现在一些雅儒世家也开始信佛，饱学儒士竟说起了胡佛浪语；佛教剥削民财，截割国贮，情况非常严重，请陛下好好考虑一番。”于是，唐高祖下诏沙汰僧尼，凡精勤修行守戒律者，集中于大寺居住，并给衣食，其他勒令还俗，不得违反；另外，京师长安留佛寺三所，天下诸州各留寺观一所，其余寺观统统废止。唐高祖的这道诏令的立足点是任何宗教的发展都不能影响到封建国家的政治统治。
唐高祖沙汰沙门的诏书一下，使佛教徒深感惊吓，惶惶不可终日。但这年六月，高祖退位，太宗李世民即位，为了笼络人心，开始大赦天下，高祖关于沙汰沙门的诏令未能实行。
作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封建帝王，唐太宗李世民继承了唐高祖李渊儒、释、道三教并重的基本方针。但是，唐太宗即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根本不信佛教。有一天，他问傅奕说：“佛教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可你一直激烈反对佛教，其原因何在？”傅奕回答说：“佛教在历史上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信仰佛教不仅是信仰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听了傅奕的话，唐太宗颇为赞同。
晚年的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原因是受到了玄奘的影响。
玄奘俗家姓陈，河南偃师人，于隋大业末年出家，博览经论。他认为以前翻译的佛经错误太多，因此想去印度广求原本加以参校。贞观初年，玄奘西行，历时十七年，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春返回长安，开始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撰述和译经活动。
为了满足唐太宗了解西域的要求，玄奘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与其弟子合撰了《大唐西域记》。唐太宗看后大加赞赏地说：“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寰，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此后的两三年内，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利用、防范变为推崇，甚至笃信了。
这时，有僧人善导主张只要念阿弥陀佛名号，无须出家，念到一定程序，即可往生西天极乐净土。于是，长安城中念阿弥陀佛之声不绝于耳。唐太宗对此现象不但不予干涉，而且还大赞善导的功德。在这种气氛中，善导创立了中国佛教中的净土宗。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驾幸玉华宫，召见玄奘。玄奘乘机请唐太宗为他新译的《瑜伽师地论》作序，该序即有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在随驾的日子里，玄奘给唐太宗又陈述了《瑜伽师地论》的大意，唐太宗详览后，觉得词义宏远，闻所未闻，向侍臣感叹地说：“朕观佛经犹瞻天瞰海，高深莫测；玄奘法师能于异域得此深典，今委寻而观之，宗源杳旷，糜知涯际，其儒教九流之典，如小水池一般。世传三教齐致，乃妄谈之论。”于是，唐太宗命人将该论手抄九本，分送九州，使辗转流通，并要求率土之人，同领未闻之义。玄奘仅用一部《瑜伽师地论》就征服了唐太宗。从此，唐太宗不但对三教并重的基本政策产生了怀疑，而且也把防范佛教的策略忘得一干二净，大有独尊佛教之势。
这年秋天，李世民召见玄奘。玄奘借机进一步宣扬佛教，唐太宗问道：“欲树功德，何者为先？”玄奘回答说：“众生昏惑，非慧莫启，莫如度僧为最。”在玄奘的建议下，唐太宗下诏度僧，在全国共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唐太宗驾幸翠微宫，又召玄奘陪伴。玄奘入宫后，他与玄奘唯谈玄论道，问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事迹，玄奘引经据典，对答如流，唐太宗深信不疑，多次抓住玄奘的衣襟说：“朕共高师相逢恨晚，不能广兴佛事。唐太宗戎马半生，接着做了二十多年的皇帝，开始幻想长生不死了。出于这一目的，唐太宗回想起自己早年没有广兴佛事，以致功德薄浅，因而大发感慨。
这年五月，唐太宗因服用了方士为他烧炼的仙药而腹泻不止，死于非命。其子李治继位，史称唐高宗。
唐太宗晚年对佛教的迷恋，直接影响了唐高宗、武则天等对佛教的立场。
武则天美艳绝伦，十四岁时入宫，深受唐太宗喜爱。唐太宗死后，武则天与唐太宗的其他妃嫔一起到长安城北的感业寺出家为尼。这年，武则天二十五岁。十一年的宫中生活令她留恋，不安于寺。次年，武则天被唐高宗接回宫中，并被立为皇后。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之后，便直接参与朝政。由于唐高宗有头痛病，从显庆五年（660年）开始，朝政基本上都交给了武则天处理。每日唐高宗上朝，武则天都要坐在他后面垂帘听政，决断一切事务，唐高宗形同摆设。当时，朝臣及百姓都把武则天和唐高宗并称“二圣”。在人们的心目中，武则天已与皇帝一样了。
执掌朝政后，武则天便开始大力推崇佛教，利用佛教为她当女皇制造舆论，并推动和指使高宗出面尊崇佛教。
唐高宗去世后，唐中宗李显继位。没有几天，武则天即废唐中宗为庐陵王，让唐睿宗李旦继位。李旦继位后，武则天便以皇太后的名义摄政。这样，李唐王朝终于被武则天亲自把持了。为了取得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为了给自己掌权寻找理论依据，武则天进一步与佛教联系，希望通过佛教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一些佛教沙门心领神会，开始满足武则天的要求。载初元年（689年），有沙门十人伪撰了一部名叫《大云经》的佛典，公开为武则天当女皇进行鼓吹。《大云经》中有两段文字谈到女人可以做国王。其一是说有一名叫净光的天女，被佛预言授记当国王，因为这位天女乃菩萨化身。其二是说净光天女现在已经化为女身来到中土大唐，天下人一定要奉此女为王。这就为武则天做女皇铺平了道路。于是，武则天御则天楼，大赦天下，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改明年为天授元年。武则天正式做了十六年皇帝，其间佛教大行其道。公私田宅多为僧人占有，朝廷里僧人随便出入，市井街头恶僧横行霸道，征伐大事全由僧人说了算。
长安四年（704年）年底，武则天病重，已经无力控制朝政。次年初，武氏提拔起来的权臣张柬之和其他大臣组织宫廷禁军发动政变，拥戴唐中宗李显复位，恢复了唐朝国号。不久，武则天病死于洛阳上阳宫，时年八十二岁。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相继产生，开始向海外及其他地区传播。与此同时，佛舍利的供养与崇拜也成为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和广大僧俗信徒佛教信仰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由封建皇帝带头几度掀起高潮。
佛舍利的供养与崇拜，是佛教在其早期形成的一种传统。据传，释迦牟尼去世火化后，有八个国家的信徒各分得一份佛的舍利，他们将舍利带回国后建塔封存供养；另外，有些信徒又把盛装佛舍利的瓶子，火化释迦牟尼后剩下的灰炭，以及释迦牟尼生前遗留下的头发、指甲等也建塔收藏供养。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岐州刺史张德亮到法门寺礼拜佛法，但仅见该寺于唐初被火焚后的余烬，他笃信佛教，不忍法门寺如此荒弊，于是他便上奏唐太宗李世民，请重修殿堂并加固塔基。他在奏文中称，法门寺古塔相传三十年一开，开示佛舍利以供僧俗信徒礼瞻，今若开宝塔，恐为聚众之讼，故不敢私自开启，请太宗定夺。唐太宗闻奏后，同意重修法门寺，并同意开启宝塔地宫。在张德亮的主持下，法门寺宝塔地宫被打开，此乃唐代首次开启。据有关文献载，地宫深一丈余，内有周、魏时所竖残碑二通，在地宫中获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一节，将该舍利取出后，任僧俗信徒瞻仰，成千上万人一时同观，可谓热闹非凡。传说，当时有一失明已久的盲人，用力睁大眼睛去看佛舍利，忽然双目复明。消息传到京城长安后，京邑内外，奔法门寺礼瞻佛骨者，日有数万人。据载，当时一些人所见佛舍利各有不同感觉，有人称见佛舍利如白玉，白光映彻内外；有人却称视如绿色，郁郁葱葱遍映四方；又有人称可从佛舍利中见释迦牟尼形象，也有人称从佛舍利中见有菩萨圣僧；也有一些人则什么也看不见，待问其本末，方知他一生多有罪恶，诸孽已造，故有目而无视。在此次礼瞻佛骨的活动中，有一些信徒将自己的头发点燃，或以手指作灯芯而点燃称为炼指，以表示虔诚的心情。此次开示法门寺真身宝塔佛指舍利，没有迎送，只是在当地礼瞻，随着法门寺殿堂宝塔重修工程的结束，佛指舍利即被重新安置于安塔地宫中。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僧人智琮、弘静应召入宫，向唐高宗谈起佛舍利之事。智琮说：“舍利塔须三十年一开示，今三十年已满，请再出之，以示天下，共求善因。”唐高宗听后，便敕令智琮和王长信二人前往法门寺奉迎佛舍利。当时，京城内外，僧俗信徒连接二百里迎接舍利。佛指舍利先置于长安，使人礼瞻。次年三月，高宗又敕请舍利往东都洛阳，放置于东都宫中供养。当时，这枚佛指舍利被安置于一石臼中，有一名叫道宣的和尚提出，佛指舍利不应置于狭陋如此之器中。高宗即按中国传统葬俗，为佛指舍利造雕镂奇妙的金棺银椁，即九重宝函，武则天又施舍衣帐等物供养。到龙朔二年（662年）二月，唐高宗才使智琮等人将佛指舍利送还法门寺。在送还过程中，亦是热闹非凡，最后僧俗及官吏无数，举行仪式将舍利藏于宝塔地宫石室之中。此次奉迎佛指舍利，前后历时三年之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等于为佛教的推广做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宣传。
武周长安四年（704年）冬，武则天派法藏等僧俗一千人去法门寺奉迎佛骨。该年年底，佛骨被迎至长安崇福寺。次年（705年）正月，佛骨又被奉迎至东都洛阳，置于东都明堂，武则天与太子李显顶礼膜拜，并请法藏和尚普为善祷。此次奉迎，佛指舍利被置于东都明堂达三年之久。
唐中宗即位后，于景龙二年（708年）敕使僧律文纲等人将佛舍利送还法门寺。
景龙四年（710年），唐中宗及韦皇后准备再行奉迎佛骨，但由于法门寺宝塔地宫每欲开临，皆呈异相，或风烟欲喷，或雷霆震动。于是，他们便放弃了再行奉迎佛骨的打算。但是，唐中宗为了表示对法门寺的重视，命名法门寺为圣朝无忧王寺，无忧王即阿育王，并为该寺塔题“大圣真身宝塔”六字，同时还为该寺度僧人四十九名。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五月，肃宗敕命僧法澄、中使宋合礼、凤翔府尹崔光远等奉迎法门寺佛指舍利至皇宫内道场。唐肃宗亲临礼拜佛骨，并昼夜苦行求福；他还向无忧王寺僧人赠以佛像、金银器具及金斓袈裟等。当时参加瞻礼的僧俗信徒达数十万人，包括一些宫内的宦官。
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春，诏令拿出无忧王寺佛指舍利，奉迎于皇宫中，又送于诸寺，僧俗信徒倾城而出，瞻仰礼拜，并施财数万。二月，德宗诏中使等人复葬佛舍利于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