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中共将傅作义列入“举国闻名的头等战犯”之列。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指示林彪等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将我方的意见告诉傅作义。其主要内容是：（1）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因为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军队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方亦不能接受傅作义所想的一套做法，傅作义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2）把傅作义列入战争罪犯名单，一是因为傅作义反共甚久，负有战争罪恶；二是宣布傅作义为战争罪犯，加强了傅作义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傅作义可以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方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作义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其战犯罪，并可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作义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允许编成为一个军。（3）傅作义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应不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傅作义表示原意继续谈判。1月9日傅作义派代表周北峰同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但仍犹豫不决，聂荣臻对傅的代表说：傅作义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做件好事而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早下决心。
人民解放军在同傅作义进行谈判的同时，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做攻城准备。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谈判，但须在八项条件（惩办战争罪犯、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的基础之上；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1月16日，林彪、罗荣桓致函傅作义：“（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
至此，傅作义才下决心接受和平改编。1月21日傅作义接受毛泽东1月14日声明的八项条件，同意接受和平改编。22日傅作义向北平守军作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知》，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接防。同日，北平军管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古老的城市北平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2月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内疚地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说：“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当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傅作义、邓宝珊听后都受到很大鼓励。
平津战役历时64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解放了华北全境。北平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后，绥远国民党军五万多人，留待以后起义，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在3月上半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天津、北平、绥远作为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他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
用这样三种方式来解决国民党的一百多万残余军队，是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毛泽东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结合的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它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之速，规模之大，歼敌之多，不仅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几乎丧失殆尽，全国已处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指挥这场震撼世界的大决战中，他那高超的指挥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深谋远虑，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及时抓住了战机，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根据敌我态势的变化制定了被实践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作战方针。三大战役环环相扣，正确处理了三大战役的战役衔接，毛泽东军事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进一步的发挥，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
将革命进行到底
早春的3月似乎和中国共产党有特别的缘分。1947年的3月，党中央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一年后的3月，党中央离开陕北向西柏坡进发；又过了一年后的3月，党中央又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军。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一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早晨，然而，这个早晨却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就要走了，就要离开这个小屋、这个小院、这个村庄了，离开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最后一个司令部，开始由城市领导乡村的伟大战略转变。
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样从中国大陆上沉没。
两年多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和平之门关死的国民党政府，面对这种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忽然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来。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美国政府又拒绝了他要求增加美援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情况下，不得不在1948年12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的“和谈”。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这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他们这样做，得到美国的支持，目的在于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12月下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加紧施加压力，逼蒋下台。
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越是在关键的时刻，越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坚定性，越是能及时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事实总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他在党内之所以能得到人们如此普遍的高度信任，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12月23日，西柏坡已是冰雪覆盖，寒意浓浓。毛泽东守在炭炉旁，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向世人宣告：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没有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林伯渠、罗荣桓、陈毅、刘伯承、高岗等这次也来了。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讲了话，他先对形势进行分析，指出：军事方面的形势，比九月会议时不同了。那时说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但慢一点对外公布。9、10、11、12，几个月情况变了。阶级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看得很清楚：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不走，学生教师不走，资本家不走，职员不走，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来。整个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战线都在崩溃和混乱中。“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说：“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院；（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31日午后，毛泽东在他的门口迎接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和两位随行人员。一见面，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面谈，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2月1日到3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毛泽东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在我们的解放战争进程中，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阻拦。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这个形势，在往昔的中国是难以得到。我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送走了米高扬后，毛泽东继续为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紧张的准备。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决定全会仍在西柏坡村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