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太战役中，毛泽东提出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著名作战方针。
正太战役，是晋察冀野战军主力，于1947年4月9日至5月4日以歼灭石家庄外围和正（定）太（原）路沿线之敌为目标的进攻战役。当人民解放军扫清了石家庄外围据点，正要沿正太路向太原方向进攻时，保定、北平、天津之敌分路南进增援，企图牵制人民解放军向西的进攻行动。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于4月22日指示聂荣臻：“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所迷惑，先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先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晋察冀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不被从北面来增援的敌人所钳制，按既定计划坚定地向守备薄弱的正太路之敌进攻，置保定南援之敌于无用之地，从而自始至终掌握了战役主动权，完全达到了战役预期目的。这次战役共歼敌3.5万余人。
在东北战场上，东北野战军于5月13日至7月1日发动了夏季攻势作战，共歼敌8万余人，收复城市42座，进一步沟通了东满、西满、南满三个地区的联系。
1947年3月至6月，是解放战争的第三个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敌40万人，收复和解放城市153座。这个重大胜利，是人民解放军在部分战场已开始反攻的结果。由于陕北和山东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再加上部分战场反攻的胜利，使整个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人民解放军在上述12个月的作战中，由于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虽然失掉城市335座，但是却歼灭了国民党军112万人，而且还有288座城市为人民解放军攻占或失而复得，得失相较，实际上人民解放军仅失城47座。而国民党军每占一座城市，平均要付出约2.4万人的代价。
战争开始那段时间，国民党军每占一城，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是何等兴高采烈啊！然而经过一年的战争较量，蒋介石等人先前那种得意忘形的神态已经不见了，南京政府怨声迭起，愁云日渐爬上诸位将领的脑门。
解放战争刚开始时，人们面对蒋介石的强大军事压力，对战争的前途心里是没有底的，许多人不知道战争要打多久，会不会像抗日战争那样再打八年？会不会还是持久战三阶段？人们不敢作过于乐观的估计，谁也没有料到战争形势会发展这样快。
当时毛泽东对战争前途的估计也是十分谨慎的，他认为解放战争有大、中、小、无四种可能：
大，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越打越大，越战越强，得到空前发展，最后打败敌人，取得全国胜利。中，就是敌我双方相持不下，不分胜负，最后打成平局。小，就是革命力量最后被削弱，被打小了。无，就是革命力量完全失败，被彻底消灭。
这四种可能究竟会出现哪种可能呢？毛泽东认为，“无”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小”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出现过的，但那是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犯了严重的错误所致。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党的领导和人民军队已经成熟，不会再出现那种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的严峻局面。因此“小”的可能性也不会出现。所以，战争的前途只存在“中”和“大”两种可能。起码是“中”，而经过努力，争取“大”的前途，完全是有希望的。
战争打了一年，“大”的前途已经十分明朗了，而且形势的发展相当快，一年就结束了战略防御阶段，并且直接转入战略进攻阶段，避免了可能使战争延长的战略相持阶段。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作战，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歼灭国民党非正规军34万人。总计共歼灭国民党军的112万人中，俘虏67.7万人；毙伤42.6万人；敌军起义1.7万人。人民解放军伤亡35.8万人，扣除伤愈归队者约20万人，实际损失15.8万人。
在国民党军的军官中，被击毙26名，被俘虏176名。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数字，它引起国民党军统帅部的巨大震动。蒋介石惊呼：“前方高级将领被匪军俘虏，以致影响整个战局”，“这是我们最大的损失，最大的耻辱”。
除此以外，人民解放军在缴获国民党军大量轻武器和弹药的同时，还缴获各种炮6100余门，坦克87辆，缴获和击毁国民党军飞机60架，舰艇19艘。
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数量增加，武器装备改善，并且积累了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从而为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
三军逐鹿中原我军转入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取得的重大胜利，都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那种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指挥的。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许多重大战略决策由他们两人商议后就付诸实施了。后来，周恩来曾说过：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中，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基本上挫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使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国民党军队大量被歼后，虽经不断补充，但总兵力已由战争之初的430万人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已由200万降为150万。敌军中士气低落，官兵当中充满着失败情绪和厌战情绪。248个旅中，有92010的兵力，即227个旅用于进攻解放区。在长江以南及西北新疆、青海、宁夏等19个省内，只有21个旅的兵力，作为战略预备队并担负保持战略后方安全的任务。同时，由于将重兵用于陕北和山东战场，使南线的鲁西南豫皖苏边直至大别山区兵力十分空虚，形成了两头重、中间轻的“哑铃式”的不利布局，其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兵力不足的弱点已进一步暴露。不仅如此，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危机也日益加剧。
我军总兵力由开战时的127万人增加到了195万人，与敌人的兵力对比从1：3.4上升为1：1.9。其中，正规军由61万人发展到近100万人。而机动兵的对比，我军已优于敌人。与这一变化相适应，我军除在山东和陕北战场尚处防御地位外，在其他战场已先后转入了战略反攻，取得了战争的局部主动权。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全国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决心不失时机地使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转入战略进攻。
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以鲁西南战役为序幕，以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标志，开始了我军的战略进攻。这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根据敌我双方的基本态势，尤其是敌军“黄河战略”和“哑铃式”的不利布局，而采取的英明和大胆的决策。
战略进攻，是战争中最富有决定性质的行动，它的成败，直接影响战争的结局。因此需要深入分析各方面的条件，对各种复杂情况作出正确判断，并作好周密的计划和准备。特别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不同于战争一开始就举行的战略进攻，它的计划和准备不可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做好，而是在战争实施过程中，依据战争形势的发展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因此，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中，当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力量对比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战局的有利形势已日趋明显时，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战略进攻的问题了。
早在1947年1月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曾先后两次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要准备在5、6月间举行战略出击，“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5月4日，又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准备于“6月1日后，独立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7月21日至23日，毛泽东在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进一步组织和部署了“三军配合，大举出击”的方略。
对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刘伯承曾作过这样的介绍。他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意图是：针对美、蒋新的企图和战略方针，决心不待敌人的进攻全部被粉碎和我军总兵力超过敌人，立即抓住时机，不给敌以喘息的机会，立即组织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蒋管区，从而改变整个战争的态势。这是一着高棋也是一着险棋，正如小河村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在给刘邓的电报中所说，“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构想，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令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于6月底自鲁北强渡黄河，先在鲁西南地区求歼敌人，尔后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地区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7月19日决定，新组成的陈赓、谢富治集团向晋南强渡黄河，在鄂豫陕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8月上旬又决定，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西线兵团，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另外，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还令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和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继续在两翼——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敌人，策应刘邓、陈粟、陈谢三军的中央突破行动。
毛泽东根据7、8月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初期的作战形势，于9月1日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这就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那么，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什么要把战略进攻的方向选在中原大别山呢？这正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之处。就中原而言，它地跨苏、皖、豫、鄂、陕五省，南临长江，北枕黄河和陇海路，东起运河，西迄伏牛山和汉水，面对南京、武汉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江南统治区，人口约4500余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而大别山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原又显得尤为重要，它雄踞于国民党首都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为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这里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群众基础较好，1946年7月原中原军区主力撤出后，仍有少数游击武装坚持斗争。如果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瞻长沙，瞰制中原。
晋冀鲁豫野战军接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后，立即结束了豫北攻势后的休整，进行外线作战的各项准备，于6月30日夜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发起了鲁西南战役。我军紧紧抓住并利用敌人逐批来援的弱点，组织连续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来援之敌。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歼敌6万余人，并迫敌先后从西北、山东和中原等地调动七个整编师十七个半旅向鲁西南驰援，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为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通道，有力地配合了西北和山东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拉开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7月23日，即鲁西南战役结束前夕，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就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的问题，更加明确提出：对羊山集之敌如能迅速攻歼，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从当时的敌情来看，这个指示非常及时而英明，因为蒋介石于7月20日亲自飞到开封，从山东、洛阳、郑州、西安等地调了20多万人，包括五个集团军30多个旅的庞大兵力，分五路向郓城、巨野地区的我军实施分进合击，妄图利用我军背水作战的不利地势，将我军歼灭在黄河南岸。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如果我军继续和敌人纠缠下去，就会延误南下的时间。而且，当时蒋介石随时可能决堤放水，加之正值汛期，如果我军动作稍有迟缓，都可能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为了配合刘邓大军这一行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经过缜密研究后于7月19日决定，陈谢兵团“渡（黄）河南进，首先攻占潼关，洛阳、郑州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根据地”，又规定陈谢兵团的作战范围为“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广大地区”。本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决定让陈赓率部队过黄可，与彭德怀一起合力消灭胡宗南，后来在小河村中央军事会议上，经过重新讨论改变了原来的决定，陈赓部不来陕北，转而南渡黄河。实践证明，这一改变极富于远见。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指示陈毅、粟裕：刘邓南下全局大有变动，鲁西南诸敌势必大部南去，因此，你们应南渡黄河，组成西线兵团，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路以东广大地区实施展开，恢复与扩大豫皖苏解放区，与刘邓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共同经略中原。这样，我三路大军，摆成“品”字阵势，浩浩荡荡，向南杀去。
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刘邓野战军即抓紧有利时机集结在郓城及其以南地区进行休整，准备于8月15日南进大别山。此时，蒋介石对我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毫无察觉，错误地认为刘邓野战军作战近月，已疲惫不堪，加之连日大雨短期难以再战，于是调集了约14万人的兵力，企图逼迫我军处于郓城、鄄城之间的狭小地区内。针对这一新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提前结束休整，乘敌合击部署尚未完成之际，立即隐蔽突然南进，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