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先后攻陷上海、太原，大片国土沦丧，全国抗战出现了十分困难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民族投降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有了发展。为了提醒全党同志注意，延安举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应邀作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演讲。会议气氛庄严凝重。毛泽东站在台前，两眼扫视着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心情沉重地分析太原上海失陷后的严峻形势，提出争取由片面抗战转到全面抗战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鉴于党内和社会上投降主义开始泛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在党内在社会上均要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要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如不反对投降主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毛泽东把反对投降主义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来认识，指出这是关系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犹如一副清醒剂，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有所认识。然而，11月7日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问题变得复杂化了。
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离开国内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这无疑给王明头上增加了神秘的光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领袖地位的确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和对王明的态度也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王明知道这种变化后，一方面在公开场合下也不得不提到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是在暗中却散布毛泽东只知道孔孟儒家学说，只能以孔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安邦，不懂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应该承认，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王明也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在1935年8月1日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过程中具有较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曾经说过，“八一宣言”是我们党搞统一战线的一个“源”，没有这个源，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长流”。
正因为如此，1937年11月7日，王明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带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及军队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毛泽东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直接受害者，但却无缘相见。延安机场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当王明走下飞机时，毛泽东伸出手，说道，欢迎你给我们山沟里送来马克思主义！王明听后，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如果说，王明回国之前，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还只是一种倾向，一种现象，一种情绪的话，那么，王明回国后，就将这种倾向、现象、情绪发展成新右倾投降主义。
王明回国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集中在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一方面讲了要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重点是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种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毛泽东在8月27日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南京国民党营垒中有左、中、右三派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由于王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而且他引经据典，讲得很有煽动性和鼓动性。因此，与会者中多数同志对王明产生了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还根据王明所提出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得失，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
对王明的讲话以及产生的影响毛泽东感到震惊，甚至感到出乎意料。他明白，王明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按照王明所提出的主张去指导抗日战争，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无疑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重演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悲剧。同这种观点斗争那是不可避免的。鉴于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被王明的讲话所迷惑，毛泽东决定暂时不正面交锋，而是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他对独立自主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国民党营垒左、中、右的不同倾向，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群众救亡运动中的迁就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和与争”的对立统一，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辩白和进一步的解释。
毛泽东虽然强调了自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看法，但他这时对从政治上组织上改造国民党，进而建立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的可能性也抱有期望。因此，毛泽东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意见，并表示赞同王明关于在现有基础上帮助和改造国民党政府的看法。于是，政治局通过了王明的报告，并在基本方面肯定了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和主张。
但是，会议在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并没有形成决议。因为全党对问题的认识还未统一，如果草率地作出决议，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张闻天仍主持党务等日常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王明负责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正是由于这些措施，抑制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全党的发展。
王明被分配到武汉去负责长江局的工作。他到达武汉后，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在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与中共中央相左的意见，并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王明在长江局的独断专行、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过分退让的言论，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把右倾投降主义观点鼓吹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
对于王明的观点，毛泽东还是没有给予正面的批判，而是非常有针对性地着重讲了军事问题。他指出，要充分认识战争的长期性、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力量的不足、英美等国帮助日本多于帮助中国、苏联对中国也不能有更多的援助等情况。这些情况，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毛泽东强调，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为此，要在将来战争发展过程中创建许多抗日区域，如陕甘、绥远、山西、山东、鄂豫皖、湘鄂赣、皖南等，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以分散指挥，更便于发展。
毛泽东是在部分保留意见的前提下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指示的，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对王明采取不去正面冲突的态度。但是，王明对国民党的种种让步，却到了毛泽东所不能许可的限度。于是在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注意积极发挥中央的领导作用，在实际工作中限制和纠正王明的错误主张。
3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和抗日战争形势。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负责人从任弼时的汇报中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趋势和前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情况，国共新合作的特点、困难与阻碍，共产党的方针和任务，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任务等方面的情况。这样，共产国际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也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革命问题作出决议，肯定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久，任弼时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准备回国。
王稼祥回国之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季米特洛夫很关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党内团结问题。他请王稼祥转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都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而且还请王稼祥转告王明，指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王稼祥回国后，在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如实地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讲话。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犹如收缴了王明的尚方宝剑，使他失去了依托，相反，共产国际对抗战以来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肯定和对毛泽东的支持，又有利于巩固毛泽东在中国党内的领袖地位。特别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只能帮别人的忙，而束缚自己的手脚。
到此，清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不服从中共中央决定，心怀鬼胎地要求中央把六中全会的会址移到武汉。毛泽东和中央坚决拒绝了王明的要求。六中全会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会议地点设在延安城内的一座旧教堂，这里曾经是周恩来和张学良第一次会谈的地方，因此特别引人注目。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47人云集这里，王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回到了延安。教堂外寂静无声，然而里面却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会议开始后，王稼祥再次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临别赠言，这对全会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总结报告。他科学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阐明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着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神圣职责。他指出，抗战15个月来的经验证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决的，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的，悲观论者是毫无根据的。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在实践中已经取得巨大胜利。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克服困难，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全党同志必须团结一致，认真地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使命。
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他科学分析了抗日时期统一战线的统一性与独立性、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正确关系。他说，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抗日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持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为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批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时，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那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对策。
毛泽东对战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作用作了阐明。针对王明在发言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人城市的怀疑，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情况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而且又有了今天这样的新的政党、军队和人民，完全可以在乡村坚持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之以世界的变动，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为此，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
毛泽东针对王明等人脱离中国实际的问题，告诫全党不要把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