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求抗日的，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两重性的阶级，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他们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当中的左翼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由于他们所依附的帝国主义的不同，他们的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上述情况表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会议通过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革命成败的经验，学会了从中国国情出发，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山西。
为什么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就要出师东征呢？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争论的。多数同志同意东征，但也有人担心红军主力东进后，陕北根据地可能丧失。争论的焦点在于：是以发展求巩固，还是以巩固求发展。毛泽东再次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独到的战略眼光。他在1936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
争论最后原则通过毛泽东的意见。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对外改称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下，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南，分成左路、中路、右路，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东征战役。出发前当地曾下了一场大雪。一生酷爱晶莹白雪的毛泽东伫立山坡之上，久久凝视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壮丽山河。巍峨多姿的北国风景、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使他胸中激越豪放的诗情喷涌而出，回驻地后挥笔写下了千古绝唱——《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东征的红军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共歼敌约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枪支4000余支，沉重打击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红军在20余个县宣传抗日，并新增红军约8000人，筹集大批资财，建立了一些抗日游击队。
东征期间，刘志丹在率红二十八军攻打三交镇时，英勇牺牲。毛泽东万分悲痛。后来，他在为刘志丹题词时写道：“我初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献身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东征战役的胜利，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了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尔后我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打下了基础。鉴于蒋介石调集大批中央军入晋，为避免大规模内战，5月5日，东征部队返回陕北。
5月19日，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一、十五军团及红二十八军等，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开始向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界地区挺进，进行西征战役。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原则。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打击了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红军歼敌两个团1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余人，占领了陕西西北、甘肃东部至宁夏的盐池、豫旺等城镇，开辟了纵横200余里的新根据地。西征战役不仅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扩大了苏区。7月，将原陕甘省扩大为陕甘宁省。至8月底，全部陕甘宁根据地东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达到了空前的巩固。事实证明毛泽东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原甘肃境内胜利会师。红军主力的会师，使一心致力于“剿共”事业而未能如愿的蒋介石气急败坏，遂于11月上旬，调集十几个师向北追击红军。11月17日至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协同作战，先于萌城击溃敌军一个旅，后于山城堡歼灭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及三二四旅两个团，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山城堡一战给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击，迫使敌人停止了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司令部到达陕北保安，同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会合。12月7日，组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23人为委员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改组，第一次实现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毛泽东对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和陕北红军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及军委机关等由保安迁至延安。从此，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指导中心。
为实现全党由阶级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转变，1937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根据会议精神，4月15日，党中央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中国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党的任务是：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为增强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政治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把军权看作高于党权”、“以军队来威逼中央”、“造成了中国党与苏维埃运动空前的罪恶行为”。明确指出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是党的干部战士，对他们的英勇业绩给了充分的肯定。中央决定张国焘退出红军工作，但仍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军经过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错误的批判，认清了危害，增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加强了内部的团结。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在毛泽东的统率下，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党内斗争方面连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结束了党和红军分裂的局面，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奠定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为实现党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作了铺垫。从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迅速从失败的逆境中走出来，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神圣事业。
促进三位一体西北大联合
当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时，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蒋的错处在于他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为了推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我党决定首先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西北建立局部联合抗日的局面。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是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这两支军队被蒋介石驱使“围剿”红军。在不到三个月的“围剿”中，张学良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同样，杨虎城的部队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也损失三旅之众。对此，蒋介石不仅毫无关切之意，反而乘机削弱他们。
张学良本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夺地之恨，却又替蒋介石受过，背了个“不抵抗将军”的罪名。杨虎城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并曾与共产党有过合作。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等曾在杨部任过要职。张学良、杨虎城从个人的坎坷经历中认识到，红军得到人民的拥护，有坚强的战斗力，是“围剿”不了的。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联共抗日，他们个人和部队才会有新的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他们分别积极寻找中共地下党的关系，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
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认为：“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开始于教育释放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高福源在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俘虏后，受到红军优待。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高福源自愿担负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他回到洛川，向张学良陈述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受张学良之命再赴陕北请红军代表到洛川会见张学良。1936年1月16日，回到陕北的高福源在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的陪同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紧握着高福源的手说：“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留周恩来在陕北做好东北军的工作，随后决定派李克农为红军代表同张学良谈判，并请高福源先回洛川，做好相互之间的电台联络。
在高福源返回洛川的同时，为了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早日踏上联合抗日的道路，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以公开信的方式，联名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将士书》。毛泽东在公开信中申明：“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二将军：我方代表李克农等四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起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中共中央与东北军开始了直接会谈。
李克农在二三月间先后与王以哲和张学良进行会谈，达成红军与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互不侵犯的协定，并与张学良约定：为了进一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毛泽东和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次商谈，地点以肤施（延安）为宜，时间由中共决定。谈判结束，李克农立即把会谈结果电告中央，中央完全同意洛川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并指示李克农即赴山西石楼，向正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汇报。
李克农于3月16日赶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汇报了洛川会谈的详情和张学良的要求，毛泽东等经认真研究，毅然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和李克农一道同张学良会谈。
4月9日，在延安天主教堂，周恩来与张学良正式会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当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时，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蒋的错处在于他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听完后，对他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答复。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会谈进展十分顺利，周恩来与张学良在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共同抗日等问题上，达成初步协议。这次会谈无论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改变对蒋介石的策略，都具有重要意义。
延安会谈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听了周恩来和李克农的汇报后认为，连张学良对反蒋都不能接受，如果继续坚持反蒋口号，势必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妨碍。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在东征回师通电中，不再提“反蒋”的口号，郑重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把蒋介石也放在促其觉悟之列。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9月1日，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