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春天，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直接参与领导了讨伐广东地方军阀陈炯明的这次东征。就在东征节节胜利向前推进之时，盘踞在广州地区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却叛变了革命。广东革命政府立即下令东征部队回师广州肃清叛军，保卫革命根据地。周恩来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部回师广州。途中，传来了五卅运动发生的消息。6月12日，回师部队抵达广州郊区龙眼洞，经过三天的战斗，在留守广州的铁甲车队的配合和广州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平息了这场叛乱。可以说，周恩来是带着满身的尘土硝烟投入这场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
周恩来到达广州后，正值香港、沙面两地工人酝酿大罢工，他立即同中共广东区委取得联系，并与有关同志商量组织群众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他还对游行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大游行前夕，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组织军人和学生参加群众游行。周恩来得到通知后，不仅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从学校中抽出一个营组成黄埔军校的游行队伍，并决定亲自率部参加，以鼓舞士气。这件事情后来被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知道了，他对此非常不满。
6月23日上午8时，周恩来率黄埔军校的队伍聚集到东较场开大会。会后，游行队伍以工、农、商、学、兵的次序出发。军队走在全队之后，表示军人是和平示威民众的坚强后盾。
游行队伍三人一排，周恩来和黄埔军校的官兵们手里拿着“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小旗，高呼着口号向前行进。这支整齐、雄壮的队伍给走在前面的群众很大的鼓舞。
就在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河的沙基时，驻在沙面的英军突然向毫无防备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上的外国军舰也开始炮击。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在全副武装的外国侵略者面前纷纷倒在血泊中。走在周恩来两侧同他并肩前进的两人都不幸被子弹打中而身亡了，鲜血溅到了周恩来的身上。
黄埔军校的士兵和学生们一面以人行道的石柱为依托进行还击，掩护群众撤退，一面监视着河对岸的情况。由于事起仓促，路狭人稠，无法躲避，当场死亡50多人，受重伤100多人。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士兵死难的就有23人，受伤5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沙基惨案”。后来，周恩来不止一次向邓颖超谈起当年那惊心动魄的情景，以致邓颖超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时仍记忆犹新。她曾说：“这是周恩来第一次遇到的险情。”
望着扑倒在血泊中的同胞，黄埔军校的学生士兵们不愿轻离沙基。大约下午4时左右，下起大雨来，沙面才停止射击，各医院救伤队也纷纷赶来。
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闻讯后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她见到众多的死伤者，不禁失声大哭。周恩来的眼泪这时也和着雨水顺颊而下。疯狂的屠杀，同胞的鲜血，更加深了他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1925年7月1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抗议沙基惨案的演说。31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在报告中向广大工人明确指出：“现在中国工人、农民、士兵的生活都十分痛苦，这些痛苦是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工农兵大众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大革命时期，除周恩来外，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对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也有重要建树。比如：李大钊代表党的中央局指导北方地区的工作，对开展冯玉祥国民联军的政治工作做了重要贡献。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农民讲习所，非常注意政治教育。毛泽东、苏兆征、张太雷等曾应邀到黄埔军校演讲，讲授形势、任务和政策，对开展该校的政治训练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恽代英在《党纪与军纪》一文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军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一是要明了而服从党的主义，在党的指导之下与中国民族的仇敌作战……；二是要能够有充分作战的能力，为党的主义有切实把握能够杀敌致果”。又如，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就对党代表制度问题作了重要指示。该信指出：军中党代表制度，是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产物，而要实行这一制度，以党治军，党必须是组织严密，且有无上权威。由于现在的国民党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主张国民军不设党代表，而由政治部主任负责攻治工作。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及理论探索，不仅对于提高革命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保证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后来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
瞿秋白称毛泽东是“农运王”
瞿秋白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建党初期，党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毛泽东来自农村，作为农民的儿子，虽然对农民有深切的了解，但是由于党在初期的工作重点侧重于工人运动，他首先关注的也是工人运动。当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1923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回信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
1921年8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10月，在长沙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在以后的两年里毛泽东集中精力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
1921年以后，我党在南方许多省份领导的农民运动已开始展开，少数地区兴起了农民运动，党内人士也开始了农民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特别是1921年和1922年夏出现了浙江萧山县和广东海丰县的农民运动，但毛泽东对此还不十分了解。
1923年5月，毛泽东参加中共三大，毛泽东从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实践中逐步感受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据张国焘回忆，“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当时对于彭湃的这种活动也是毫无所知的。但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太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明历代的革命和造反，每次都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意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广东这类的局面。”张国焘说：这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中共极大的贡献”。
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和大弟毛泽民、妻子杨开慧，带着年幼的岸英、岸青回到了韶山冲。他蓄着长发，身穿一件褪色的织布长袍，脚上是一双旧草鞋。
“润之回来了！”“开慧也回来了！”消息不胫而走。韶山冲的乡亲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纷纷来到上屋场，看望毛泽东一家子。
当时正是春节期间，回到几年不见的乡亲们中间，毛泽东自然是十分激动。他满怀喜悦地接待一批又一批来访的乡亲。然而，他的心情很快沉重起来。
他发现，韶山人民的生活实在是太悲惨了。地主豪绅盘剥人民，团防局长成胥生更是依仗权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农民的生活越来越难熬了。教育界也是一片乌烟瘴气，当权者只知中饱私囊。这一切，都是乡亲们在拉家常时气愤地向他诉说的。“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伴一生。”“农民头上三把刀，债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对于农民的苦难，他在少年时代就有体验，这些流传在韶山一带的歌谣，他至今仍能背诵。但是今天，当他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切的时候，他更加感到它的分量，感到自己肩上的重任。
他开始帮助乡亲们分析，为什么一年累到头，种出了粮食、棉花，自己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地主不劳动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的道理。他告诉大家，这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结果。他还用算账的办法，具体说明地主老财是怎样把农民的血汗，装进自己的腰包的。听了毛泽东的讲解，贫苦的乡亲们明白了他们所受的苦，根本不是什么命里注定的，而是军阀和地主豪绅剥削、压迫的结果，是社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
他告诉乡亲们，天下剥削压迫穷人的人是少数，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是多数。有一次，他指着身边的贫苦农民毛月秋说，像毛月秋这样地无寸土，粮无升合的穷苦人家，比韶山一带的团防局长、土豪成胥生多得多。只要穷人团结起来，就能把地主豪绅打倒。他打了一个比喻：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就折不断。
他还进一步给乡亲们讲什么是帝国主义，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用湖南军阀在英、美、日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幕后操纵下，连年混战，争权夺利的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列强正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军阀的后台老板。他还把帝国主义比作是“洋财东”，告诉农民不但要打倒地主阶级，还要打倒帝国主义。
韶山人民是敢于斗争的。1918年，贫苦农民钟志申就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成胥生的团丁。听到这件事，毛泽东十分兴奋。他对大家说：我们韶山，有个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呢？穷，但是穷得有志气。穷到什么程度呢？十户就有九户是粮无一斗，地无一寸。我说穷得有志气，像志申哥就是这样，敢于与成胥生作对，把成胥生团丁像赶疯狗一样赶跑……
毛泽东本是回家养病的，可他一踏上这块土地，一接触到农民的现实生活，他的心就无法安静，几年来的斗争，思索，使他产生了一个新的思想：把农民组织起来。
他开始离开休养的家，东奔西走，发动农民。他和开慧一起走亲串友，采用“走人家”的形式，向他们了解农村的情况。他访贫问苦，促膝谈心，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曾在安源煤矿参加罢工斗争、并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雇农毛福轩，也从安源回到韶山，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
为了使更多的人接受革命的教育，毛泽东首先办起了农民夜校。他已经从过去的实践中体会办夜校，是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好形式。当时，湖南省长赵恒惕正假惺惺地提倡平民教育，装潢门面，伪装进步。毛泽东就抓住这一合法形式，告诉毛福轩、钟志申等人，通过秘密串联，在毛氏公祠创办了韶山第一所农民夜校。杨开慧主持夜校工作，毛福轩和其他几位积极分子，有的组织农民上学，有的担任教学工作。在他们身边，还团结了一些思想进步的学校老师，参加夜校的教学工作。
贫苦的韶山人民，穷得叮当响，哪里还能上学读书呢？如今，润之、开慧一回来，就教他们识字，农民们个个喜气洋洋。起初，有的农民带来了《三字经》、《百家姓》，杨开慧亲切地告诉大家，我们夜校不念《三字经》、《百家姓》，也不学什么“上大人、也乙己”，而是学我们劳动人民用得着的知识，讲我们贫苦农民为什么受苦，应该怎么办？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暖烘烘的。
在杨开慧等人的努力下，韶山夜校办得十分红火，听课的人越来越多。不久，毛泽东在韶山地区又办起了20多所农民夜校。广大农民通过夜校的学习，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夜校里，流传着一首杨开慧教唱的盼望翻身解放的歌谣：
金花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
今天望，明天望，只望老天出太阳。
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
在发展夜校的过程中，毛泽东同时开展组织农民协会的活动。他利用夜校这个阵地，广泛接触和培养农民积极分子，通过这些积极分子四方串联，首先在韶山、银田寺一带组织起了秘密农民协会。秘密农协往往和夜校紧密联系。上夜校的农民多数参加了农协的活动，秘密农协随着夜校的扩大而发展起来。1926年12月，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大会出版的《日刊》曾以《湖南农民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定期欢迎毛润之先生》为题，介绍了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情况，说：“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面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全国群情激愤，迅速掀起了反帝怒潮。湖南各界群众，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了20万人的集会，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消息传到韶山地区，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一时机，以秘密农协为中心，组织雪耻会，提出“打倒列强，洗雪国耻”的口号。
毛泽东在斗争中很快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满腔热情，忘我工作，斗争精神很强。毛泽东决定发展一部分中共党员，以形成更有力的领导战斗的组织。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皓月当空。在毛泽东住处的楼上，钟志申、庞叔侃、毛新枚和李耿侯等几位积极分子激动地围坐在毛泽东身边，听毛泽东给他们介绍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接着毛泽东为他们举行了入党宣誓。每个新党员高高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纪律，永不叛党。”
毛泽东革命生涯中创立的第一个农村支部，就这样诞生了。韶山支部最早的党员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希望，后来都成了革命斗争的骨干，并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
毛泽东在韶山开展的农民运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成胥生派人向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密报，说毛泽东在韶山一带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赵恒惕遂即下令，逮捕毛泽东。
为了避开赵恒惕的追捕，毛泽东不得不离开韶山。从2月返乡，到8月离开，7个月以来，毛泽东拖着带病的身体，走遍家乡的山山水水。在发动和组织农民的过程中，毛泽东切切实实感受到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尤其在中国这样工人阶级数量不多且又十分分散的情况下，广袤的农村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毛泽东确信在广阔的农村会大有作为。离开湖南前，他重游留下无数青春足迹的岳麓山、橘子洲头，挥笔写下气壮山河的《沁园春·长沙》一词，重温少年时代立下的大志，一展投身革命洪流的情怀：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